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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 要：敦煌《诗经》写本的发现为《诗经》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从1911年刘师培发表两篇关于敦煌本《诗经》的提要始,一百年来,共有三十多位学者发表了七十多篇论著,本文从《毛诗》写本的研究与《毛诗音》写本的研究两个方面做了全面的梳理,展示了一百年来学术界对敦煌《诗经》写本的研究历程,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做了一些思考.
关 键 词：敦煌；诗经；百年；研究
中图分类号：G2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14）01-0068-10
《诗经》是我国先秦时编成的诗歌总集,早在汉朝,就已列位“五经”.历代阐释之作品,不可胜数.特别是清代,朴学大兴,清儒的《诗经》研究成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顶峰,传统文献中的材料已被搜罗殆遍,若无新材料的发现,已达不可逾越之境.
1900年,在中国西北敦煌莫高窟第17窟中发现了大量六朝至北宋的写本,其中也有数十件《诗经》写本,因而很早就引起了学界的注意.据笔者所见,从1911年刘师培发表两篇关于敦煌本《诗经》的提要始,一百年来,共有三十多位学者发表了七十多篇论著,这还不包括在研究中利用到《诗经》写本的论著.
敦煌所见《诗经》写本,包括《毛诗》白文、毛传郑笺本、正义本、佚名注本及《毛诗音》,所据文本全部是《毛诗故训传》.但其中的《毛诗音》写卷,并非纯粹的对《毛诗》经文之注本,而是一种对毛公作传郑玄作笺的《诗经》文本所作的摘字注音本,有它本身的特殊性,因而单独将它立为一个专题,而将其他的《毛诗》写本（经文及注疏）作为一个专题论述.
一《毛诗》写本的研究
1909年7月,伯希和在北京将随身所带写卷给罗振玉观摩[1],罗氏即于9月在《东方杂志》第6卷第10期上发表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记载了他在伯希和寓所目睹之写卷及伯氏已寄回法国诸写卷之部分目录,提到《诗经》写卷两种,其中《邶柏舟故训传》残卷乃罗氏亲眼所见,故他又于《莫高窟石室秘录》中云：“《鄁柏舟故训传》,郑注.案陆德明《释文》‘邶,本作鄁’,汉《衡方碑》‘感背人之凯风’,字又作‘背’.此本作‘鄁’,知是六朝古本.”[2]案罗氏所见即P.2529,“世”字或缺笔,“民”或改作“人”或缺笔,乃是唐写本,非六朝古本.此盖罗氏匆匆展阅,未及细审之故也①.罗氏之语极简略,尚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论文.
关于敦煌本《诗经》最早的研究论文,当推刘师培于1911年发表的《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一文中的两篇《诗经》写卷提要——《毛诗诂训传国风残卷》（P.2529）、《毛诗诂训传鄁风残卷》（P.2538）②.刘氏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项：（1）详细描述写卷的概貌,包括行数、起讫、篇题.（2）据讳字考定抄写时代.（3）将写卷与《唐石经》、陆德明《经典释文》、孔颖达《毛诗正义》及古籍引《诗》相比勘,进行文字校正.（4）评定写卷价值.（5）对勘两写卷的重合之处,认为两者非据同一底本抄录.其中第三项的研究,颇得后人称道③.
1917年,罗振玉出版《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影印《诗经》写卷5件——P.2506、P.2514、P.2529、P.2538、P.2570,并撰《敦煌本毛诗诂训传残卷跋》；1924年6月,罗振玉撰《诗豳风残卷跋》,对英国所藏S.134《豳风》残卷做了简单的介绍[3],又于1925年5月将录文刊入《敦煌石室碎金》[4].1929年,保之（陈邦怀）在上海神州国光社的《艺观》第3期发表《敦煌本毛诗豳风七月残卷跋》,根据罗振玉的录文,取《唐石经》、宋巾箱本、阮刻本《毛诗注疏》及卢文弨刻《经典释文》对勘,列举可正今本者七条.1929年,罗振玉又撰《敦煌古写本毛诗校记》[5],校录了P.2529、P.2514、P.2570、P.2506四种写卷,并在跋文中概括写卷优点有四：（1）异文.有可刊订今本者,有与今本不同而与《释文》相同或与《释文》所载或本相同者.（2）语助.传笺中句末多有语助,多与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中所载古本相合.（3）章句.段玉裁据《正义》,移章句于篇前.而此诸卷,章句皆在篇后,知段氏误也.（4）卷数.段玉裁据《汉书·艺文志》定《毛诗故训传》为30卷,而此诸写卷,分卷与《唐石经》、《隋书·经籍志》相合,知《毛诗故训传》分20卷,六朝即已如此.
1932年,小岛祐马据其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见,发表《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所见录》,介绍了P.2669写卷,并与阮刻本对勘,撰有异文校记[6].
1934年,姜亮夫在巴黎阅览敦煌写卷,他收集的《诗经》写卷,反映在《敦煌本毛诗传笺校录》一文中,该文虽于1962年成稿,1987年发表[7],但其材料却是1934年在巴黎所录.该文为P.2529、P.2538、P.2570、P.2978、P.2506、P.2514、P.2669共7种残卷撰写了叙录,并与阮刻本对勘,做了异文校录.
1944年8月,敦煌艺术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在莫高窟中寺后园的土地庙残塑体内发现了北魏写本《毛诗》、《孝经》、帐历、北朝幢将名簿等共七十多件,编成68号.苏莹辉《记本所新发见北魏写经（附目）》、向达《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六朝残经》二文有土地庙遗书的发现及其情况的详细介绍{1}.苏莹辉在1944年12月与1945年2月连续发表《敦煌新出写本毛诗残页校后记》（兰州《西北日报》1944年12月26日）、《敦煌新出写本毛诗孝经合考》（《东方杂志（渝版）》41卷3号第47—53页,1945年2月）两篇论文.据卷中注文有与《郑笺》相似者,亦有与《正义》所引王肃注相近者,疑其为《隋书·经籍志》所载南朝梁时郑玄、王肃合注本《毛诗》之残卷.1961年又在《孔孟学报》第1期发表《从敦煌北魏写本论诗序真伪及孝经要义》一文,进一步论定写卷为王肃《毛诗注》残卷{2}.该卷原藏敦煌艺术研究所,据沙知先生说,1951年在北京举办敦煌文物展览以后,此卷转归故宫博物院保管{3},故我在《敦煌经籍叙录》中,将此卷定名为“故宫本《毛诗注（小雅巧言、何人斯）》”.2010年6月,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召开的“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教授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王素发表《敦煌土地庙发现的〈诗经注〉残卷——读〈王重民向达所摄敦煌西域文献照片合集〉札记之一》一文{4},该文主要谈了两点：（1）残卷并不在故宫博物院,可能在中国历史博物馆.（2）残卷非王肃《毛诗注》,而是佚名《韩诗注》,理由是魏晋时,《齐诗》、《鲁诗》先后亡佚,唯《韩诗》尚存,故此应是《韩诗注》.笔者认为王说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而且此残卷中,《何人斯》篇有小序,与传本毛序基本相同,既有毛序,可见是《毛诗》而不可能是《韩诗》.所以此为《毛诗注》的说法仍不可破,只是尚无材料证明其为何人所作而已.傅振伦据北平图书馆所藏照片,对法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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