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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声势浩大地兴起.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这场运动还进行了大张旗鼓的社会动员.“控诉会”作为发动民众参与“镇反”的一种有效形式,并非“双十指示”之后立即被广泛采用,而是1951年3月后,在毛泽东的亲自推动下,才在全国大规模地推行.与土改中的“诉苦”类似,在控诉会前,基层政权对苦主的遴选、程序的设置都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这些都体现出了深刻的权力制作痕迹.因此,发动民众参与“镇反”实质上是促使民众参与基层政治,在这个基础上,国家也顺利地实现了政权更迭后的权威塑造.
关 键 词：政治参与；国家权威；镇反；控诉会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2）06—0046—06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场名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目前学界对此也陆续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其大都属于宏观层面的俯瞰,如探讨了全国及其区域镇反的动因、阶段、效力等,而未能从微观层面来探究镇反运动中的社会动员,例如控诉会等.“控诉”,即在镇反运动中,国家政权发动民众起来控告与诉说“恶霸、地主及反革命分子”对其施加的迫害.这个在镇反运动中被新政权娴熟运用的群众斗争技巧,并非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首创,而是老解放区土改中积累的成果.作为方兴未艾的当代史研究,官方档案资料因其自身优势,自然成为研究者的首选,其重要性也得到了充分肯定.在本文中,笔者将主要运用四川省档案馆和成都市档案馆的相关档案材料,对镇反运动中的控诉会进行专题探讨.
一、“镇压反革命必须大张旗鼓”
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区别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现代国家具备更为强大而有效的基础性权力,即“组织化强制力增强、政治权力范围的扩大、集权与广泛的社会参与”.作为动员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后,面对国内外反对势力的挑战,在决定抗美援朝的两天后,即1950年10月10日发布了著名的“双十指示”,这个指示言辞尖锐,严厉批评一些地方在镇反中“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偏向”.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在中共中央的推动下拉开了序幕.
尽管镇反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但毛泽东对此却并不满意.在他看来,镇反的前期工作犯了“神秘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即没有大规模地进行宣传及发动民众积极参与到镇反工作中来.这种现象在很多地方存在,即主要依靠公安部门出面抓捕人犯,而不使民众与闻其事,更没有发动他们积极参与控诉.以四川地区为例,川东区的秀山县一些地方在捕人的时候“不正式宣布罪状,而是用欺骗的方式说‘召来受训”’,神秘主义十分明显.川北地区同样如此,他们后来检讨为“小手小脚,不大张旗鼓,没有很好的与发动群众相结合”.川西有的县则不敢开公审大会,原因是“怕有人劫法场,也不大懂公审大会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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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情况以苏北地区的阜宁县益林镇较为典型.1951年4月,益林镇召开了一次宣判大会,准备枪决“杀人犯伪镇长”等人,在区长讲话、法院宣判、主席团几个人讲话后,区长就代表县长宣布执行枪决,“会议前后不及半小时,到会群众没有一个获得上台控诉的机会,而且部分维持秩序的民兵工作作风和态度还相当不好,甚至群众出去小便都不允许,个别民兵对群众还不时大声叫喊：‘坐下来,不坐就打你!’对迟来了的群众还不许他们进入会场,因此在会场以外的群众就有几千人,根本听不见台上讲话”.在中共中央看来,这种单凭政权力量进行镇反,将民众排斥在外的做法,无法推动该运动的深入开展.
为了进一步推动镇反的全面进行,1951年3月30日,毛泽东发出了第一个要求大规模宣传与发动民众参与镇反的指示.他致电各地,对“镇反”工作中的宣传不足进行了批评,指出不少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要求“必须改变”这种情况,同时对北京、天津举行大规模群众大会并广泛宣传进行了表扬.紧接着,1951年4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镇压反革命必须大张旗鼓》的著名社论,对北京市3月24日举行的五千名代表参加的控诉反革命罪犯的大会以及天津29日举行一万五千人规模的控诉会进行了通报表扬,同时批评一些公安机关忽视发动群众的“小手小脚”行为,社论还指出,自开展“镇反”以来,“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始终未被彻底打垮”,主要原因在于来“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以镇压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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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1951年4月13日,毛泽东在对南京市委镇反工作的批示中再次强调要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要求“愈快愈好”地纠正那种不敢大张旗鼓作宣传的态度,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心情的迫切.4月28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再论镇压反革命必须大张旗鼓》一文,称“要坚决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认为一些地方“小手小脚和畏首畏尾的思想作风”还未纠正过来,要求省级单位派遣工作组到地方“帮助开展工作”.同时,为了消除地方干部“怕犯错误”的顾虑,社论反复强调,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可以保证是不会发生错误的”.短短一个月内,《人民日报》就发布两篇相关社论,这对于地方干部而言,实属一个非同寻常的信号.
而在这期间,一个偶然事件引发了毛泽东对各县镇反是否大张旗鼓开展的直接干预.1951年5月5日,察哈尔省万全县委主动向毛泽东报告了召集控诉会的情况,该县在县委亲自下乡主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控诉运动.如在城内控诉大会参加者达四千余人,“一名群众争先上台控诉,很多受害者控诉时痛哭流涕”,当五街盲人李钱控诉闫原志害死他亲属时,“哭得说不出话,群众听了都恨的咬牙切齿,不少的人感动的流了泪”.在枪决人犯后,“群众高兴地扭起秧歌,会后并进行了游行示威”.对此,毛泽东十分高兴,将其转发全国,并在批示中提出质问：“全国各县市的镇压反革命工作,是如何进行的,是否向群众大张旗鼓地做了宣传,是否举行群众的控诉会?群众的反应如何”,他还要求全国两千多位县委书记直接向他报告一次.很显然,毛泽东仍然不放心镇反运动是否在地方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干脆采取了一种绕开传统科层体制,与县委书记直接对话的方式,进而依靠个人权威推动镇反的深入开展.在毛泽东的亲自督促下,1951年3至5月份,全国掀起了镇反运动的高潮.在苏北,甚至要求“在处决每一批罪犯的时候,都应该发动控诉”.在宣判会举行前召开大规模的“控诉会”成为“镇反”运动中一种极为有效的民众动员方式.而“控诉会”的宣传、组织、动员,无不留下了深刻的权力制作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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