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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刘杲同志对编辑学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体现在为编辑学研究制定了方针,解决了编辑学的学科定位、学科定性问题,揭示了编辑学的研究对象,建立了编辑学的理论体系并不断促其完善,对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的艰苦探索,以及组织编写编辑职业资格考试教材等.
［关 键 词］刘杲编辑学研究贡献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
刘杲同志是当代著名的出版家,也是杰出的编辑学家.他思路开阔,见解深邃,对我国出版事业和出版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仅就他对编辑学研究所作的部分贡献,作一简要阐述,以期同行加以补正.
编辑学在中国是一门古老的学问.自殷商、秦汉,历经唐宋明清及至近代,它寓于校雠学、选学、训诂学等治书之学,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几个月,才从古老的学科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新的学科.但在它问世之后的30年中,研究者很少,即使有兴趣问津者,也多系于实务之研究,有理论色彩的著述为数寥寥,且多基于经验层面之作.故知者甚稀,影响亦微.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新的形势下,党和政府于1983年作出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把出版工作推到我党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地位等必须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使出版工作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决定》还具体地指出：要建立出版发行研究所,加强出版发行的科研工作.［1］《决定》极大地推动了被“文化大革命”批判和否定的出版工作的恢复和发展,激发了业者推进出版工作,加强出版科研的积极性.可是,当人们真正关注它的时候,却泛起了一阵“编辑无学”之声.正当此时,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一些著名人士,如胡乔木、钱学森等呼吁提倡研究编辑学,在高等学校试办编辑学专业,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业界和学界的学术自觉,一些有经验的老编辑和有识之士,振臂呼吁,奋起拼搏,投身于编辑学的研究和写作,终使80年代成为编辑学迅速崛起的年代.刘杲同志作为出版行政领导机关分管出版科研工作的领导,不仅一直高度重视、密切关注这方面的工作,而且率先示范,以身作则,参与其间,对学术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和工作中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判断和正确指导,及时推动了编辑学研究的发展.由于他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关怀和督促,编辑学研究蓬勃发展,中国编辑学会也及时酝酿筹建,于1992年正式挂牌成立.编辑学研究工作从此有了一个筹划和推动的机构,刘杲等一些老同志也实现了一所一会（即建立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和中国编辑学会）的心愿.现在中国编辑学会已发展成为拥有340个单位会员、425个个人会员的组织,编辑学研究成果已有120多部著作和数以万千计的论文与研究资料,在高等学校编辑学已经发展成为拥有60多个专业和近20个科研院所的学科.这种令人兴奋的局面,与最初的“编辑无学”的状况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应该说这种成就与包括刘杲同志在内的一些老领导、老同志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排除万难、坚持奋斗是分不开的,刘杲同志正是这一批老同志中的杰出代表.正是他们领导我们从“编辑无学”走到编辑有学,直到今天编辑学已基本成熟,成为具有现代学科形态的一门新兴学科.
刘杲同志对编辑学研究的重大贡献,概括说来,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为编辑学研究确立了正确的方针.他明确指出：编辑学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2］352“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方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是我国当代出版事业发展的目标,出版及其他媒体的实践经验、理论概括和发展需求,是编辑学这门学科产生发展的客观基础.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服务,这是我国当代编辑学研究的历史责任,是编辑学一切研究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编辑学安身立命的基石”.［2］370这里他阐明了编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政治方向,发展目标和理论联系实践的原则.为了学术研究更加符合实际,更加接近真理,他又强调了编辑学研究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说明“这既是对认识规律的尊重,也是对学术民主的尊重”.［2］371刘杲同志不仅阐明了编辑学研究的方针,而且指明了编辑学研究的方向.他说：要建立具有现代科学形态的成熟的编辑学,“要从研究编辑学的基本范畴、基本命题、基本规律入手,构建和完善这一学科的理论体系”.［2］370研究编辑学“要进行当代中外编辑活动的比较研究等要从研究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编辑活动入手,从建立图书、期刊编辑学入手,由个别到一般,最终建立涵盖各种传播媒体编辑活动的普通编辑学”.［2］370-371刘杲同志阐明的这个研究方针和他制订的编辑学研究发展的路线图在实际工作中的贯彻执行,对编辑学得以迅速地繁荣发展,起到了极为重大的作用.到90年代末,关于编辑学的研究著作就出版了80余部.根据刘杲同志的意见,参与研究工作的同志先集中收集相关资料,并于1998年3月,由中国编辑学会通报了《国内外若干工具书对“编辑”一词的表述》［3］27.这些“表述彼此不尽相同,但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是对稿件和资料的组织、收集、审读、选择、修改、补充、编排、设计等等等究竟怎样表述,作为科研课题还可以继续探讨.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人类的一切研究和创作的成果,要公之于众,并且为公众所享有,无不经过编辑的选择和加工,古今中外概莫能外”,［2］310这可以说是刘杲同志第一次对编辑概念的界定.
1999年1月,刘杲同志曾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编辑学研究是逐步发展,几乎从无到有,现在已经初具规模.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来之不易,令人鼓舞.但是离建立现代科学形态的编辑学理论体系好像还有相当的距离,仍须继续努力.这不奇怪,因为跟一些其他的成熟学科相比较,编辑学毕竟还太年轻.不能不看到,编辑学研究是分散进行的,而且有相当多数的研究是业余进行的.理论和方法,过程和结论多有不同,这样做的好处是充分展开,各抒己见,百舸争流,异彩纷呈”.［2］319这是他对上述方针贯彻实践以后,出现的大好形势和存在问题的分析,应该说是十分中肯的.
二、正确地解决了编辑学学科的定位问题.当编辑学研究的热潮兴起之后,首先碰到的是编辑学应如何定位.当时,它和任何一门新兴学科一样,面对的问题是众说纷纭、诸论蓬起.以定位问题来说,就有多种意见,如,（1）主张编辑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理由是举凡一切依赖载体获得传播的视听工具,都离不开编辑活动.（2）主张编辑学是一门边缘学科.理由是编辑学和许多学科互相交叉、渗透,是在边缘地带形成的一门学科.（3）认为编辑学兼有综合性和边缘性学科的特点,所以说它是一门综合性边缘学科.（4）有的说它是基础学科,理由是编辑学要探索和揭示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建立完整的适用于各种学科的编辑学的学科体系,所以说是基础学科.（5）主张编辑学是一门杂学,理由是有人把编辑说成是“杂家”,所以这个学科也应相应地称为杂学.（6）还有人认为编辑学是理论学科和应用学科兼具的二重性学科.理由是：它既要研究编辑活动的发生、发展及其相互联系的规律和理论,又要研究操作层面的工艺、技术等应用性内容,所以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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