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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看了张明权和谢崇禄老先生发在《文史天地》2003年10期上的《爱国军人王定仪》这篇文章,勾起了我童年时代对父亲的松散记忆.

父亲是1965年去世的.那天正好是我初中毕业考试完毕,从学校轻松出来,走完15分钟路程,远远看见我家屋顶安装的无线电收音机的天线断了,心中一愣,到家即惊悉父亲去世.

父亲在1962年患脑溢血瘫痪在床,几年来乐观面对.我从没听见过他喊痛叫苦,在他身上我看见了一个军人的勇敢坚强.他喜欢每天看报纸,听收音机,静静地躺在床上回忆往事,常隐隐发笑.我看见父亲唯一一次眼泪是他在收音机中听到中国的原子弹试验成功,这消息起了这位抗日将军万千思绪.父亲老泪纵横,激动不已,喃喃地说：“祖国伟大,了不起啊,了不起啊!”

父亲健在时每天饭后总出去散步,记忆中,他很少坐着,躺着,就是刮风下雨也习惯不改,在家也总是踱来踱去,久而久之,家中的地板也被他踱出了脚印来.小时我因好奇,有一次偷偷地跟在他身后,想知道他走到什么地方去,一路走出毓秀路,右转过了喷泉池.父亲穿着长衫,身子健步如飞,我在后面气喘吁吁,要跑步才能跟上.好不容易到了小十字新华电影院门口,我看他要往里面去,急了一把抓住他的长衫子,父亲一看是我,无奈只有一张门票,只好不看电影了,抱着我在旁边的馆子吃了一碗汤丸回家.我还记得那碗汤丸真香啊!

我们一家住在母亲任职学校的宿舍楼,下面是操场,有一颗很大的树.天气好时,父亲喜欢抱我坐在他的膝上唱军歌,还有“渔光曲”等等.

我们家人口多,8个姐姐,我和弟弟.除了出嫁和已在外地工作的,经常在家的也有六七个人要吃、住.真难为了我母亲.1960年困难时期,是父亲经常带领我们上山挖野菜,度过了困难时期,还一一让孩子们能上大学.

之后我一直想弄清楚父亲精彩人生旅途中的很多细节.在查看了许多史料书籍之后,开始四处找寻父亲的档案资料.先后去了贵州省档案馆、贵阳市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南京市的各档案馆,最后在贵州省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找到了父亲较完整的档案,填写的履历表和自传数据.

父亲名王定仪（又名王定一）,出身于贵州瓮安县草塘镇一礼教之家,曾祖父是中农兼工商业者.13岁时到贵阳考入达德高小,16岁毕业后考入贵阳南明中学.在校中阅读《中国魂》等革命书籍,受孙中山、蔡鄂先生反封建反复辟行动影响,受爱国心驱使,投笔从戎,编入学生队.进入贵州讲武学校（校长何应钦）.经过两年多的军事教育,1917年毕业后分派到南北战局前线,驻四川涪陵（任）黔军排长.经过了护法战争、护国之役的洗礼,逐渐升为团长,年27岁.1926年大革命时期,任黔军第一师团长参加北伐战争,后该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六军,进驻湖北宜都,随后又改为四十三军,后升任四十三军旅长,李周之战黄果树之役（见《贵州陆军沿革实录》第十五、十六章）的前敌指挥官,攻占贵阳之后,与达德校友曾俊德等联络,恢复了被周西成关闭的达德学校.后曾俊德曾做了一任校长,为贵州教育做了该做的事.其后二十五军反攻贵阳,1929年与李军长出走香港.李病死,父亲回黔与副师长谢彬带旧部驻湖北,改编为八十五师,任副旅长.

父亲于1931年与母亲在汉口结婚,遂离八十五师.1933年进入南京中央军校高级班学习,学时两年,毕业后在湖南省政府任参军职,省长为何健.两年后回贵州在二十五军第四纵队任参谋长,第四纵队撤销后,即到一二一师六六○团（后改为三六二团）任团长.七七事变时驻湖北,八一三淞沪会战即开赴上海,南京保卫战守句容镇,任驻芜湖城防司令,后受命撤离,转战武汉,驻田家镇.

田家镇战役是抗日战争中保卫大武汉的最残酷的一次战斗.父亲时任一二一师师长兼三六二团团长.淞沪抗战期间,八十七、八十八两师牺牲较大,一二一师调去两个团参加八十七、八十八师作战.田家镇于松山口御敌,与日寇激战月余,击溃日寇两个联队,缴获大批武器.在强攻石门山附近301高地日军阵地的战斗中,与日军作战相持一月,使武汉江防大门的田家镇安全掌握在我军手中较久.一二一师和一○三师均系贵州改编为中央军的部队,合组的八十六军并肩作战,表现英勇,保卫田家镇战绩十分突出,打退日寇的多次进攻.田家镇对岸的孔家镇有日本人建的飞机场,敌机不分昼夜空袭,战斗之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