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灰犀牛”

对抗“灰犀牛”

国家经济发展和风险防范并不像治理动物园那么简单，尽管我们要重视并化解中国经济领域存在的“灰犀牛”和“黑天鹅”，但是同时，我们要认识到，坚定发展道路自信、提升经济理论自信，对当前应对灰犀牛与黑天鹅的视角选择至关重要。应对灰犀牛的中国视角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涛看来，应对当前比较大的灰犀牛或存在灰犀牛的领域，要缓释风险，而不是戳破它，中央不断在提防金融风险、守住底线等，其实都是不断在提示市场，我们当前存在几个大的灰犀牛，不要忽视它。
“我们要有全局视角，短期对策与长期政策相结合。拿房地产泡沫来说，中国房地产泡沫如果挤破了，后果比日本要严重多了。我国个人财富65%是房产。一旦挤破，所有人的财富将缩水，而且会导致信用关系断裂，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抑制房地产泡沫，有两层意思：一是不能继续吹大，继续吹大未来将很麻烦；二是现在也不能挤破，否则现在就很麻烦。所以我们提出了中短期对策和长效机制相结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表示。王文认为，中短期对策有两个：
一是严格控制投机性需求和投?Y性需求。现在这股冲动很强烈，一线城市每家可以买两套，但现在大家都想买第三套、第四套，觉得好像只有房子才可以抵制通胀。如果不限制，最终这股需求拉动住房供给一定会超过刚性需求，所以会持续限购限贷。
二是2018年将持续严格约束开发商。“开发商不能继续盖下去，这样无限制地继续盖，总有一天盖出大泡沫。对开发商的约束行为，一个是资金，一个是新房价格，拿别人的钱盖只有收益没有风险，拿自己的钱盖会衡量一下这是不是超过刚需了，还要不要盖。另外一个办法，控制新房价格，让面粉价格高于面包。”
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杰表示，除了抑制资产泡沫，第二要稳住外汇，防止人民币的持续贬值，防止外汇储备的持续减少。第三要稳住债务，目前我国的金融风险主要是债务引起的。债务分为政府债务、企业债务和个人债务。“其中企业债务是金融风险的主要根源，并且对银行的负债可能构成系统性风险。”魏杰说，企业债务当前的重中之重就是国企的去杠杆问题。
“像去杠杆涉及的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收缩，甚至破产清算，要把它视为壮士断腕的过程，这些东西始终是金融体系里的癌细胞，要把它消除掉。”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说。
第四就是治理金融乱象。魏杰表示，金融乱象如果不清理，也会引爆金融风险。一种是治理新技术引起的金融乱象，如比特币、ICO等。第二种是治理由改革所引起的金融乱象。过去很多金融改革，方向是正确的，但配套措施没有跟上，结果引发了金融乱象。
“2013年开始，我们全面放开投资公司，2015年我跑了70多家投资公司，既包括线上也包括线下。跑完之后我感到害怕。他们的商业模式基本都不能维系，他们给投资人的回报率都是百分之二三十以上，现在干什么能有这么高的回报率？”魏杰说，金融乱象一旦不清，会引爆下一个金融风险。
第五个应对措施就是要控制好当前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对抗灰犀牛的底气
中国经济对抗灰犀牛的底气来自于哪里？
在王文看来，中国对抗趋势性灰犀牛最大的底气是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特别是消费升级和消费细分领域的巨大潜力。2017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长10.4%，增速依然让欧美国家望尘莫及。“近几年强化供给侧改革、弱化需求端刺激成果显现，在支出法统计GDP中，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3.4%，远超资本形成的贡献；从税收的角度看，2017年上半年体育、教育、文化艺术、娱乐等行业税收分别增长64%、34.9%、24.9%和15.6%，远超全国总体税收收入8.9%的增速。”
“当前的这种趋势性风险，主要是来自于前期市场经济中的一些弊端，因为本身它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但是我国市场经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未来有相当大的结构调整红利和改革红利，同时我们有强有力的政府调控。”魏杰表示，这些都是中国对抗灰犀牛的底气所在。
对于这一点，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许维鸿向《经济》记者表示，不是外国人聪明地发现了中国的灰犀牛，而是这些问题早在改革菜单上，且已初见成效。从党的十八大后，我国对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等问题的治理就已经开始。2016年至今，“三去一降一补”改革依然是对前期治理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等问题的延续和深化，符合“连贯、一致、长期”的宏观治理原则。
在他看来，化解灰犀牛风险要有轻重缓急，也要有全球视角。用灰犀牛概念警示中国经济，是我国宏观管理部门一种未雨绸缪的态度。要有效化解灰犀牛问题，就要保持耐心、信心、恒心，区分轻重缓急、有序推进。发展道路自信初步构建
一国的宏观经济治理，必须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提升自身发展的道路自信和经济理论自信，并逐步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话语体系。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坚定道路自信，就是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必然是置身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的，必须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我们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和效益，人们才会产生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感，才能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王文表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们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开放的姿态主动融入世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其开放的特质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的文明成果，运用世界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利用全球生产分工的机会参与全球生产，利用世界贸易体系参与世界贸易活动，利用国际分工吸收先进技术和经验以推动本国的科技创新，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其强劲的自我调控能力和适应力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变能力，抗御世界风险的能力，在世界面前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和能力。在他看来，创造出更高更有效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坚定道路自信的根本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之上，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道路自信越坚定，反之亦然。
“我们要意识到自己和欧美国家当前经济发展状况有很大不同，不论是发展阶段还是现实的国情，虽然GDP已经是世界第二，但是我们人均GDP还是相当低，这意味着经济发展程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快，还有很大的经济发展空间，虽然我们的经济可能会从高速转到中高速增?L，但是我们至少还是中高速，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可以达到中国这种水平的。”魏杰说，这正是我们的道路自信所在，事实证明，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证明了我们的道路选择是没有错的，这就是我们的发展道路自信。建立中国的经济学说
从经济理论自信的角度来看，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建设中国自己的、系统的经济学说，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是建立经济理论自信的关键。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体制，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论分析还缺少一个比较系统的学说，特别是经济哲学层面还不清楚。如果指导它的基本方法、基本信仰、基本价值观发生动摇，那就有问题了。所以根据效果良好的实践中取得的成就，建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尤其重要。现在中国的实践走在理论的前面，产生很多问题，急切希望我们从历史和客观实践的需要出发做出回答。有了这个实践的基础和根据，并进行提炼总结，在实践当中不断丰富完善，建立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就有希望。”王文表示，我们不仅仅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信仰，同时要把它作为一门科学，首先从科学上搞清楚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扎扎实实认认真真地进行研究，坚持服务国家，立足民族，立足解决中国的问题。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把中国的问题解释清楚了，中国的实践在世界上立得住了，这一套学说和理论，就会得到世界的认可和欣赏。
对此，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表示，中国的发展道路自信已经出现了，经济理论自信还需要一个提升。“十九大以来中央的政策方针比较得当，在国际社会引起了特别大的反响，但是在发展务实和有效性方面，好像口号比较多，实际的执行力、个人和企业的发展能力没有跟上政策的宏伟蓝图，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欠缺，上下不能脱节。”
“现在我们还是在用西方经济学的视角去研究中国的问题，但是未来中国很有可能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地，因为从经济学重心的转移来看，哪个地方经济发展得好，哪个地方经济问题多，就会成为一个经济学发展的重地，中国有很多的经济问题可以研究。”魏杰呼吁，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论创新，呼唤一些新的经济理论出现，未来可以用中国的语言去说中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