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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及至二十世纪初,美国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反复之中,常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中国作为美国视野中的他者,承载了作家本人所属社会和群体的集体想象,是不断被言说和被创造的.中国女性则是他者之中的他者,其在美国作品中的形象被赋予了大量的理想化、欲望化的想象.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品之中,中田女性形象本身就是充满矛盾冲突的,更毋论与现实相较．本文拟从模式化、套话化、符号化三个方面归纳这种想象的特征.

关 键 词 ：美国；中国；他者；想象；女性形象

十八世纪末,中美两国开始有了贸易上的往来,此后,随着来华的美国人数日益增多,“中国”在美国语境之中也逐渐占有了一席之地,成为一个不断被言说和被创造的异国形象.女性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而然地进入了美国注视者的视野,他们笔下陆续出现了中国女性的一系列形象.作为他者之中的他者,中国女性在美国作品中的形象被赋予了大量理想化、欲望化的想象.

一、模式化的中国女性

“这个天子之国的民族强迫女性生活在地下室般的房间里,从不让人看见、了解她们的价值所在.”① 在中

国,“有地位的女人等一生大部分光阴是在墙内度过的等她们不认识除了亲属以外的人等化妆、吸鸦片、与仆人聊天、拜访几个女友――这就是她们的生活.”②

就传教士EA.罗斯看来,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中是难以一瞥女性芳容的,尤其是上层社会的女性.不少美国作品中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明恩溥在《中国人的气质》中提到：“有一贵妇人,会数年间住于印度聂离府,其后至支那之山西省首府,告人云：予于印度,则见妇人于街市；于支那,则不见妇人于街市.”③他还在《中国乡村生活》捉到女子订婚之后“哪儿都不能去,因为那样‘不方便’.若被她未来的婆家人看见,那是比什么都可怕的事.”④

由此,中国女性在美国视野中成为了特殊的“被看者”.在美国的男权话语之下,她们固然是承载着各种欲望化的想象的特殊群体；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在美国人的想象还是在他们的现实观察之中,中国女性都是不在场的．人们甚至于“看不到任何中国女子的模糊照,即使是一个妓女的相片也看不见.”⑤她们完完全全是“隔着墙”被想象的群体,是在公共话语中缺席的主体．这个不在场直接导致了美国视野下产生的中国女性形象的“模式化”,因为这些形象不约而同都来自于父权话语模式的转述――她们的父亲、兄弟、丈夫和儿子；也因为如此,这些形象一诞生,必然是受锢于唯一的环境――家庭之中的,她们几乎未曾进入家庭以外的任何社会生活之中,甚至在家族内部也不得不保持长期的缺席状态.

如前所述,许多美国作品都提到了彼时的中国女性总是被禁锢在“地下室般的房间里”,揭示了其尴尬的社会地位和极度缺乏自由的处境；另一方面,由于缺少接触,他们想象中的中国女性形象难免具有模式化的色彩,显得趋于简单、平面而理想化.

社会学作品如此,文学作品也不例外.在赛珍珠的诸多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也多是受限于家庭身份之中的妇女群像,而非社会性别身份突出的个性化形象.在她的笔下,婚姻就是中西文化融合的手段和表征.在其所建构的种种婚姻中,女性被模式化为两种基本的性格.一种是传统型,例如《大地》中寡言屈辱的阿兰和《母亲》中同样沉默的母亲,她们是从未怀疑过男权社会里角色分配的不合理性,更毋论推翻男权价值观.另一种是开放型,如《同胞》中的玛丽梁和《分家》中的梅琳.她们兼取中西文化之长,被寄予着赛珍珠对中西文化交融的理想境界的憧憬.此外,还有在两种性格之间挣扎和游移的女性,例如《闺阁》中的吴太太.赛珍珠将其笔下的女性形象主要圈定在家庭环境中加以呈现,这就决定了这些形象最终还是无法取得性别身份的突破.她将理想型的女性定义为吸收和借鉴了西方先进文化的开明女性,意味着她始终还是没能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创作的系列女性,还是难以逃离模式化的框架,无从彰显自己独特有力的女性之美.

二、被缠足的中国女性

“女子缠足习俗有力地揭示出中国人性格中先天的特质,特别是为了达到外观上这种所谓美的标准而甘愿忍受巨大而持久的痛苦．再也没有像中国这样的非宗教习俗如此违背人类的自然本性了.”⑥

这种“所谓美的标准”曾经在西方的视野观照下受到认可,缠足的女子被看作是神秘而富含吸引力的,“因为它能产生一种美感,激发男人的保护感、刺激男人的快感和性兴奋.”⑦在早期来华的美国商人亨特眼中,她们是鞋子上有漂亮刺绣的“金百合花”⑧,詹尼弗鲁亚克将其与19世纪西方的束胸比较,认为它们之所以都能给男人带来快感是因为一种压迫美.⑨

这种对小脚之美的迷恋之风一直持续到1830年,方遭遇了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稗治文的强烈否定,他认为“中国妇女缠足等这是邪恶的做法,不仅人民的思想被歪曲了,而且她们的身体也弄得畸形了.”⑩ 此后,在美国作品中,对于中国女性缠足的形象就开始转向以批判和讽刺为主.许多作品中描述了裹脚妇女佝偻畸形的形象,如《变化中的中国入》；“在甘肃的3个地区,妇女们仍然紧贴着膝盖在室内四处爬行.她们被贬为残忍者的性工具,以取悦男人们那邪恶的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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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赛珍珠的文学作品中,缠足并未单纯地被视为一种野蛮和不可思议的风俗习惯,而是成为了女性主义者向男权申诉的悲惨史证.裹脚和放脚这一主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最典型的就是桂兰这一形象.桂兰一听到丈夫说小脚影响健康且并不美观,要她放脚的时候,感到的并不是喜悦而是惊慌.桂兰的母亲知情后痛苦地说,女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取悦丈夫,裹脚是如此,那么现在也应当为此放脚.在赛珍珠笔下,裹脚代表了传统而愚昧的中国女性,放脚则意味着西方进步观念对中国造成的正面冲击.

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并不是裹脚的女性形象如何在美国作品中得到呈现,而是需要关注这背后的一个现象：当“缠足”、“裹脚”、“三寸金莲”这类语词在美国作品的中国叙事之中以极高频率出现,成为“套话”的时候,中国妇女的脚其实已经走向了解放.其实,早在来华教士林乐知称中国女性“如仆”,而且终身“痛苦不离”,而西方女性则“女与男同”,“逸乐无穷”⑿的时候,英国教士雒魏林就在《1840~1841年度舟山医院医疗报告》中提出了不尽相同的观点：“我们丝毫不敢肯定这种行为对健康的危害如何.但是等似乎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会带来那么多痛苦.总地看来,裹脚的折磨以及其难以为人觉察的后果对健康和安逸带来的危害也许并不比西方的时尚给妇女带来的痛苦为甚.” 这类似的报告在美国视野中被自然而然地忽略了.事实上,“1901年至190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不缠足的高峰阶段”,而整整九十年之后,冯骥才的《三寸金莲》被密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