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华大学类论文范文,与过去的大学,过去的教授相关毕业论文的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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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胸怀的陶养

张东荪当年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的时候,开校务会议时,每次主席都要恭读总理遗嘱,有一次他即夺门而去,声言：“下次如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风采.中国传统士大夫发展到现代知识分子的道路是很曲折的,而且现在也不能说是彻底完成了这个转型,但近代以来,经过几代知识分子的努力,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应该说也植下了一点根基.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张东荪说过这样的话：“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五十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界文化界养成一种所谓Liberal 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观察》5卷第11期）

不必“刻板文章,

勒令从同”

1939年3月,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后,为了加强对大学的控制,通过行政手段,对大学教育的很多方面强行统一管理,颁布大学课程科目表,统一课程教材,大专以上学校毕业考试实行总考制等等,严重窒息校园的自由空气,限制师生的思想自由,因而引起西南联大师生的反感和抵制.

1940年6月10日,西南联大教务会议对教育部的统一大学课程教材和学生成绩考核办法等,据理抗驳,要求教育当局给予学校更多的教学自由,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明确表示“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南开大学史》）

好在那时教育部管事的人也多知道大学教授的厉害,所以在许多时候,并不愿意得罪他们.老大学里教授们反对行政当局的事是常有的,因为那时大学教授可以自由流动,在校内他们不必害怕校长,更不必害怕教育当局,不合适就走人,此处不留自有留处,整个心态从容而平静.

拒领“特别办公费”

抗战期间,国家财政很困难,大学教授的生活质量比战前下降了许多,当时大家都很穷.1941年,教育部曾规定大学里凡兼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在西南联大,各院系负责人就不愿拿这笔钱,因为这样会引起其他教授的不满,为此联大各院负责人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等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等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最后只有每个常委每月领了一份.（《清华大学校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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