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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王朝的灭亡总有着若干或同或异的原因,如秦亡于暴政,汉唐明皆曾苦于阉宦专擅,史家亦云“宋亡于儒,元亡于吏”,然则大清王朝之亡其因何在呢?其所面对的内忧外患固然空前,论者向以清廷腐败一言蔽之,但腐败也并非清朝专属,此说盖有泛泛之嫌.窥一斑而知全豹,治史者当从细微处审视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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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祸从口出”,其意本为因言获罪,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口腹之欲也会带来麻烦.如果一个人因为“好一口”走上歧途,也不过祸及其身;但如果一个政权的胃口出了问题,江山可能就有点摇晃了.
谓予不信?有史为证!
其实,无论是“王谢堂前”还是“寻常百姓家”,鸡蛋都是一种常规食材.“鸡蛋”又名鸡子、鸡卵,《山海经》《汉书》中均有记载.是母鸡所产的卵,富含各类营养,是人类常食用的食品之一.
但如果翻开大清朝的历史边角,隐约可见鸡蛋非同寻常的身影.
近人徐珂所编《清稗类钞》皇皇48册92类,其中“饮食类”、“豪侈类”让我们得以了解大清时酒食征逐之繁盛,至晚清时此风更盛,史载“光绪季年,京曹官风尚豪侈,即以饮馔言之,无不罗列珍错,食前方丈”.
“康乾盛世”可谓大清历史上的辉煌一页,但就在乾隆朝时有关鸡蛋的一则趣闻,则让人们提前嗅到了王朝坍塌的气息.据说,乾隆帝有一次召见大学士汪由敦时,温语相问:“卿昧爽趋朝,在家曾吃点心否?”这对于乾隆帝来说,自然也是一种笼络大臣以示关心的一种客套话而已,和今天中国人相遇就说“你吃了没”如出一辙.汪由敦说:“臣家贫,晨餐不过鸡蛋四枚而已.”汪由敦的回答却让乾隆帝愕然变色:“鸡蛋一枚需十金,四枚则四十金矣.朕尚不敢如此纵欲,卿乃自言贫乎?”原来负责皇上膳食事务的内务府提供的账目上,当时一个鸡蛋要十两白银,难怪乾隆对汪由敦老是哭穷却如此“奢侈纵欲”有点莫名惊诧了.
汪由敦对乾隆帝的问话大惊失色,知道自己无意中戳穿了“盛世”背后的猫腻,内务府是京师中旗人的优差,其中负责宦官和宫中事务的五品郎中一年就有二百万两的“灰色收入”,这帮人因其身份地位的特殊性,即使汪由敦这样的大学士也不敢轻易得罪.汪由敦急中生智,赶紧向乾隆帝解释,说自己吃的鸡蛋都是外面所卖的残破不堪的,很便宜,每个仅几文钱,和皇上吃的“特供”鸡蛋不可相提并论.汪由敦的一番话,既满足了乾隆帝的“面子”,又没得罪那帮惹不起的内务府官员,一场风波由此烟消云散,但王朝腐败的气息却从中悄然滋生.
需要说明的是,汪由敦在乾隆朝时担任大学士是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汪由敦卒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此事的发生当在这十年左右,意味着这时的乾隆既不是易于糊弄的懵懂幼帝,也不是老眼昏花的暮年天子,而是在而立不惑之际春秋正盛的时候,但他对内务府雁过拔毛的腐败行径却一无所知,居然也就相信了汪由敦临时编出的瞎话,看来这位自诩“十全老人”的盛世明君也不过是个经不住“忽悠”的“冤大头”.
以节俭闻名的道光帝一次偶问曹振镛裤子补丁价格,曹对以三两,道光大怒,立即召来内务府官员痛斥一番.原来他此前一补丁耗费上千两,内务府官员辩解后,道光决定此后衣服缝补由宫中后妃进行.其后再问曹鸡蛋价格时,曹死活也不说了,怕得罪内务府,还怕道光在宫中再搞个养鸡场.
类似的荒唐在晚清仍在不断上演.
一次,光绪帝和帝师翁同闲聊,他知道翁是江苏常熟人,就问:“南方肴馔极佳,师傅何所食?”翁同就说经常吃鸡蛋,光绪帝的脸上重现了先祖乾隆帝类似的惊诧表情.原来,光绪帝用膳时的鸡蛋报价是四两白银一个,因为价高,平时并不常备.
从乾隆时的十两一个,到光绪时的四两一个,如果考虑到货币贬值的因素,似乎并无多大问题,但内务府的习惯性“揩油”却顽强地得到了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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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承平时期的鸡蛋只是贵了点,王朝落难时则更显得弥足珍贵了.八国联军打到北京城下时,慈禧太后携光绪帝等仓皇“西狩”.清人佚名的《西巡回銮始末》中的“两宫西狩记”记载,慈禧太后等人逃到怀来时,对前来迎驾的怀来知县吴永拍桌大呼,让快上点吃的,原来慈禧太后离京两天就喝了点小米粥,吃了仨鸡蛋,饿得不行了.当事人吴永在后来的口述《庚子西狩丛谈》中也提到,说自己在榆林堡接驾时,李莲英告诉他老佛爷特别想吃鸡蛋,吴永好不容易在镇上找到5个鸡蛋,亲自煮熟后进呈,老佛爷很不顾形象地吃了3个,光绪帝吃了两个,其他人就只能在一旁干咽口水了.不过,吴永的鸡蛋很快就有了回报,从接驾开始的五天内,他迅速由原来正七品的怀来知县飙升到从四品的知府,5个鸡蛋,五天之内,连升五级,这在历史上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
当慈禧太后一行终于逃到西安后,最初带来的恐慌很快就被得过且过的享乐思想所取代,随后赶来护驾勤王的官兵如同蝗虫过境,将西安的物价迅速哄抬起来.史载当时鸡蛋要三十四文一个,将通胀因素排除在外,约相当于今天人民币近11元一个.难怪岑春煊为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制定每天二百多两的膳食标准时,老佛爷很体贴地说:“向来在京膳费,何止数倍!今可谓省用.”并且嘱咐太监,今后“不必多办菜,从前御筵一百余种,皇上不过食一二品而已”.
经历“西狩”之苦的慈禧似乎知道了节约,却浑然忘记了这正是当年宫中日耗四万两的奢华带来的必然结果.据康有为的调查,宫中费用几乎是三七开的例规,三成为实际费用,七成均为层层分割,而且这三成也未必就能保障,据说内务府为慈禧太后看戏搭建的一个防雨凉棚就报销了三十万两,其实即使按三七开的比例来算,一个防雨凉棚可能再贵也用不了九万两白银.
当然,也有有心人看出了内务府的积弊,清人陈康祺在《郎潜纪闻初笔》中就曾感慨道:“内务府堂郎中,皆视为脂膏窟泽,相沿积习,几无一洗手奉公之人.有心国计者,倘能奏请裁汰内府冗员,凡宫中岁费,定为常经,按季由户部承应,则亦慎重度支之一端也.”不过内务府却是伴随大清王朝的灭亡才真正裁撤掉了,倒也应验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说法.
宫廷的奢糜之风必然会带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