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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失,造成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经济损失估算为1200亿元.（丛进著《曲折发展的岁月》,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页）1961年全国征购粮食720亿斤,中央上调60亿～70亿斤.9月庐山会议时,中央与各中央局协商,决定第四季度上调粮食32亿斤,到11月中旬各地上缴中央的粮食只完成20%多一点.（1961年11月23日《中央关于抓紧完成第四季度粮食调出任务的紧急通知》）京、津、沪三大城市随时面临断粮的危险.

1961年11月12日晚,毛泽东根据邓小平关于召开一个地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解决粮食征购问题的提议,决定召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把过去几年的工作总结一下.会议搞10天,大会套小会.11月16日,中央下发会议通知,其中要求“中等城市党委二人（第一书记和工业书记）”参加会议.

安徽省蚌埠市属于中等城市,马骞时任蚌埠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分管工业,接到了参加会议的通知.

“大跃进”以来,由于中共安徽省委工作的重大失误,全省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出现了严重困难,病、饿、逃、荒、死的问题十分严重.

马骞任职的蚌埠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58年开始下降,至1961年的4年间,平均每年出生人数由过去的万人以上降至5457人,死亡人数由过去的每年2000多人上升到4000多人.1960年总死亡人数10746人,死亡率高达25.81‰.这一年安徽死亡率高达68.6‰,名列全国第一.（《安徽省志――公安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页）

蚌埠地区凤阳县是马骞的老家,全县人口总数1958年370710人；1959年364136人；1960年306543人；1961年291958人.1961年比1958年减少了78752人.（《凤阳县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

蚌埠地区定远县老瞿村,1959年春,公共食堂每天向村民供粮0.6公斤；到5月降为0.25公斤；到11月降为0.1公斤；到年底食堂因断粮而停伙53天,全村198人中有101人饿死.（陈意新著《困难时期安徽农民的生存问题》）

马骞的哥哥和弟弟饿得没办法,到蚌埠找马骞讨口饭吃.下了火车,兄弟俩饿得走不动,只好拦了辆黄包车.然而这也没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哥哥刚到家就咽气了.

马骞老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姓杨,村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杨驴子”,此人在“反瞒产私分”运动中,表现极其蛮横.到老百姓家里搜粮食,用步枪的探条在地上捅,一点点粮食都能搜出来.农民的锅灶被全部扒掉,食堂又吃不饱,有些农民实在饿得扛不住,在家里煮点瓜菜充饥.“杨驴子”晚上在山坡上望,看见哪家生火冒烟,马上带村干部过去检查,没收粮食和锅碗瓢勺.

马骞给弟弟送了一个兔子笼,里面有一个隔层,藏了几斤粮食,实在饿得受不了时煮点稀饭充饥,幸好没有被抓住.后来马骞又想方设法从蚌埠市豆制品厂搞到一些豆腐渣,用船送到凤阳县,准备送给家乡的饥民吃,县领导却打肿脸充胖子说,粮食都吃不完,豆腐渣给谁吃?没办法只好又运回来.

蚌埠市区的情况要比农村好得多,职工每人每月口粮标准27斤,规定要向灾区捐献3斤,实际供应24斤,而且还要搭配一半粗杂粮,妇女、儿童和老人相应减少.由于吃不饱,营养不良,马骞浮肿,腿上一摁一个坑.

从1959年开始,中央和中央监委陆续收到大量关于安徽饿死人的人民来信.1960年11月,中央监委候补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纲率检查组来安徽调查饿死人的问题,他深入到凤阳县,了解和掌握了饿死人的真相.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对此大为不满,指使安徽省委监委书记曾庆梅、蚌埠行署专员单劲之告反状,联名给中央发了《王维纲到凤阳调查非正常死亡》的电报.中央接到电报后,通知调查组回京.

1960年12月28日到1961年1月3日,中央监委召开常委会,听取赴安徽检查组的汇报.列席会议的曾庆梅、单劲之受到严肃批评.尽管如此,曾希圣仍然坚持认为中央检查组反映的情况不实,极力封锁消息,掩盖饿死人的真相,安徽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王从吾传》,中国方正出版社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