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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杨正泉,1940年6月生,山东省肥城市城上村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先后担任编辑、记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传小组组长,国际部副主任、主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总编室主任、台长助理、副台长、台长、分党组书记.高级编辑,享受政府特别津贴.1993年调任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兼任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党组书记.著作有《我与广播》、《书刊外宣散论》等书.在他40多年经历了许多大事,也有天灾人难,可谓悲喜交加,“惊心动魄、天翻地覆”,在宣传报道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其幕后策划更是惊心动魄、鲜为人知,在中国新闻广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给人留下永久性的记忆.本刊所载内容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粉碎“四人帮”期间的新闻报道过程中杨正泉所经历的一些记忆片段.
引子
谁都清楚,在政局发生大变动时掌握宣传舆论的重要性,在中央采取粉碎“四人帮”行动的紧急关头,派耿飚和邱巍高进驻中央广播局,一夜之间控制和夺回了长期被“四人帮”篡夺了的中央电台、电视台的宣传大权.
毛泽东主席逝世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刚刚结束,1976年10月6日晚8时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在这历史发展的紧急关头,在这场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决战中,作为国家电台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经受了一次严峻的政治考验.
决战时刻耿飚来到广播局
1976年10月6日晚7时左右,秋天的夜幕已经降临,有几位未经打招呼的不速之客走进北京复兴门外的广播大楼,径直走进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的办公室.来人中为首的是中联部部长耿飚.他的突然到来,是执行一项重大的、紧急的、特殊的使命.一年后的1977年10月18日,耿飚谈到这一使命的时候说,1976年10月6日抓了“四人帮”,“是下午8点零5分抓完,我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到电台来是晚上7点多,不到8点.”耿飚回顾当时接受任务的情况时说：“叶剑英元帅在粉碎‘四人帮’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我去接受任务的时候,叶帅就坐在一个高凳子上等着,中央领导亲自交代任务.”后来,耿飚在他的回忆录里的《春风又绿中华》一章中,谈到他接受任务时的情景.他说：“华国锋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中央电台是党和国家的要害单位,一向戒备森严,负责警备任务的是北京卫戍区部队,邱巍高是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他的参与,一是可以不经事先打招呼直接进入广播局,二是可以随时调动广播局的警卫部队.
耿飚在回顾那天晚上进驻情况时说：那天晚上,他们在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他带了10名.“我们一进广播电台的大门,就直到局长邓岗同志的办公室.邓岗同志正在办公,一看我们去了,他莫名其妙.我们是认识的,但他不知道我来是干什么的,怔住了.我说是奉命到这里来的,为加强对广播电台的领导.我把华主席的信给他看.大约三分钟的工夫,邓岗同志没有说话,大概考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说,你如果想给姚文元打也可以.他说没有必要了,不必了.随后,便召集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和局领导开会.”在这紧急关头,短短的三分钟,邓岗经受住了政治考验.
当然,对于这一切,当时我只是中央电台主管宣传的副台长,自然无从知道,只能从当事者的回顾中得知.后来看到一些粉碎“四人帮”揭秘的文章,对这段历史众说不一.1990年12月24日在庆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建台50周年的联欢会上,我见到耿飚同志问起这段情况.他说,他的记忆是准确的.
现在来回顾当时的情况是轻松的,可是在1976年的10月6日晚,中央电台的气氛异常紧张.自“文革”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晚上到办公室学习、工作、开会、聊天,彼此打听些小道消息.6日晚这异样的变化使得有新闻敏感的广播编辑、记者更为敏感了,使得不平静的广播大楼更为不平静了.自从这些“不速之客”进局以后,局长办公室的外屋穿军大衣的人不断增多了,不一会又搬来了被褥,看来是要在这里“安营扎寨”了.随之而来的是警卫战士频繁调动,增设了岗哨,增加了值勤人员,而且是全副武装.我在电台工作多年从未见过这种阵势.“文革”中人们对政治问题非常敏感,善于察言观色,又何况1976年发生的大事又太多了.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悲痛气氛还笼罩在大家心头,许多人在思考着中国的未来.正是在这种时候发生了这种变化,自然会跟某些重大问题联系起来.人们在窃窃私语：“一定是发生了大事！”
为了探个明白,也是责任心所驱使,我赶紧向中央电台的节目传送间走去.节目传送间在广播大楼的第四层,是中央电台播送节目的前哨阵地,也是电台的机要重地,所有节目都要从这里传送到发射台.一路上,气氛格外紧张,一道又一道地严格检查证件,除了固定岗哨,又增加了流动巡逻人员.在节目传送间门口增设了岗哨,直播室门口有两位持枪战士分列两旁,明晃晃的刺刀在灯光中闪烁,电台从来没有过这种阵势！据后来耿飚回忆说：“邱巍高到广播局后作了四项布置：第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部门,如直播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了岗哨和验证；第二是保持电台秩序的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第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第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
“文革”前,中央电台的新闻节目实行直播.“文革”开始以后,为“增强阶级斗争观念,防止敌人破坏,保证安全播出”,陈伯达一声令下,统统把直播改为录音播出.从此,中央台的直播室已经“铁将军”把门多年了.记得有一次为赶播一份外交声明,因为录音播出而延误了播出时间,周恩来总理曾经批评“为什么不可以直播呢”,但终究没有直播过.时间久了,人们对直播和直播室的观念就淡忘了,一些年青人还不知道直播为何事.但是,这天晚上却格外不同,不仅增派持枪战士守卫,不一会儿,中联部副部长冯铉、张香山急急忙忙来到直播室,坐在直播室门旁的沙发上寸步不离.然后把我叫去吩咐,赶快把直播室的钥匙找来,交给他们.他们在直播室门前坐等.直播室的钥匙由专人保管.当时,两把钥匙分放两处,因为长期不用,不知道在谁的手里,我前后追找了半个小时才找齐上交.他们接过钥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看到这种情景,我确信发生了大事,而且不是一般的大事.电台是党和国家的要害的舆论机关.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许多国家在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刻,都要设法严格控制或争夺电台,这种事屡见不鲜,自然共产党人不会不懂.曾经有人提出过疑问,这是不是发生了“政变”而控制电台当然不是.我们的国家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始终掌握在党中央的手里,只是宣传舆论的领导权一时被“四人帮”所把持,现在是要从他们的手中夺回来.正如耿飚所说,中央不是对电台和电台的工作人员不信任,而是因为过去是姚文元抓意识形态、抓舆论,中央担心在这个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历史时刻,一旦“四人帮”有所觉察,哪一个漏掉了,走漏了消息,“四人帮”的余党或者亲信把持了电台,就会出大乱子,其后果不堪设想.耿飚后来回忆说：“新闻舆论长期受‘四人帮’严密控制,他们经营了十来年,会不会跳出几个亡命徒来我个人的安危生死事小,万一电台、电视台出了事,其传播速度和范围比报纸要快、要远,就将迅速波及到全国,影响到国外,从而打乱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所以,在采取抓“四人帮”的行动时,要把电台、电视台控制住,避免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
当时的接管是顺利的,但气氛异常紧张.耿飚回忆说,当晚他和邓岗没有回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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