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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先秦秦汉时期的史学批评,在促进史学发展方面显示出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推动历史编撰形式的发展,推动人们认识史家修养与史学价值的发展以及认识客观历史运动中重大问题的发展.先秦秦汉时期是史学批评发展的早期阶段,本文从史学批评发展的源头上梳理史学批评与史学发展的内在联系,希望能对当前史学批评研究提供一点参考.
关 键 词先秦秦汉史学批评历史编撰形式史学理论历史认识
〔中图分类号〕K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3）04-0087-06
近年来,史学批评作为史家对史学问题的一种认识活动,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其中涉及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即史学批评究竟有何功用.这一问题贯穿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30余年间,从史学批评研究的初步兴起到近年来史学批评研究的深入发展,学者们始终在不断地思考与探索中.大致说来,学者们主要围绕着史学与社会、史学理论的建设与史学的自身发展、以及史学工作者等方面作出理论上的阐释.比如,瞿林东认为史学评论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史学的社会目的来看,史学评论是联系史学与社会的纽带之一；第二,从史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史学评论是史学工作中的一种高级形式的信息；第三,史学评论是史学工作者自我意识的表现（参见瞿林东：《谈史学评论》、《史学评论和史学工作者的自我意识》,分别载于1985年2月27日《光明日报》、《安徽史学》1987年第4期）.吴泽从三个方面概括史学评论的作用,一是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二是调节历史研究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三是提高历史研究和历史编纂的水平（参见吴泽主编：《史学概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20-330页）.邓鸿光指出,史学批评通过两个方面推动史学的整体发展,一是推动史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二是沟通史学与社会（参见邓鸿光：《对史学批评性质与作用的再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张越从史学批评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的相互关系出发,指出史学批评不仅是进行史学理论建设的重要途径,而且对历史学研究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参见张越：《史学批评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的关系》,《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等等.这里,我想结合先秦秦汉时期史学批评的具体内容,从史学批评发展的源头上考察、说明史学批评的功用所在,希望对当今史学批评工作的展开,能有一点参考作用.
一、史学批评与历史编撰的发展
综观先秦秦汉时期的史学批评,在促进史学发展方面显示出极为直接、鲜明的作用,其中之一是催生出新的历史编撰思想和历史编撰形式,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历史编撰的发展.
首先,这方面最为突出的事例,是班固因评司马迁《史记》而断代为史撰《汉书》,开纪传体皇朝史的先河.
众所周知,班固撰《汉书》的直接契机是要继承父亲班彪的事业.史载,“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范晔：《后汉书》卷40上《班彪列传上》,中华书局,1965年.班彪是两汉之际著名的史学家,他在史学上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续作《史记》.据《后汉书·班彪列传》记载：“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班彪既有感《史记》“自太初以后,阕而不录”,又不满当时学人对《史记》的续作,于是作后传数十篇.关于班彪续作《史记》的篇数,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王充《论衡·超奇》所记“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一是范晔《后汉书·班彪列传》所载“作后传数十篇”,一是刘知幾在《史通·古今正史》中所说班彪“作《后传》六十五篇”.《后传》已经佚失,其内容基本被班固所吸收编入了《汉书》.
需要注意和明确的是,班彪的撰述意在续作《史记》,即依旧保持着《史记》的通史性质,而并无专述汉朝一代史事之意.但到了班固这里,却最终成就了《汉书》这一纪传体皇朝史.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班固改变其父续作《史记》的初衷,而另行断限专述汉事?这在《汉书·叙传》中有相关的记载,其文如下：
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篹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班固：《汉书》卷100下《叙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
怎样写好史学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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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班固看来,唐虞三代有撰述典籍反映其盛德伟绩的要求与传统.汉皇朝建立了伟大功业,自当有撰述予以颂扬,使其扬名于后世.在此基础上,班固批评司马迁《史记》将汉皇朝的历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未能凸显汉皇朝独立的历史地位.这实则否定了司马迁采用通史的撰述形式把汉皇朝置于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之中.正是在这一批评的启发下,加之《史记》记事止于武帝太初年间,班固决意整理汉皇朝一代史事而撰《汉书》,并明确概括出《汉书》的记事内容,即自汉高祖至王莽败亡约二百三十年间的历史.从这段史料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读出班固之所以另行断限撰述《汉书》,主要缘于一种宣汉的思想旨趣,而最直接的推动力,则缘于他对《史记》撰述形式的批评.
如果说《汉书·叙传》中的这段记载是班固自己对撰述旨趣的一种交代和说明,那么宋人所纂《太平御览》中的史料则反映了后世学者对班固作史意图的认识.史载：
《后汉书》曰班彪续司马迁《后传》数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续之.固以史迁所记乃以汉氏继百王之末,非其义也.大汉当可独立一史,故上自高祖、下至王莽,为纪、表、传、志九十九篇.李昉等：《太平御览》卷603《史传上》,中华书局,1960年,第2713页.这段史料出自一部已经佚失的《后汉书》.很显然,文中的看法与《汉书·叙传》的说明旨趣相通,都明确指出了班固对《史记》“以汉代继百王之末”的撰述形式的批评,以及班固撰《汉书》的尊汉、宣汉思想.
根据上述两段史料,可以这样认为,班固因批评司马迁《史记》的通史形式不足以体现汉皇朝的伟大功绩与历史地位,故断代为史,开创了一种新的著史形式.班固在主观上意在尊汉、宣汉,在客观上却由此丰富了中国史学的表现形式.《汉书》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皇朝史,这种体裁“恰恰符合中国古代社会演进过程中皇朝更迭的周期性特点”,陈其泰：《再建丰碑：班固和〈汉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48页.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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