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类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背景相关毕业设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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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奉宋英宗和宋神宗之命编撰的一部编年体通史.由司马光本人担任主编,在刘、刘恕和范祖禹的协助下,历时19年而编撰完成.全书分为294卷,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截止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按照时间顺序记载了共16朝1362年的历史.

一、司马光的早年经历

司马光（1019―1086年）,北宋著名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其父司马池,宋真宗时进士及第,历任永宁县主簿、光山县令及凤翔府、杭州、晋州等地方长官,颇受好评.其事迹载于《宋史》卷298《司马池传》.司马光生于河南光山,字君实,自号迂夫,晚年号迂叟.祖籍陕州夏县（治今山西夏县）涑水乡,后人称“涑水先生”.宋哲宗元元年（1086年）,68岁的司马光在宰相任上去世,获赠爵号“温国公”,谥号为“文正”,故后世称之为“司马温公”和“司马文正公”.司马光的事迹,主要见于《宋史》卷336《司马光传》,以及苏轼撰写的《司马温公行状》.

司马光是一个早慧之人,儿童时代的砸缸故事,见于惠洪（1071―1128年）所著《冷斋夜话》等宋人笔记,也被《宋史司马光传》收录.据说在北宋末年,东京开封和洛阳等地就流行着《小儿击瓮图》,以表彰其事.据苏轼撰《行状》记载,“公自儿童,凛然如成人.七岁闻讲《左氏春秋》,大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义.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年十五,书无所不通.文辞醇深,有西汉风”.《春秋》三传中的《左传》,是分量最重的经书之一,还特别讲究微言大义,七八岁的儿童听讲之后即能“了其大义”,若非夸张,实在是不简单.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20岁,中进士甲科,以奉礼郎任华州判官.不久,其父调往杭州任官,于是司马光申请改签苏州判官事,以就近照顾双亲.宝元二年（1039年）到庆历元年（1041年）,司马光的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他连续服丧五年,不任官职,潜心读书,撰写了多篇史论文章,如《十哲论》《四豪论》和《贾生论》.庆历四年（1044年）,司马光服丧期满,皇帝下敕回复其官职,这份命令文书的起草人是时任右正言知制诰的欧阳修.司马光时年26岁,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先后担任了地方的佐官和县令.从庆历三年（1043年）开始,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主持了“庆历新政”,严厉惩治地方官员的腐败,进行政治改革.从庆历四年下半年开始,改革派逐渐被打压.任职于地方的司马光在朝廷政治中还没有多少发言权,但他未放弃对政治的关心,大量阅读经史,并撰写了《机权论》《才德论》《廉颇论》《河间献王赞》等十几篇史论.其中有一些史论和政论文章,后来经过修改被用到了《资治通鉴》的评论“臣光曰”之中,《才德论》即是一例.

庆历六年（1046年）,司马光奉调进京,一直到宋仁宗的末年,十多年间司马光担任的职务主要集中在文化学术岗位上,如任兼国子监直讲、馆阁校勘、史馆检讨、集贤殿校书、直秘阁等.这些职位的历练,对司马光的学术积累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仁宗时期的司马光尽管写了许多文章,但基本属于个人积累,在政治上发挥重大影响的,只有劝仁宗确立接班人一事.宋仁宗老年无子,至和三年（1056年,九月改元嘉）春,仁宗因病数月不能上朝,皇位继承问题再次紧迫地被提出来.不少朝中重臣先后上奏,建议定立皇储.司马光此时在并州（治阳曲县,今山西太原市）任通判,连上三篇奏状,请仁宗早建皇储,以安天下.到了嘉六年（1061年）,司马光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开始了其谏官生涯.在谏官的位置上,司马光再次提出立储问题,并积极争取宰相的支持.这个建议起到了关键作用,仁宗将侄儿宗实立为皇子,即后来的宋英宗（即位后改名赵曙）.皇位继承问题因此得以解决.后来欧阳修在给宋神宗推荐司马光的札子中,还特别提及此事,说司马光“于国有功为不浅矣,可谓社稷之臣也”.

进士及第后的20多年里,司马光一边做官,一边读书著述,既没有放弃对现实政治的关心,也没有卷入到高层政治的漩涡之中,这就使得他有一个良好的政治历练和学术积累.早慧而不过早地成名,对于司马光后来的学术成就、个人声望和政治作为,都是大有裨益的.而司马光本人很看重学术的长期积累和人生的历久沉淀,反对急功近利.他自号迂夫,晚年号迂叟,并著《释迂》一文以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

担任谏官之后,司马光开始活跃于朝廷政治舞台.从仁宗嘉六年（1061年）一直到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在长达5年的谏官生涯中,司马光直谏敢言,针对当时许多现实问题包括朝廷重要的人事任命进行批评,所以欧阳修在《荐司马光札子》中说他“久司谏诤,谠言嘉话,著在两朝”.例如,英宗要任命皇太后曹氏胞弟曹佾（即传说中八仙之一的曹国舅的原型）担任宰相,司马光就公开上疏表示反对.英宗要给大宦官任守忠升官,司马光却上疏坚决抵制,指斥其为“国之大贼,民之巨蠹,乞斩于都市”（《宋史》卷468《宦者任守忠传》）.在宰相韩琦、欧阳修等人的支持下,任守忠被贬.又如,英宗被立为继承人后相与亲近的王广渊,在英宗即位后受到重用,要被任命为直集贤院.司马光上疏论其奸邪,告诫皇帝不可亲近如此小人.他引用历史上的典故说,汉代的卫绾因为不陪着太子饮酒,所以汉景帝特别看重他.后周时的张美因为私下将公钱给周世宗,所以周世宗很鄙薄他.而王广渊在陛下被立为太子后,百般巴结,私自托于陛下,岂忠臣哉?重用这种人,将何以激励人臣守节?再如,治平二年（1065年）九月,司马光上《言张方平札子》（见《传家集》）,针对朝廷用翰林学士张方平为参知政事,明确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方平文章之外,更无他长,奸邪贪狠,众所共知”.如此指名道姓,直接反对朝廷的人事任命,在宋朝的台谏官员中并不奇怪,但司马光却是其中最为突出的谏官之一.尽管英宗没有听取他的意见,但这些言论使得司马光开始变得声名显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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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修《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参与政治的一种特殊方式

英宗对司马光既有感恩也非常赏识,没有因为这些不同意见而疏远他.治平二年（1065年）,英宗任命司马光为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为皇帝讲读经史.这是一个接近皇帝的要职,对中枢决策能够发挥重大影响.而司马光考虑通过历史来影响皇帝的方式参与到最高层政治之中.司马光还在仁宗时期就计划写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对于这样一部史书的编撰做了大量准备.他乘机将一部八卷本《通志》进呈与英宗,此书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讫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就是后来成书的《资治通鉴》的前八卷.这部书引起了英宗的重视.次年四月,英宗下令在崇文院设立书局,由司马光自行选择协修人员,编辑一部《历代君臣事迹》.48岁的司马光,因此走上了实现少年理想、成为伟大历史学家的人生道路.英宗为司马光置局修书的决定,是在司马光担任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为皇帝讲读经史的背景下做出的.无论对于英宗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