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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2年的文艺学研究看上去似乎波澜不惊,并没有如前些年一样高度集中地、持续性的研究热点.但在围绕文艺学向前发展的几个基本问题上,文艺学研究者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探索.2012年文艺学研究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文艺学研究的几大关键领域,如文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论、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以及对新的文学现实（视觉图像和新媒体文学）的关注中,研究者表达了对“接地性”、“及物的”以及与具有相同价值取向的“本土的”、“中国的”、“现实的”的关注,并且各个方面均有可圈可点的研究推进.
关 键 词：文学理论；接地性；及物；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1-0185-08
作者简介：曾军,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苗田,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上海200444）
一、文学理论的“接地性”问题
文学理论研究如何才能走出“理论之后”的学术阴影?这是近些年中国文艺学研究者广泛关注的话题.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其实衍生于两种不同的问题意识：一个是知识学理上的,对当代西方文论发展现状及其走向的学术探讨；另一个则是经验情感上的,对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现状不满.也正基于此,2011年11月18日至21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文学理论的创新与文论教学”学术研讨会上,高建平提交了《理论的理论品格与接地性》一文,正面回应了这一问题.在他看来,“接地”的呼声正是在当代文学理论重重危机中出现的.所谓“不接地气”的表现,既表现在文学理论课程的难教、难学上,也表现在文学史、文学批评家对理论有效性的质疑上,还表现在文学理论关注“理论”甚于“文学”（即像乔纳森·卡勒一样地宣称,没有所谓的“文学”理论,只有“理论”本身）.有鉴于此,高建平认为,理论研究不应该从各种“主义”出发,而应该从“问题”出发.只有接触到问题,才能形成理论的生长点.针对问题的理论研究,才是具有“接地性”的文学理论.它可以克服理论的经院化倾向,通过对问题的不断更新,避免为理论而理论的倾向①.紧接着,王元骧也对这个问题展开了积极的回应.他也认为,问题乃是理论的核心.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首先必须要有问题意识.如何正确地发现问题,防止以不是问题的问题来充当问题,无谓地分散和消耗我们的精力.要重视学理上的探讨,要有起码的人文情怀,要有理论思维的基本训练王元骧：《也谈文学理论的“接地性”》,《文艺争鸣》2012年第5期..
所谓“接地性”,即强调文学理论的研究应该是植根于中国现实土壤上的.换句话说,就是针对中国问题、中国的本土问题发言.这看上去是一个一直未得到很好解决的老问题.原因就在于,我们在对中国问题、中国本土问题、中国现实问题的判断上,存在一些思维上的误区.王先霈认为,我们强调本土性,首先要意识到文学和文化本土化是对应于文化全球化而提出的.全球化的方向是趋同；本土化的方向则是趋异.对于中国这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又增强了在这种求同存异过程中的不平等性,“既要开放、借鉴,又不照搬、依附外来文化；既要独立自强,又不闭关自守,不拒绝交流和学习——这是后发国家需要处理的难题”.王先霈还提出另一个重要问题,讨论文学理论的本土化,还离不开对本土语言特性的认识问题,必须深入认识汉语的特性,它在文学美构成上的作用,及其发展变化对文学的影响.在他看来,“文学理论本土化包括若干方面和层次,其中有表述方式的本土化,观念、立场的本土化,研究对象和关注对象的本土化亦即实践来源的本土化.决定性的、起关键作用的是最后一项”.此外,文学理论本土化还不能忽略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文化的本土化.讨论文学理论的本土化需要放在文化本土化总体中来探索、衡估、考量.因此,“对于文学理论来说,本土实际,首先就是母语的实际.文学理论直面本土现实,更重要的是直面本土当下社会生活”王先霈：《如何实现文学理论本土化》,《深圳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作为对文学理论现实关怀复杂性的讨论,赵宪章和曾军做了一次关于文学理论现实关怀及其问题的对话,试图校正围绕现实关怀思考中的某些误区.他们认为,中国文学理论的危机感由来已久.这种危机感不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释然,反而徒增了更多的迷茫、困惑和焦虑.并且,随着21世纪以来文化形态的变迁、文艺格局的调整以及文学研究的式微,更加使之成为挥之不去的魅影.文学理论研究必须面对文学现实,对文学现实的追问具有多个层面,但其基本指向应是当下的“文学人”所关心的问题,将“文学现实”等同于“社会现实”、“文学现象”和站在“非中国”立场谈论中国的现实,是目前存在的三个误区赵宪章、曾军：《现实关怀及其问题——对话中国文学理论未来之走向》,《学术月刊》2012年第6期..
在对中国本土的、现实的、具有接地性问题的讨论中,朱立元与刘为钦围绕钱谷融“文学是人学”问题的讨论提供了一个样本.2010年,刘为钦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学是人学”命题之反思》的文章,一方面肯定钱谷融在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与文学生态中提出“文学是人学”命题的勇气、才情及其非凡意义.但同时认为,“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缺乏自圆其说的学理性依据,尤其在新世纪文学理论的发展阶段上,如果以更高的标准来对这一命题进行审视,其局限性就很明显了.他认为,人是文学描写的中心,但不是文学描写对象的全部；人是评价文学的一个尺度,但不是唯一尺度；文学还应遵循其自身的特殊规律刘为钦：《“文学是人学”命题之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针对这一观点,朱立元表达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刘为钦忽视了“文学是人学”命题在新时期初期的曲折遭遇.“文学是人学”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思想,它在上世纪80年代初“拨乱反正”过程中文艺界纠正“左”的政治工具论方面发挥过很大的作用；90年代以后,它也成为对商业化、市场化、世俗化、功利化等的抵御和抗争的理论武器；即使是在今天,“在当下的文学活动中如何以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来表现人性、人的欲望,文学批评怎么坚持‘以人为本’,对当下文学中种种负面现象进行准确、科学、一针见血的批评等这些问题仍然十分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就其精神实质而言,‘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仍然没有过时,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处理“文学是人学”中“文学”与“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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