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资本论》是一部经济学着作,它所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资本的运作规律,同时《资本论》也具有哲学思想和理论特征。《资本论》既提供与现实社会相联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体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资本论》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资本论》中的哲学特征与经济研究水乳交融,紧密联系。在新时代,研读《资本论》中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社会发展中运用《资本论》中的哲学思想,对于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了解并学习《资本论》有利于我们能够分清当下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不断强化正确的理论观点,有利于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当代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
关键词：《资本论》;哲学特征;批判性;现代性;实践性;
众所周知,《资本论》是一部经济学着作,它所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资本的运作规律。《资本论》研究了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是一部政治经济学巨着。与此同时,正如俄国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提出的那样,马克思并没有在具体一部着作中叙述过自己的唯物史观,但是他的《资本论》既提供了一个与现实社会相联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体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的那样,这是一部经过千辛万苦完成的着作,后人若是单把它看作政治经济学着作既是狭隘的也是片面的。《资本论》中的哲学特征与经济研究水乳交融,紧密联系,共同构成了这部鸿篇巨制。
一、《资本论》的批判性特征
马克思的《资本论》具有批判性特征。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在对其他学派和理论的批判中不断建立起来的。《资本论》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缺陷,批判了“理性经济人”的观点,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在实践中,形成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由此指导现实社会中的实践发展,并不断丰富和完善。
(一)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不是单纯地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推导出来的逻辑结论,事实上《资本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存在一种差异、断裂和本质上的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中叶,完成于19世纪初,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古典政治经济学为西欧的资产阶级服务。一方面,古典政治经济学肯定了劳动是主体活动的创造力,把价值财富的源泉从客体转移到主体上来,提出劳动价值论,并且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对立情况。另一方面,古典政治经济学依旧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将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刻意当成自然的情况,维护资产阶级统治,服务资本主义社会。古典政治经济学看到商品对社会生活的渗透,看到社会生活的物化,但仍然将这一切矛盾归结为普遍规律,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看作一成不变的真理。这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不同。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只专注于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只能在资本主义社会框架之内探讨社会财富增长的机制原理,不能站在人类历史上讨论资本和生产等方面的问题。《资本论》继承并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创造性地提出剩余价值论,建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具有哲学批判性质的。《资本论》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形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区别于资产阶级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物质生产归结为社会历史的生产,将经济范畴看作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范畴。然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将物质生产归结为非社会的、超历史的一般财富生产,将经济范畴看作固定的、不变的范畴。事实上,《资本论》不仅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还研究了这些关系的产生、发展与灭亡。可以说,《资本论》整体都贯穿着全面、变化、联系的观点,反对片面、静止、孤立的观点,注重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现象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本质。
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的过程中,不仅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做了批判与超越,与此同时,对于其衍生发展的以蒲鲁东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也进行了分析与批判。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主要论证上帝创造万物的过程是为了将理性规律外化为现实,妄图形成人类劳动是上帝事业延续的假象。他由此推论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关于观念的理论、一种自然科学、一种心理学。事实上,蒲鲁东的上帝存在假设是为了给自己的理论设定一个起点,目的是把所有的学科和事情都归于上帝的功劳。蒲鲁东在谈到政治经济学时,从不把政治经济学理论视为科学,认为政治经济学只是自古传承下来的理论,还认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是泾渭分明、不可联系的。正是因为蒲鲁东坚持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导致他一面反对资产阶级通过利息和信贷剥削工人,使得工人工资低下和工作缺乏保障;另一面又反对共产主义,认为一旦实行公有制,人们的自由就会被束缚,这使他最终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再者,蒲鲁东对经济问题的基础——价值、交换价值的理解始终是模糊、错误和不彻底的,还错误地把对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的空想主义的解释看作一种新科学的基础。他指出:“价值就是生产者之间通过分工与交换这两种方式自然形成的社会里组成财富的各种产品的比例关系;我们所说的某种产品的价值,无非就是一种以货币符号来表示这种产品在总财富中所占比例的公式。”[1]蒲鲁东认为自己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事实上,他只是一个小资产者,既做不到政治经济学家的严谨,又没有共产主义者的勇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既详细了地阐述了价值、交换价值的概念,又将其一系列相互关系和发展变化描述清楚,在一定程度上,区分了蒲鲁东政治经济学中自由主义思想,也批判了蒲鲁东经济自然化等理论。
(二)对理性经济人的批判
“理性经济人”的概念来源于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阐述的观点,之后经过不断完善和补充,逐渐将“理性经济人”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顾名思义,持此观点的经济学家假定人都是利己的,而且在面临两种以上选择的时候,总会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方案。他们认为经济决策的主体充满理性,所追求的目标也都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具体来说就是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要素所有者追求收入最大化;政府追求目标决策最优化。“他们彼此间,哪怕是极不相类的才能,也能交相为用”[2]。亚当·斯密认为,人只要做到“理性经济人”,那么在无形中他就会不自觉地为社会的改进努力,认为一个人为追求私利在无意中对社会做的贡献,远比有意识做贡献做出得大。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分析经济形势,既不能用显微镜,又不能用化学试剂。”“理性经济人”的概念只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假设,是一个抽象概念。它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研究和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需要,经不起理论的推敲和实践的考验。首先,经济人的个体差异会导致理性的不完全一致。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环境的复杂性、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及制度对行为的约束等对完全理性的限制而形成理性实质上的不完全,说明经济人的完全理性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其理论不能自圆其说。即使将经济人之间的博弈对共处条件下的环境和制度的差异的条件忽略,但经济人不同的个体由于其智商、情商和掌握信息的程度的差异,导致对事物的认知能力存在不完全,决定了绝对理性是不存在的。其次,无节制的欲望和实际的结果出现误差表明了理性的不绝对。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阶段,理性的程度也是不相同的;即使在同一阶段,由于环境、心境、财富等差别,理性也不能完全相同。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经济人也会出现决策失误或行为过程失误而出现较差结果。在现实社会中,即使有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存在,也不能出现完全理性的结果,更何况,实际情况中理性经济人是不存在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将抽象理性的概念与社会发展相联系,关注真实的人类社会,不同于西方以往的理论家,注重真实情况和感受,贴近实际,这一点与中国传统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且让位给较高的形式。”现代发展的资本主义形态必然要被抛弃,转向共产主义这一高级的社会形式[3]。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的过程中,阐明了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
资本主义仅仅注重个人的私有财产,而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以及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既承认和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和积极成果,也不会倒退到私有财产的不发达状态中。在这里,共产主义不单单通过对物的扬弃就可以获得,不是只看物而忽视人本身,更不是只从客体方面去考察私有财产。共产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人类本身的解放,人的主体活动的解放,而不是单纯追求物的占有,力图通过“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4]。因此,共产主义仅仅扬弃私有财产是不够的,还必须通过对人本身所具有的异化性质的扬弃才能实现。《资本论》中体现的共产主义的观点,既不是倒退,也不是对以往文明和文化全部否定,而是一种人类自身的辩证发展。这是一种保存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是在经过现代资本社会之后,利用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工业和科学,丰富和发展共产主义,创造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和现实基础。《资本论》证明了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然性。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矛盾真正解决的表现。共产主义也是现象与本质、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类别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的表现。《资本论》是马克思共产主义观点的体现,既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也论述了共产主义的基本内涵、哲学基础和理论体现,构成了相互联系、相互规定、相互递进的关系。因此,共产主义不是历史过程中的简单表现,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积极扬弃。换言之,共产主义并不是在现实历史过程之外有一个彼岸的基础,共产主义是前一社会阶段的必然发展,并与之相对立的表现。《资本论》的批判性的哲学特征为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提供了现实前提和理论基础。
二、《资本论》的现代性特征
马克思的《资本论》具有现代性特征。《资本论》不是因循守旧、一成不变的着作。它的很多思想理论不但在当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而且对我们当代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因此,了解《资本论》的现代化思想,对于当今社会发展进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具有非凡的理论意义。
(一)由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资本论》的内容博大精深,蕴含丰富的现代发展理论。当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可能用我们今天一样明确的语言,阐明当今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发展问题,提出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但重要的不是他是否提出和使用过与现代完全相同的术语和相关概念,而是主要看他是否对这一理论的基本问题做出科学的方法论和长远指导意义的理论观点,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运用。世界历史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深刻改变了国家和民族原有的生活方式。现代历史的出现,标志着整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因此,马克思在谈到世界历史时,会和现代社会相提并论。所以,《资本论》的现代性就表现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马克思所讲的现代社会是指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形成的人类历史的新时代,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以往任何传统社会所不具有的现代性。因此,马克思也常常以现代社会来描述资本主义社会。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普遍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交往的普遍发展,关键在于分工的扩大和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中对分工问题给予特别关注。现代社会发展与世界历史的理论阐述,就是紧紧围绕分工来展开的。世界历史固然是由生产力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交往普遍发展而引起的,但生产力和交往为什么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到来之时,才会得到普遍发展并产生出如此重大的影响和后果呢?这与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直接相关,这是与资本主义现代生产的发展及其方式分不开的。资本主义的现代生产和现代发展就是以资本为轴心的,资本支配一切,整个社会都围绕着资本运转。正是在资本的支配下,生产力和交往才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历史也就转变为世界历史。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资本的发展史再现了世界历史的形成史。世界历史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等级资本到商业资本再到工业资本,既是资本的形成发展史,又是世界历史的形成发展史。这样,以资本为驱动的现代发展和世界历史的形成就统一起来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资本论》的现代性特征的表现之一。
(二)从国内市场向世界市场的转变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经济的分析来说明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世界市场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条件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资本的形成和发展史就是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史。与此同时,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展又给资本扩张提供了必要的基本条件。因此,我们说世界市场是现代性的基本表现之一。
资本一经流动,就不再仅仅局限于国内的生产与市场中。资本流动的过程不仅能够促进国内的生产消费,还能够推动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推进了现代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与进步。首先,世界市场使现代生产体系的各个环节都得到广阔的发展。由世界市场所引起的生产国际化以及生产过程中由一国范围内的发展到世界范围内的总体发展,典型形式就是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商品生产。由生产所决定的消费也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一个国家的消费品不仅有来自本国的产品,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产品。消费的需求和消费的品种日益多样化。国际生产也造成了交换的国际化,造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国际分配。其次,世界市场对现代生产起到有力的保障作用。现代生产离开世界市场寸步难行。一方面,生产的发展不但需要从国内,而且需要从国外取得工业原料和粮食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另一方面,国内生产的大量产品除了在国内销售以外,还需要通过贸易销售到世界市场。一个国家如果一味地闭关自守,那么它的剩余产品就只能在本国内,以这一剩余产品的形式消费掉。在这个国家中,剩余产品可以交换的范围就会受到不同生产部门的限制。这种限制只有通过对外贸易才能消除。因此,对于现代化国家和当代国际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来说,世界市场是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
三、《资本论》的实践性特征
马克思的《资本论》具有实践性特征。马克思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5]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在《资本论》中也得到了具体体现。《资本论》将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融为一体,正是因为具有实践性特征,才使这部巨着没有陷入形而上学和唯心史观的泥潭中,反而使其思想理论在现实生活中不断科学化和具体化,不断指导人们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实践。
(一)从哲学转向经济学的实践
《资本论》的实践性既是一条哲学转向经济学的路径,也是一条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路径。结合马克思的研究经历来看,马克思的学习与思考是从黑格尔哲学开始的,黑格尔哲学的体系形式和丰富内容曾经给马克思带来观察问题的基本框架:从思想观念的原则来把握现实生活的方式,但是后来,马克思在研究和分析问题过程中遇到了难事,他在担任《莱茵报》的主编期间,遇到了要对物质利益关系发表意见的问题,这时的马克思并不能用之前学习的哲学问题做出回答和解释,“林木盗窃案”“摩塞尔河流域农民的贫困问题”使他意识到自己应从哲学理论领域转到社会历史领域的研究中,为寻求对共产主义的理论论证,揭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马克思开始“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重新对黑格尔哲学的方式进行审视与思考。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研究打开通向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道路。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方式,解开“市民社会”的谜题。遵循从现实生活本身发现问题的方式,摒弃直接用思想观念指导现实生活的理论哲学的方式,不再单纯地从科学意义研究现实生活,而是在实践意义上研究现实生活。
当马克思贴近社会现实,靠近群众生活,意识到政治经济学研究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意义之后,就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上面,而不单单是哲学研究上面。这不是因为马克思对哲学不再感兴趣,而是他发现经济才是人类现实生活的基础部分和必然部分,是人类社会历史问题的基本所在,也是当代社会权利和人们受到压迫的主要方面。因此,要寻求人类合理的现实生活,就必须考察“市民社会”,必须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深刻的问题意识和现实思考引导马克思走向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也一直延续到马克思生命的终点。他用绝大部分时间来研究经济问题,以政治经济学的视域来解释和透视人类社会历史的种种问题。
(二)把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相结合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劳动价值论发展到剩余价值论,众所周知,马克思开始时接受古典学派的影响,后来又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体系。劳动价值论并不是马克思的首创,剩余价值这一词也并非来自马克思,现代人经常把马克思的理论称作剩余价值论或者劳动价值论,事实上从劳动价值论到剩余价值论的演变不仅是经济学领域的事,还是哲学领域的事。
马克思在谈到劳动问题时有两个结合:一是劳动必须和劳动对象和生产资料相结合;二是劳动应该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马克思不否定人们现在强调的各种生产要素和各类脑力劳动,认为实现二者结合才为劳动。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条件下,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以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是相互分离的,而正是这种分离,带来了劳动者的苦难,体现出劳动者与拥有生产要素和从事脑力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和对立。因此说,马克思所揭示的两个结合以及由结合转化成的对立,都是历史现象,也是历史过程。从原始社会的自然结合到奴隶、封建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形式和程度的对立状况,本身就成为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今天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同劳动有关的这两个结合也不断发生变化,大家比较关心各种生产要素的作用和脑力劳动的成果,就反映出这种发展和进步。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发展和进步同样属于整个历史进程中的足迹,就从两个结合的意义上来看,也只是漫漫征途中的一步,不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无数的问题要解决,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认清路该怎么走,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种种情况表明,只有从哲学的演化上去剖析劳动价值论形成和发展的轨迹,才能消除认识上的差距,才能使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至构建剩余价值理论成为可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探寻人类解放的最高理想和基本途径为宗旨,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隐含深刻的哲学底蕴,面对价值与劳动力价值之间差别所形成的各种经济社会现象,提高对劳动意义的认识,不断加强剩余劳动及其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在推动人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
(三)从解释世界转向改变世界的实践
马克思的哲学问题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资本论》的改变世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经济上,《资本论》第一卷主要研究的是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心问题是阐明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第二卷主要研究的是资本的流通过程,分析了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以及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内容,中心问题是剩余价值的流通和实现过程。第三卷研究的是资本的总运动、总形态,中心问题是研究剩余价值的分配过程和剩余价值的分配过程所采取的各种具体形式。《资本论》研究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商品、货币、交换价值、价值、资本、剩余价值等经济学概念。这些概念构成了《资本论》的主要实践特征。马克思的哲学是要实现改变世界的目标。因此,必然通过研究经济问题,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来获得改变世界和理解世界的切入点和出发点。其次,在政治上,《资本论》继承了近代自由主义关注的一些问题,例如,社会与国家、自由与平等、劳动与财产、特殊与普遍的问题,然而《资本论》将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与近代自由主义完全不同。它并不像近代自由主义那样,否定现代政治维护资本增值的特殊原则,而是力图通过“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个体特殊性与人类普遍性之间的和谐关系。实质上,《资本论》的政治哲学与只关心自然权力和私有财产的近代自由主义有着根本区别。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关注的焦点是现实的经济问题与个人的自由发展之间的联系,而不是认识世界、解释世界之类的理论哲学问题。
马克思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资本论》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在新时代,研读《资本论》中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社会发展中运用《资本论》中的哲学思想,对于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了解并学习《资本论》有利于我们能够分清当下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不断强化正确的理论观点,有利于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联系实际,立足当代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
参考文献
[1]蒲鲁东.贫困的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85.
[2]亚当·斯密.国富论:上[M].上海:译林出版社,2011:12.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000.
[4]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50.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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