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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个人”话语曾经是“五四”时期的重要成果.但在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批评中,“个人”话语被中断了,被看成了小资产阶级的专利而被认为是最肮脏、最丑恶的东西.当时作家为了融入新体制而不得不告别个人话语,这是当时作家深层次痛苦之一.“个人”的价值还值得继续启蒙.
[关 键 词]“个人主义”；“十七年”；文学机制
[作者简介]寇鹏程,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博士后,重庆400700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1)10－0176－06
“个人主义”叙述话语是“十七年”时期文学批评领域一个惯用的否定性概念,它像一根大棒一样被挥来挥去,很多作家作品都倒在了“个人主义”的罪名之下.“个人”话语一时间成了一个噤若寒蝉的严重问题,似乎我们的价值谱系中已经没有个人的位置了,而回想“五四”时期,争取个人的自由与解放却是我们启蒙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一惊人的巨变与倒转让我们不得不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番清理与反思.
一、“五四”时期“个人”话语的辉煌
个人解放的话语曾经是“五四”时期的重要成果,一直被当作一种进步的力量.陈独秀1915年在《敬告青年》中要求青年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要保持个人的独立精神.在《偶像破坏论》中,陈独秀大声疾呼,一切宗教都是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这种破坏一切“偶像”的战斗精神曾给当时的青年极大的惊醒,促使了他们个人独立人格的觉醒.胡适当时也大力宣传西方的个人主义,要青年们“救出自己,务必努力做一个人”.他说：“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个人的自由、个人的独立成为新文化运动主将们主要的价值选择之一.“易卜生主义”在青年中风行一时,胡适回忆说,《易卜生主义》这篇文章之所以能有最大的兴奋作用和解放作用,也正因为它所提倡的个人主义在当时的确是最新鲜又最需要的.
个人解放是“五四”以来新青年最时髦、最流行的一个话语.当时许多期刊杂志的发刊宣言主要就是“自我解放”、“自我觉醒”的个人主义话语,如1919年6月8日《星期评论发刊词》这样写道：“我说,我是我的我,一切世界,都从心里的思想创造出来等我要吃,非我不能替我饱.我要着,非我不能替我暖.我要住,非我不能替我安.我就要问我,现在的世界是谁的世界我便直截了当答应是‘我的世界’.又问现在的国家是谁的国家,我也直截了当答应是‘我的国家’.”在这里.“我的我”、“我的世界”、“我的国家”,个人自我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在此表露无遗.可以说,个人的自我解放、个性的发展是“五四”时期与“科学”、“民主”精神并立的时代思潮,是那个时代的主流话语之一.是推动时代进步的力量.子君那句“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是“五四”时期个人话语的一个标志.个人、个性是“五四”文艺的一个“关 键 词”,这就难怪康白情在《新诗的我见》中归结诗人的任务时认为“只是要发展一个绝对的个性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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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年”文艺批评中“个人”的失落
而到了建国后,这种个人话语却被中断了,“个人”变成了一个千夫所指的“过街老鼠”了.任何个人话语都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变成了新时代的一个主要罪恶.“个人”在当时成了一个人人谈之色变的小资产阶级的专利,本来就很脆弱的个人话语在无数次的批判中奄奄一息,慢慢退出了价值的谱系,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周扬说：“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资产阶级很提倡个人主义”,而我们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是“战斗的关系”,所以谁要是被贴上个人主义的标签谁就要倒霉.1957年,张光年发表《个人主义与癌》《再谈个人主义与癌》等文章.把个人主义比作“癌细胞”,个人主义成了万恶之源,可见个人主义的危害是多么严重,“个人”成了一个禁区,成了人们批判文艺的一个主要“抓手”.《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每天独步海滨,还有兴致去欣赏大海,在海滩上捡贝壳,这种所谓“浪漫情调”被批判为“孤芳自赏”而“不与工农结合”.表现了浓厚的个人主义思想,自然受到了严肃的批判.而在回答卢嘉川为什么参加革命的时候,竟然说是因为不愿意自己的一生就这么平庸地毫无意义地白白过去,而不是为了人民,这当然是严重的个人主义.《青春之歌》一直被批判为宣扬“个人奋斗”,后来更是被批判“公开与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讲话》大唱反调”,被定为“反动坏书”.《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只靠一个匹马单枪的青年“英雄战士”闯入组织部来揭示我们的官僚主义,这是自命清高“脱离集体”,是典型的娜斯嘉式的个人主义“英雄战斗”,自然也受到了批判.刘绍棠的《田野落霞》里没有一个崇高的共产党员形象,这是用个人主义来看党,是反动的.《本报内部消息》中好像我们整个组织都有问题,只有那个黄佳英个人是清醒的,这都是“美化个人”、“夸大个人”而“歪曲”现实的叙述,因此“这也是一个宣扬个人主义为思想基础的作品,从集体主义的观点去看,它的毒性是很明显的.”所以个人主义叙述是当时的大敌,脱离集体,脱离群众,不走群众路线而沉溺于“个人奋斗”,这是小资产阶级专有的特点,是不允许存在的.个人主义成了“十七年”时期一个动则得咎的主要罪恶,这不禁让人感慨系之.
不仅建国后的作品纷纷受到个人主义的指责,就算是几十年前写的作品也被“算旧账”加以个人主义的罪名,比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就被评判为“一个歌颂极端个人主义者的传记,这个形象就成为一篇宣扬极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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