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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应用“赖利夫妇模式”的理论范式和问卷调查法,对兰州大学研究生群体的跨地域文化交往进行实证性研究.力图探寻由于互联网的发展而造成的传统交往模式的改变,对于研究生群体理解不同地域族群的文化以及其人际交往方式本身有何影响.

【关 键 词 】赖利夫妇模式 研究生 网络交往 跨文化交往

一、研究目的

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超越于工具层面的文化力量,渗透在社会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地改变了并正在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必然会对个体的人际交往方式和群体及组织的群体交往方式产生影响.

本文主要关注互联网对人际交往中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们认知、理解彼此的文化背景有何影响,旨在探寻以下问题的答案：1、当代研究生使用互联网的情况及网络在其所使用的各类媒介中居于什么地位?2、这种媒介使用情况的变化是否对其人际交往方式产生影响?3、这种交往方式的变化是否在交往对象认知、解读彼此的文化背景时产生影响?是使得彼此的了解趋于全面化、客观化,还是反而强化了所谓的“刻板印象”?①

二、研究的理论维度

(一)理论简述：

“赖利夫妇模式”是美国社会学家赖利夫妇于1959年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的传播模式,他们认为,传播过程是庞杂的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应将其放到整个社会系统中进行考察,强调传播系统与社会各个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见图1）

根据这一理论,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首先是具有人内传播的个体系统；这些个体系统相互影响,构成人际传播；而个体系统又从属于各自的群体,这样,群体系统之间又形成群体传播；而个体、群体又都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他们总是在社会中运行,因而又与总的社会系统有着互动关系.

(二)理论启发：

赖利夫妇模式对本文的启发主要在于,互联网发明前后青年人在人际交往时了解彼此文化背景方式的变化,以及人际交往方式本身的变化方面.

在互联网发明之前,这种对彼此文化背景的认知、理解主要有两个来源：

1、初级群体：主要是家庭、邻里,即父母亲友的言传身教对儿童基本的认知和行为方式的影响.这一时期,儿童的讯息主要来源于其最信任的父辈,因而这种影响是最基础的,也是最根深蒂固的,直接影响人们长大后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这一阶段主要发生在幼年和童年时期.②

2、次级群体：发生在儿童阶段晚期并持续到成年期,此时,人们获取讯息的渠道和影响其认知及行为方式的因素多样化,学校、同侪群体、组织以及大众媒体比起家庭显示出更重要的力量.③其中,尤以大众媒体为甚,在跨文化传播中,人们对于自己不熟悉的文化,一般都是通过大众媒介来进行了解,尤其是电视这一融合了视觉和听觉效力、冲击感很强的媒体,所以,这种认知和理解往往是很片面的.

但是,互联网的出现,使得这种情况开始变化.

在互联网上,信息的传播具有以下特点：多对多传播使得信息可检验性增强、透明度增强；无边界传播导致统一的中心信息源消失、受者摆脱传播链下游的被动地位；即时性传播使得时间空间瞬间被跨越、时效性空前加强等.这些特点对人际交往影响深远,人们获取信息渠道的增加使得大众媒体无法继续控制信息的唯一来源,理论上人们对彼此文化背景的了解应更全面和客观.人际交往方式也突破了传统的面对面方式,更趋于多样化.

三、研究方法

(一)资料收集方法

本文采用定量研究中的问卷调查法.

1.调查对象：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是兰州大学在读研究生.

选择这一群体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研究生这一群体经过多年的学习和实践,其文化特征已基本定型,趋于稳定,因而具有研究的可能性.第二,由于这一群体学习和生活方式的特殊性,传统的面对面人际交往较少,因而互联网对其的影响可能要比其他群体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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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抽样方法：本文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

本调查按文、医、理、工、艺术及体育五类学科,随机抽取100名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99份.其中,男生42人,女生57人；研一学生69人,研二23人,研三7人；文科学生53人,理科25人,工科7人,艺术或体育1人,医科13人；家庭所在地是省会城市和地级市的学生48人,县城或县级市的23人,农村的28人.此外,所在地域文化圈是黄河流域文化圈的人数最多,占总数的47.5%；其次为青海风俗文化圈,占总数的20.2%；再次为东北风俗文化圈,占总数的12.1%.④

(二)资料分析方法

本调查使用SPSSl1.5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四、调查数据与分析

(一)媒介使用情况分析

1.使用频率最高的媒介

数据分析显示,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及其他五类媒介中,70.7%的人表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常使用的媒介是互联网；另外,使用频率较高的媒介是电视,占总人数的22.2%.由此可见,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代研究生接触最频繁的媒介,是其获取信息的最主要渠道.

2.公信力最高的媒介

调查数据显示,54人表示其最信任的媒介是互联网,另外45人表示其最信任的媒介是传统大众媒体,两者相差9人,差距不是很大.这表明,虽然互联网在当代研究生群体中的影响力十分巨大,但其公信力则并没有显著超越传统的大众媒体.

通过交互分析,发现来自于内陆黄河文化圈与沿海文化圈的同学,在媒介的信任感上有较大差异：前者明显更倾向于信任传统媒体,47人中有28人表示更信任传统的大众媒体,几乎为其总人数的一半；而来自长江文化圈、云贵文化圈以及闽台文化圈的同学则明显更信任互联网,11人中有9人表示更信任网络,占其总人数的81.8%.由此可见,相对保守的黄河地域文化与相对开放的沿海地域文化的确影响到青年人选择媒介的方式.

(二)媒介使用情况的变化对人际交往中理解彼此文化背景的影响分析

1.对自己所属群体文化背景的认知和理解方式

数据显示,在认知、理解自己所属群体的文化背景时,传统的信息渠道即父母师长的言传身教和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亲身体验显示出极大的力量,两者共占总人数的94.9%.

当个体处于幼年和童年期时,他对自己所属的群体的认知和理解主要源于父辈的教导,因为这一阶段的个体所能获取信息的渠道十分有限,并且对信息的鉴别能力几乎为零,所以他们对来自于其最信服的父辈的信息是坚信不疑的,即使在其长大成人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后也很难改变.

父辈生活的社会生活圈子一般比较狭小,其获取信息的渠道主要局限于家庭、单位和传统的大众媒体,对事物的认知和理解模式一旦形成一般就会固化.所以,对儿童的个性倾向、个性心理特征以及行为方式都产生一定的制约,即父辈的“刻板印象”一般也容易“遗传”给儿童.⑤

2.对自己不熟悉的其他群体文化背景的认知和理解方式

数据显示,按照使用人数由大到小排列,研究生群体在了解自己不熟悉的其他群体的文化背景时,所使用的信息渠道依次为：与该群体的同学实际交往,占总人数的29.3%；大众传媒的经常性新闻报道,23.2%；影视作品,19.2%；书籍和文献资料,18.2%；互联网,8.1%.

由此可见,传统的人际交往和大众传媒对研究生群体的影响居先,而新兴的互联网虽然作为信息渠道的影响力已十分强大,但它作为真正的意义建构渠道的影响力还未充分发挥出来.

下面,本文着重探寻大众媒体所建构的“拟态环境”对人际交往的基础――理解交往对象所属的文化背景――具有什么样的影响：

本文设置了一些在大众媒体上最常见的符号,包括：沙尘暴；丝绸之路；骆驼；污染；敦煌；干旱贫困；民风淳朴；重视教育等.然后问：“当你与从未去过西北的亲友谈起西北时,在他们脑海中会浮现的情景”.结果显示,对于符号“重视教育”,竟然有99%的人表示他们的亲友不认同.但事实上,西北自古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这种传统源于儒家文化的传承.

那么,为什么竟然有99%的同学的亲友对西北地域文化形成与真实情况迥异的印象呢?这其中究竟有没有大众媒体的原因?

统计结果显示,以上与西北地域文化相关的符号意象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大众媒体,67.7%的调查对象认为这些符号意象来自于大众媒体的长期以来对西北的固化式报道.而作为新媒体的互联网对这些符号的设置作用则十分微小,只有5.1%的同学认为这些符号意象来自于互联网上的信息.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传统的大众媒体与互联网在媒介特性上存在根本性差异：大众媒体,尤以电视为甚,是一种机构传播,是以点对面式的单向传播为主,其专业化、集中性较高,由少数人控制,极少数人决定了绝大多数人接受信息的倾向及其意义构成,受信者的主动性小.

而网络传播具有交互性、个性化、匿名性、无地域性、无中央控制和多媒体化等特点.⑥因此,信息呈现高度动态性,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信源对同一事件进行检验,从而找到最符合真实情况的信息,以往由大众媒体设置的固化式符号不再具有威力.

正如心理学家利克莱德所言：“网络的功用在于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它向每个独立个体提供个人意志、个人创造性等禀性资源平台.”⑦

3.媒介使用情况的变化对人际交往方式的影响分析

互联网不仅仅是类似于传统大众媒体的认知工具之一,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同时还是一种交流工具.美国计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