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好方面有关论文范文例文,与红三军“肃反”相关论文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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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陈芳烈

整理：田　惠

1928年7月,我在家乡湖北天门西蒋家场,经小学教员姚普生(曾任红军湘黔独立大队政委,1930年牺牲)和以行商掩护革命工作的陈道于二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我在做地下交通员工作.入党后,组织上分配我以行商挑担卖布和贩运黄牛为掩护,往返于鄂北和鄂南之为党的地下组织传送情报.

1931年秋末冬初,红三军从鄂西北房―带三进洪湖地区.10月初红三军先头部队攻占钟祥县的永隆河,红七师、红八师相继攻下岳口,红九师占领潜江,整个洪湖地区又飘起了火红的战旗.我们天门县的区乡苏维埃政权也相继建立,革命形势如星火燎原.不久,红七师又在监利和江陵地区接连取得胜利,扩大了洪湖苏

但洪湖根据地刚恢复不久,便很快在“左”倾路线指导下又遭到了严重挫折.1931年3月,夏曦以中央代表身份来到湘鄂西苏区,他首先改组了湘鄂西特委,组成以他本人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并于初期在反“围剿”、建立苏维埃政权及游击队和开辟根据地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独掌党政军大权之后,主要还是继续推行李立三提出的“扩大百万铁的红军”、“首先夺取南昌、九江,会师武汉”、“夺取湘鄂赣三省首先胜利,进而实现全国总暴动,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后来,他又极力推行王明的“争取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冒险主义主张,要红三军继续采取“进攻路线”、“为夺取中心城市而斗争”.

1932年5月.当蒋介石以十万大军准备对洪湖苏区大规模“围剿”时,夏曦等人仍决定以“进攻战略”打破敌人的“围剿”.这时,我们在地方丁作的同志已经感觉到形势日趋严重,开展工作已甚为困难.6月,在红三军向襄樊地区转进时,我们便集体参加了红三军七师,我被分配到二十团一营一连当战士.红三军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红七师师长王一鸣,政委傅光夏,二十团团长贺炳炎.7月间,红三军面对敌人重兵压境之势,不得不撤离京山,经钟祥南面的旧口渡过襄河.这样,原来的襄北苏区天门、钟祥、京山等地都落人了敌手；7月之后,红三军大部被迫退出洪湖苏区,经豫西陕南到川东,这时还在洪湖地区坚持内线作战的就只有我们红七师了.

8、9月间,我们二十团从潜江的熊口出发,经浩子口北上渡过汉水,且战且走,辗转到达襄樊地区.后来我们连在襄河北岸的罗家镇被敌冲散,我被襄北独立团所收容,随队继续西行,沿鄂豫边奔向陕南.一路上经常看到来自鄂豫皖红四方面军路经这里时写下的标语.我还清楚地记得其中有一条是写给我们红三军的,“红三军,不要赶,会师在武汉”.可见当时由上往下灌输和到处推行攻打大城市的“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是很深的.

由于夏曦等不顾敌强我弱的形势,以单纯防御固守决战的思想为作战原则,致使红三军损失极大,洪湖根据地全部丧失,第四次反“围剿”终于失败.与此同时,夏曦和江琦(原湘鄂西苏维埃保卫局局长)等继1932年5月在党和红军中开始“肃反”之后,又进一步推行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做法.他们对党内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逮捕和杀害了许多党政军负责同志和基层干部战士.此时,红三军中党政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有的连队支部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

早在1932年上半年我还在地方上工作的时候,就曾听说红三军的“肃反”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我参军后先后在红七师二十团、襄北独立团、二十一团,在这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许多基层干部都被以国民党“改组派”的罪名逮捕,并在几天时间即惨遭杀害.一旦被认为是“改组派”,就连平时与之感情比较好的同志或因老乡相识,被发现彼此说句话也会受到牵连.凡是因“改组派”被逮捕的绝大多数都要被处决,开始是枪毙,接着是用刀砍,最后干脆挖坑活埋.有的临刑前用布蒙住眼睛或整个面孔,这样搞的目的可能是让外人对死者识别不清.我到二十一团后见此情景都不敢说自己是党员.

1933年1月至3月,夏曦又提出继续“肃反”、“解散党团”、“改造党”、“创造新的红军”等主张,特别是“肃反”扩大化又进一步走向了极端.就连对贺老总的两名警卫员刘林(即刘秋湘,曾任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和朱声达(曾任甘肃省军区司令员)也不想放过,逼得贺老总亲自来到看管“改组派”的地方满腔怒火愤愤不平地质问有关人员：说他们是“改组派”,有什么根据！他指着他的两名警卫员说：这两个小鬼自幼参加革命,才十五六岁,说他们也是“改组派”,这不是胡闹么！在贺老总的责问下,这两个小鬼才得以幸免.尔后,贺老总又一一看望了被关押的同志,并指着他们对有关人员说：他们有什么问题讲清楚后可以区别对待嘛,怎能随意乱抓乱杀呢！被关的三十多人听到贺老总的话,全都放声大哭起来.

我的命也是经贺老总挽救才幸免于难的.我在团部当粮秣员时,一天部队行军后宿营时天降暴雨,师部通信员来传达明晨停止前进的命令,正好他碰到我,就让我传报团领导.可是第二天又接到师部传来继续行军的命令,于是团长就以“假传命令”的罪名,把我也算作“改组派”逮捕交一营关押,准备到达宿营地后召开大会处决.我被用棕绳捆绑着,手、臂都勒出了血痕.途中穿过一条很长的天然山洞时,正遇上贺老总和关向应政委骑马从我身旁经过,贺老总勒马问我因为什么被捆绑.我含泪向他报告了实情.贺老总听后愤愤地说：这不是假传命令,这是事实嘛！遂让团里立即给我松绑,这才保住了我的命.

看到亲人被诬害,我更是感到万分悲痛.红七师管理科科长陈道钊是我老乡,比我大两辈,按家乡习惯我称他爹爹.他也是因“改组派”被逮捕.一天早晨,我见他满嘴周围被香火烧得红肿,嘴都张不开了,脚上连双草鞋也没得穿.几天以后他就不见了.

红三军九师师长段德昌同志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黄埔军校毕业,是个大知识分子,曾是红六军主要领导人之一.他能上能下,所指挥的部队常打胜仗.我参军初期,在部队和地方上曾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九师打胜仗,八师筹军粮,七师守后方.段有“常胜将军”的美名,在洪湖地区连十来岁的娃娃都知道段德昌能打仗.他对建设湘鄂西根据地有重大贡献,然而夏曦等“左”倾路线的忠实推行者,在1933年3月湘鄂边“深入肃反”中,竟然对段德昌这样著名的红军领导干部也下了毒手.他们将段以“改组派”的罪名逮捕,并于1933年4月在鄂西南鹤峰县麻水村将其杀害.段被害后,红三军上下义愤难平,严重影响了部队的士气,这种压抑感在部队中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得不到缓解.洪湖地区的群众得知段遇害的消息后,也无不感到痛心疾首.

1934年5月,红三军西渡乌江进入贵州.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夏曦等开始承认
“肃反”中的问题和取消党政工作的错误,但并未从根本上转变.这时,党政军的多数领导主张建立新的根据地,在红军中恢复党团组织和政治工作.而部队中对持续不断的“肃反”仍忧心忡忡,我们团有些基层同志在重新登记党员时甚至不想再参加党了.七八月份,新的苏区黔东革命根据地建立,结束了红三军退出洪湖苏区以来的游荡状态,部队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休整和补充.这时,一年来因“肃反”扩大化和军事上的失利而引起的部队士气低落的状况才稍有缓和.

1934年入冬以后,部队的生活异常艰苦,有时竟以柿子、山核桃、树叶或高梁杆充饥；官兵普遍没有棉衣穿,有些战士穿的是打土豪分得的偏襟女装,部队一片五颜六色,只有打了胜仗从敌人那里才能得到补充.就连贺老总也是身着青布破褂,肩背一顶斗笠、一条米袋,赤脚穿着草鞋,与大家同甘共苦.有的战士见了,笑着问他：总指挥,你怎么和我们一样待遇呀贺老总取下叼在嘴边的烟斗微笑着说：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嘛！贺老总的这种乐观态度,鼓舞了广大指战员克服困难坚持斗争去夺取胜利的坚定信念.

这期间,夏曦等人仍没有终止“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行军中,我们团里被列为“改组派”但因某种原因暂缓处理的同志一般排在队伍的最后面,被编为第三连,当时大家习惯地称他们为“改组派三连”.有时战斗打响后,这些同志就被派上去打头阵,而这些同志则感到能有冲锋陷阵的机会还可以为革命再出把力,即使牺牲了也比不明不白地死在“左”倾路线推行者的手里要光荣得多.王尚荣副总参谋长参军初期和我曾在一个班,这时他已是中层干部,也被列为了“改组派”,行军中抗着没有背带的长枪.后来幸亏与红六军团会师才被搭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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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在贵州印江的木黄和松桃的石梁一带胜利会师.我们部队是在乌江边的南腰岭和红六军团兄弟部队会合的.这时我们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为军团长,任弼时为政治委员,关向应为副政治委员,李达为参谋长,张子意为政治部主任.红二军团下属两个师,即重编的第四师和第六师,并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红二、六军团的作战行动.

两军会师后,敌我双方交替展开频繁的进攻.但由于领导的正确,我们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1935年春节,在爆竹声中,我们红四师十二团从桑植附近的高粱坪出发,开始与敌周旋.后来又和兄弟部队一起,先后在湘西和川东的桑植、大庸、监利、黔江、彭水以及鄂西的板栗园等地打了许多胜仗,在陈家河还活捉了国民党部队的一个师长.我们一连串的胜利,使湘鄂川黔根据地和红军都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和发展.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的一段时间里,对夏曦等奉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