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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文化概念经历了一个嬗变的过程,主线是文化从自足的、平衡的实体概念变成了动态的、无边界的过程概念.于是,文化在被引入组织研究之后,伴随着现代社会组织本身的变迁和对组织认识的递增,激发了不同的研究旨趣和侧重,基本上可归结为两种视角,即文化作为变量和文化作为根隐喻.文化作为独立变量或属性的视角进入组织研究,催生了组织文化研究;将文化作为根隐喻的观点,则提供了认识组织构拟与转换的新角度.近十余年来,中国人类学家一方面扩大了对多类型组织的田野剖析,探讨多样性文化根隐喻之含义,另一方面也探讨了学院派文化诠释的可能的应用性意义与实践成果.
[关 键 词]人类学;组织文化;作为文化的组织;根隐喻;类(泛)家族主义
人类学对传统社会组织的研究始于对非工业社会中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家族和宗族的研究及以地缘、业缘为基础的村落、青苗会、水利组织等的研究.进入工业社会后,人类学对现代组织的研究则可以追溯至霍桑实验及后来的曼彻斯特工厂实验等[1].“人类学关于社会组织的研究有两种进路:社会的和文化的.”[2]329
社会取向的社会组织研究将社会视为一个体系,由类别及个人构成的群体所组成.组织的各部分均有其各自的功能,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挥功能的方式就构成社会结构,也即组织结构.
社会进路对于组织结构、功能的研究以及将组织视为一个存在于与外界环境的互动中的体系的观点,对日后的现代组织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相应的研究领域,即现代组织的结构、功能研究以及现代组织及其环境关系的研究.但是,社会进路的研究也存在缺陷,最突出的莫过于关注事件和静态模式,而忽视对社会中的概念、行为的标准等文化层面的描述和分析.
因此,虽然社会进路直到20世纪60年代依然是社会组织研究的主流,但在此期间,从文化进路研究社会组织的潮流也悄然兴起.受语言学尤其是结构语言学的影响,从文化进路研究社会组织的人类学家认为,文化由认知、概念及一整套将之秩序化的原则组成,是社会中的人们赖以通过认知、决策、行动将社会加以类别化以实现社会秩序的标准和规则.鉴于各社会中秩序形成的规则都是独特的,所谓的文化差异和相对性也就出现了.而且,正如语法一样,一个社会的文化规则也是可以“编码”的,暗示文化规则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创造、形塑和改变的.社会组织研究的文化进路增进了人类学关于社会组织的认知、分类和秩序的研究,也启发了人类学对概念、意义的关注,增加了组织研究的文化视角.
此后,文化一直是人类学组织研究的核心关注点,也是组织人类学得以发展的基础和契机.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商品的生产和消费、资本和人员的流动均以世界体系为背景,组织由此在20世纪80―90年代迎来了巨大的变迁期.原本被奉为圭臬的西方科层制模式在被移植到非西方国家之后出现了诸多问题,在质疑声中,人们开始尝试建立本土的组织方式.“在变迁的背景下寻找新的组织处理方式的过程中,文化概念得到凸显.”[1]1因为无论是组织在进入不同地区后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还是组织内部劳工性别、阶级、族裔、国籍等背景的异质化和多样化,最终都可归结为文化问题.而组织研究的文献也常常将文化概念的源头归于人类学,格尔兹和道格拉斯等人的论述经常为组织研究者所引用[35].
一、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与组织研究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开始,人类学一直将文化作为一以贯之的研究主题,但学科内部对于文化的概念并没有共识.各理论学派对文化均有自己的理解和侧重,给出了多种文化定义.1952年,人类学家Kroeber和Kluckhohn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性回顾》中,就已收集到了从1871―1951年80年间的164种定义[6]149.如结构―功能人类学把文化视为制度,结构主义把文化视为无意识的、深层的思维结构,象征人类学把文化视为符号,认知人类学把文化视为本土知识,后现代人类学则将文化视为一个建构的过程关于人类学的文化概念的具体论述可参见王筑生、杨慧《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与人类学理论的发展》,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第2532页.[WangZhusheng&YangHui,″TheCultureConceptofAnthropologyandtheDevelopmentofAnthropologicalTheories,″JournalofGuangxi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Edition),No.4(1998),pp.2532.].
为此,有的组织研究者检视人类学各学派的文化概念,分析其各自对组织研究的具体影响.Smircich[5]以及Ouchi和Wilkins[4]分别考察了功能主义、文化与人格学派、结构主义、象征人类学和认知人类学等学派的文化观点,寻找它们对组织研究的影响.Ouchi和Wilkins还指出,有时人类学文化概念的影响可能不是直接引用,就像虽然组织研究者很少引用结构―功能主义的作品,但该学派的社会体系的结构和功能以及有机的、整体的观点对当今组织文化研究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除了各个学派在文化概念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各的定义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学科的发展,在表面看来纷繁复杂的定义背后,人类学的文化概念还有一个嬗变的过程,出现了一个相对一致的历史转向.文化研究者Wright将转变之前的文化概念称为“旧文化”,而将转变之后的文化概念称为“新文化”,并对其特征进行了描述.
旧文化的跨度大致为自学科形成至20世纪50年代,进化论、历史特殊论、功能论等都属其中的代表.无论是认为各民族的人们因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拥有不同的文化――进化论,各民族因特殊的历史和环境而拥有独一无二的文化――历史特殊论,还是各民族的文化都具有满足人的需求和在社会结构中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功能论,旧文化观的共识在于:世界由“民族”(peoples)组成,每个民族都有其一以贯之的生活方式或文化,这种文化是有边界的、小规模的实体,自足而且始终处于平衡状态[3]810.
旧文化观后来招致了许多批判,批判者认为旧文化观缺乏历时的、变迁的眼光,也忽视了文化的场景性,对于文化是有边界的、停滞不变的和共享的预设只是一种想象而非事实.但即便如此,旧文化观并未完全被抛弃,甚至还被引入其他学科和研究领域,如下文将会讨论的管理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对组织文化的热议.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后结构主义人类学和女性主义人类学的理论发展表明文化从来就不是有边界的实体之后,新文化观开始形成.新文化观认为,文化是一个意义生产(meaningmaking)的斗争过程,一种文化对事务甚至“文化”概念本身的界定都属于这样一个过程.文化因而是一个动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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