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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指算来,我离开武汉大学已逾四分之一世纪,关于母校的记忆已在渐次消退.适逢恩师刘绪贻先生百岁寿辰,赶紧打开尘封的记忆,回到那常常念叨的珞珈山.“50后”的我们,如果双亲和恩师都还健在,那真是人生的幸事.

我是1982年春到武汉大学历史系报到、师从刘绪贻先生专修美国史的.我十五岁从上海赴贵州,先后种过田、养过猪、当过工人共七年有半,1977年参加“文革”后第一次全国高考,被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录取.记得当时所报三个志愿分别是武汉大学图书馆系、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中文系.后来分别在此两所当时心向神往的大学就学和任教,颇有些梦想成真的喜悦.

记得1981年参加研究生统考时,试卷中有一道题是批判“人都是自私的”,此“人皆自私论”出于《中国青年报》在此前不久所举办的由一封来自署名潘晓的题为《人生的路啊,为何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所引发的关于人生观的讨论.这场讨论被称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在一些具有“思想分量”的讨论文章中就有现已是武大哲学学院名教授的赵林的《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一文.赵林也参加同一年研究生统考,并且要应答在某种程度上批判自己言论的考题,十分有趣.

也许还是自我批判最能到位,尽管研读史学非其所愿,当年“考研”报考哲学专业的赵林最后被母校武汉大学历史系美国史专业以高分录取.同时被录取的“刘门弟子”还有武大英文系和历史系的应届高材生李洪山和何宏非.洪山在结束研究生学业后便去美国留学,目前已是肯特大学的资深教授.1970年5月该大学曾发生因学生抗议越战示威而遭国民警卫队枪杀的轰动全美的惨案,而洪山在武大所做的硕士论文探讨的正是尼克松政府的国内政策.宏非毕业留校,后去哈佛-燕京学社深造,目前在美经商.我们四人入学时,在校的刘门前期学生有韩铁、王受之、郭晓源、张大化四人.

是时武大的美国史研究在刘绪贻先生的领导下正处于“巅峰期的起飞阶段”,研究阵容相当齐整.历史系美国史教研室的元老级教授除刘绪贻先生外,还有研究美国政治制度史的曹绍濂先生,而中青年学者则有李世洞、李承训、李世雅、王锦塘以及钟文范先生等.资料员则是华中师范大学著名古代文献史专家张舜徽先生的女公子张平.我们在读期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陈其人先生的高足谭君久以及师兄韩铁也加盟美国史教研室.当时在国内美国史研究领域中国社科院的黄绍湘先生、刘绪贻先生、南开大学的杨生茂先生和东北师范大学的丁则民先生并称“四老”,但就机构影响力而言,武大历史系美国史教研室和南开历史系美国史教研室显然是南北对峙的双峰.武大美国史研究还在客观上得到当时由吴于廑先生坐镇的世界史研究的呼应.吴先生的公子吴遇也是我们同届世界史专业的研究生,视野开阔,颇得家传,毕业后赴美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但学成后并未能从教,殊为可惜.

记得当年武大美国史教研室开设的研究生课程中有许多是小课,听课的通常只有我们新入学的四位学生.上述诸位先生给我们开的就是这种“小灶”,地点就在美国史教研室唯一的一间有三四张办公桌的办公室内,隔壁则是资料室,那里保存了不少黑人民权运动的资料,而这是此前武大美国史教研室研究的重点.曹先生当时年事已高,且行走不便,所以我们去他家上课,坐小板凳,把大板凳当桌子,分了四摊.开设小课的好处自然是师生间的互动,可随时提问,随时答疑,随时讨论,可惜当时我对美国史所知甚少,并不能发表什么像样靠谱的意见.

武大美国史研究的从无到有、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上述诸位师长比我更清楚,恩师更是以他录像机般的记忆,在其回忆录和回忆文章中对此做了详尽生动的描述.因此我这里只是谈一些个人的肤浅观察,并从学生的视角来介绍在此“起飞阶段”恩师治学和组织学术研究工作的特点.

第一,当年刘先生和他所领导的美国史教研室非常重视美国史基础教学,要求研究生仔细研读美国史学史和美国通史论著.由于当时国内有关研究资料相当匮乏,我们所读的美国史学史论著竟然是前苏联学者著作的中译本,书名已不记得；而美国通史著作除读了黄绍湘先生当时已出版的《美国早期发展史》《简明美国通史》外,其余便是已译成中文的苏联学者的美国史著如谢沃斯季扬诺夫主编的《美国现代史纲》（上下册）,还读过美国共产党创建人威廉泽布朗福斯特的《美洲政治史纲》（亦为中译本）.英文史著则主要读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等所著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TheGrowthoftheAmericanRepublic）,当时尚未被南开美国史教研室诸位先生全部译成中文.记得为督促我们认真研读美国通史,刘先生还专设了有点类似现在的资格考试制度,把美国通史科目的考试作为学生研读美国史的基本门槛.现在我对中西历史的许多史实经常需要查阅有关资料才有把握,而对美国史仍有较强记忆,当年的严格训练显然是原因之一.业内人士皆知刘先生与黄绍湘先生的学术笔仗,但刘先生对黄先生始终敬重有加,反复叮嘱我们要仔细研读黄先生的美国史论著.

第二,为弥补国内美国通史尤其是美国现当代史资料的不足,并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刘先生组织武大美国史团队翻译了美国著名史学家阿瑟林克及威廉卡顿所著《一九年以来的美国史》（全三册）.该书1983年6月出版时我已入武大,当年的定价只有5.20元,但该书的出版却使当时的国内学人对20世纪初以来的美国史有了系统的且在立论和史料上完全有别于国内流行美国史著的了解,促进了国内美国现当代史整体研究水准的提升.刘先生和武大美国史团队后来所撰写的一系列论著,都把该书作为一部重要的参考书.西洋学术著作中译的数量和水准与某一学科在国内的发展有莫大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该学科发展的重要前提,这在发端于西方的一些重要学科如国际关系学中几乎是通例,不少译者也因此成为这些学科有关领域的专家,这种现象可被称为“译而优则学”.当时国内美国史研究的重镇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均重视美国史著的翻译,形成了美国近代史和现当代史著翻译的分工,而且因有学通中西的几位老先生把关,翻译质量均属上乘.这种学术论著翻译机制的建立,为后来国内美国史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与国内美国史研究的其他开拓者黄绍湘、杨生茂、丁则民先生等不同,刘先生在美留学期间专攻社会学,后虽因种种原因转入历史研究,但他的跨学科背景和学养却成为使他在美国史研究领域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刘先生极有远见地把对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对凯恩斯主义的研究引入他对罗斯福新政以及美国当代史的研究,并把他关于“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史学观点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深入分析之上.我们在校期间,他就亲自联系让我们选修武大经济系出身哈佛的名教授刘涤源和谭崇台先生的课程,后来还专门邀请刘涤源先生担任我们硕士学位论文的答辩委员会主席,我等能获中国经济学理论界泰斗级人物的耳提面命,终身受益.跨学科甚至后学科研究是目前所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的题中之义,但当时在国内确属全新研究思路.因此刘先生不但在理论探索上勇于创新,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开风气之先.

第四,刘先生是国内最早打破美国史学研究在时间上不越罗斯福新政的潜规则的学者之一,并且组织了研究团队专事新政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内外政策（主要是内政政策）的研究.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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