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方面有关论文例文,与邵力子创办20年代上海大学的实践理念相关毕业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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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22年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旗帜下创立的上海大学被誉为“革命的摇篮”、“民族革命运动的核心”.上海大学创办初期一位“半隐身”的特殊中共党员,同时也是资深的国民党人士——邵力子,身兼国共两党党员,作为“联络员”,能将两党致力于办学的人士召集在一起商讨创办这所革命学校.故本文首先展示他参与创办上海大学跌宕起伏的经历,再现他于此初步探索的新式教育理念.本问题的研究,无论对中共党史,抑或今天的大学生思想政治建设都大有裨益.

关 键 词 ：上海大学；建国人才；革命学府

中图分类号：K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3-0099-04

20世纪20年代初期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旗帜下创立了一所独踞神州的革命大学——上海大学.[1]（P202～204）这所被誉为“革命的摇篮”、20年代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核心”的文科大学,是中共早期理论家、宣传家荟萃之地.时代的风云际会,将陈望道、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李达、恽代英等早期中共党人聚集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有目的、有计划、有针对性的大众化教育动员过程.在反帝反封建的时代背景下,在国共两党意欲合作的革命趋势下,邵力子身兼两党党员的特殊身份,①令他成为“联络员”,致力于协商创办革命学府.成立后他实际主持日常校务.秉着“救国难”的民族主义重任,无论在上大的发展历程中,还是在新式教育理念的探索过程中都做出过卓越贡献.

一、邵力子创办上海大学的实践

史界在定位邵力子时,认为他是“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战士”、是“中共的真诚朋友”、是“一位坚持国共合作的和平使者”.[2]笔者认为这些定位忽略了他在教育上的贡献.邵力子一生醉心教育,撰写并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了140余篇短小精悍、针砭时弊的教育评论.他参与创办的上海大学是革命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的新型教育模式的初步尝试,[3]（P173）更成为革命摇篮,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战斗堡垒.他作为国共两党的“联络员”,多方斡旋令上大得以建立.在他的艰难维持下,上大得以在外国势力、军阀阻挠、干扰下培养了一大批理论精深、善于发动群众的优秀党员和著名社会人士.

(一)邵力子参与创办革命学府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大学教育困难重重.一方面武人摧毁教育罪行斑斑.首先,军阀割据导致学子失学严重.军阀混战导致民不聊生,平民四处逃窜,许多学校被迫关闭.其次,军阀割据,军费侵占教育经费.中央财政不统一,且年年入不敷出,学校只能望称霸一方的军阀拨款.但实际上教育经费常被挪用作军费.

另一方面,借着此时“教育救国”之风,上海“野鸡学校”不断涌现.上海教育发达,学校林立,其中内容优美者众多,但私立学校借名敛钱的也不少.所以邵力子深感痛心,认为这是上海的最大问题,也是上海各团体和全体市民的最大耻辱.邵力子提出解决方案：一方面提高内地学生的英文、数学成绩,令他们能考取好的学校.另一方面,上海必须多设立名实相符的专科学校.他认为“要使上海没有现在一般人所指斥的骗钱的滑头的学校,必须增加现在所谓好的学校,使能尽量容纳一切志愿入学者方可；要使上海没有现在一般人所看不到的骗钱的‘商品化’学校,必须改造现社会经济组织,一切学校都不要收费,任何人都可自由入学方可”[4]（P736）.

改组前的上海大学,即原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就是这样一所“野鸡”大学.学校教学资源极端简陋,教师严重缺乏,令学生无不怒发冲冠.学生组织向学校当局交涉无果,校长反带着学生缴纳的学膳费到东京留学.忍无可忍的学生秘密组织十人团,以之为核心,拟推翻前校长,改造学校,迎接一个有革命声望的人——陈独秀或于右任来办一所革命的大学,使外地青年来沪求学有所问津.但陈独秀行踪不定,且政治色彩过于浓厚.此时又正逢中共二大做出与国民党内的革命民主派建立联合战线的决议,为筹款方便,中央告诉学生应请于右任出来担任校长.了解到邵氏与于关系密切,所以学生先去拜谒邵氏,请求支持.邵力子对学生遭遇深表同情,并答应一力劝服于氏.学生再去拜谒于氏,陈述东南有办一个革命最高学府的必要,如果于氏不出来挽救,全校160名学生不但失学,前途绝望,且有家难归,流离失所.于氏虽表示愿意支持学生办一所革命大学,但考虑到东南高师是个烂摊子,缺人缺钱,而自身贫穷,无法添补学校急需的师资图书设备,困难重重,故不允担任,一再推脱.

创办一所不为骗钱而传授真才实学的学校,是邵氏对改变教育现状的憧憬.他多方说服,不时与于氏晤面,商量如何接办.经多人劝说,后于氏觉原校名字多且狭隘,遂更名为“上海大学”.10月23日于、邵到校训话.在毛毛细雨中,邵力子提出了对学生的期望：“现代青年病根在羡慕虚荣,骗钱学校亦即高等,或专门,或大学,诸君此次改组大学,只能视为悬一大学之目标而共赴之,万不可遽自命为大学学生等余望诸君切切实实地多求几年学问.”[15]并任上大副校长.可见正是邵力子对这所革命大学的热诚奔走,多方斡旋,被后世誉为“南方新文化运动中心”的上海大学才可能在国共统一战线下诞生.

(二)逆境中的守望者：邵力子艰难维持上大

于右任虽长上大,但常在北京充当国民党与冯玉祥的联系人,多不在上海,故“只是挂名,实际办事全靠共产党员”[16].邵力子作为“半隐身”的中共党员,将大量中共党人引介给于氏.上大成立伊始,师资力量薄弱.于右任认为“社会党乃吾国新起为政治活动之党.吾闻其党多青年,有主张,能奋斗之士,吾不能不有厚望于彼等”[7].经由李大钊举荐,邓中夏、瞿秋白进校.之后,邵力子在陈望道、邓中夏等中共党人协助下,实际领导并主持上大日常校务.

首先,参与学校改组.改组上大前身校长专权,设立评议会为最高会议,邵力子为评议员.之后,评议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设定校董事会,按照当时潮流,请政界、教育界社会名流担任校董,邵力子被延请为该会顾问.上大原校舍过于湫隘,另外迁址,又因上海房租太高找不到合适房屋,故拟在宋园建筑新的校舍,邵氏被推定为“建筑募捐委员会”四委员之一. 其次,组织学生支持,召集国民会议.1923年6月曹锟贿选消息传到上大,学生情绪愤慨,发电给予谴责,指其为大民贼,并号召国民与军阀决一死战.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呼声日益高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提出召集国民会议的建议.闻听此讯,1924年11月28日邵氏召集教职员工和全体学生讨论孙氏建议.在邵力子等上大师长的率领下,上大反帝反军阀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再次,反对帝国主义搜查学校.20世纪20年代初,青年学子经受“五四”运动的熏陶,自主意识加强,民族责任感炙热,学潮此起彼伏.“这一时期的学潮原是一脉相承的,对外要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求民族的生存与自由；对内要肃清无能腐败的政治,改革内政,改造教育,革新社会”[8]（P17）,为应对学潮,有的学校借重警察权威武力维持学校秩序,更有学校将学生告上法庭.建在闸北区西摩路的上大遭遇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施予的各种干扰.1924年12月9日,数名英国人带着翻译、包探闯入上大,因有人看“社会”一类排外性质的书报搜查全校,并带走大量进步书籍.警务处认为该校学生大部分是共产主义信徒,他们所受的训练无疑是企图使他们成为有智力的共产主义宣传家.几天后工部局对邵氏起诉.邵氏平生最愤懑不平三件事：①视学校如商店；②用警察压迫学生；③控学生于法庭.他认为当教育被警察这些暴力机关介入时,教育已经破产了.在“公正”的法律面前,教育的权威没有削弱.“教育的能力超过于世间一切具有能力的东西.对法律和教育的论述：教育能指示人为善,法律只能防止人为恶；教育能感化人于未犯罪之先,法律只能惩戒人于既犯罪之后；教育能使人心悦诚服,法律只能使人勉强服从.此中效能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所以我向来只知以教育法律之长,从不知以法律补教育之缺.”[4]（P795）所以法庭最后判邵氏交保证金1000元并保证不得有共产计划和宣传共产学说,但他虽败犹荣.

二、邵力子的教育理念

过去学界认为邵力子“并不是一位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也导致了他的社会改造思想内容繁杂,并不像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社会改造思想那样有条理和目标明确”[9]（P18）,其孙女邵美成的评价是“多少有一定成分的中庸”[10]（P37）.笔者认为像邵氏这类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精神感召下,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观念已深入骨髓.所以他参与创办、主持的上大海纳百川,融当时社会进步思潮,如孙中山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于一校,成为国共两党理论家、宣传家风云际会之地.的确,邵氏教育思想并不系统化,但他秉承着“为民众而牺牲”的理念,摸索创办一种“动”的、“平民”的、“革命”的教育.

第一,邵力子宣扬“动的教育”.中国现代教育发展已有二三十年,但大多数读书识字的人并不看报.当时以蔡元培为代表的、在教育界执牛耳的自由主义者们提倡“学术救国”.这种教育方式要求学生重学术研究,将研究学问视为第一责任,外界的事情则要尽可能少管些.“我们希望学生从今以后要注重课堂里、自修室里、操场上、课余时间里的学生活动.只有这种学生活动是能持久又最有功效的学生运动.”[11]（P119）他们不关心世界大势,不注意国内政治,也不关注一切新的学术和新的文艺.这种人对政治冷漠,对时局冷淡,对国民的困苦冷然.这种教育理念上空漠、政治上冷漠的学术救国思想并不能在列强环伺、军阀割据的状况下及时解决问题.这些教授们“身上还有或多或少的书生气,妄图通过传统的读书人方式解救天下.这是一种消极的建国方式,一种冷漠地对待当下政治的态度”[3]（P172）.

故邵氏认为：“从前的教育是怎样的教育?是死的教育.我们要希望受过教育的人有不能不看报的程度,不能不提倡活的教育,动的教育.”[4]（P715）在他看来,世界上最大的力量无过于人民的集合,我们现在应当努力的就是唤起一般人民.所以他希望学生求学时不忘为社会服务；要更努力地求高深学问来增加为社会服务的效率.故邵氏参与创建的上大“以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为宗旨”[6]（P61）.上大学子不闭门造车,而把读书和生活打成一片.上大的课堂生动活泼,注意引导学生对现实问题的思考.邵氏热情号召青年如果真愿改造社会,唯一要做的是“到民间去”.“现在最应矫正的观念,是除了读书便无学问、便无教育的观念,我们不愿再有什么事都不知道的书呆子,更不愿养成专等别人盛饭来吃的大少爷.”[4]（P853）他提出要奋勇地做先驱,要刻不容缓地从事实际的运动,才能引着多数人前进.所以上大学生一面学习,一面工作.社会学系的学生经常由老师带领去参观工厂和农村,这在当时的教育界是独一无二的.

同时邵力子通过《民国日报》觉悟副刊这一青年的喉舌,引导青年关注时局.他主编的觉悟副刊发表了抨击北洋军阀的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政论文章950余篇.他还开辟专栏,刊登上大师生编辑的《非基督教特刊》、《社会科学特刊》等.所以“那时,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及各地报纸为阵地,曾经共同宣传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12]（P701） .

第二,邵力子重视平民教育.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采用欧美式教育已达二三十年,但仍处在半开化状态.此时的教育“始终是少数人的,不是全体的,是贵族的,不是平民的”.所以邵氏反对胡适等重“提高”的学术型、实用型教育理念,重视“普及”.他提倡广办义务教育,把少数人的教育扩充为全体的,贵族式的变为平民的.他认为：“贵族式的大学如金玉锦绣,而‘市民大学’则如菽粟水火.菽粟水火自然不如金玉锦绣的名贵,而适应于人生的需要则且远过之.所以市民大学,在实际上可谋平民智识之进步,在形式上亦可破贵族垄断之局面.”[4]（P603）他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了30余篇评论平民教育的、短小犀利的文章,并参与建立了平民女子学校和工人补习学校.而上大建成后,其中一项重要活动就是开办平民夜校. 应该采用何种技巧给平民上课?邵力子认为白话文是普及教育的利器；白话文更是新文艺的工具.所以上大开展平民教育的学生们多采用工人听得懂的语言来讲解,以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