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皮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n)提出“社会资本”概念以来,社会资本逐渐被运用到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家等社会科学领域。尽管对于社会资本的概念表述不尽相同,但学者们对于社会资本是“不同于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一种资本,它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中,为组织和网络中的行动者提供便利的社会资源”方面还是达成了共识。信任、参与、规范是社会资本核心要素,已经成为解释和解决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重要路径[1]。旅游业是综合性产业,社会属性显着,旅游活动的各个方面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网络关系中,尤其是旅游开发过程中,旅游地社会资本对于本地居民参与旅游业经营以及旅游企业合作和创新有重要作用[2],而旅游业的发展和旅游者的到访对于旅游地社区社会资本也有重要影响。近些年,社会资本也逐渐引入到国内外旅游研究中,本文系统地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外文文献以“socialcapital”“tourism”为摘要、题名和关键词在Elsevier,Springerlink等全文数据库中进行高级检索;中文文献以“社会资本”“社会网络”“旅游”为主题在CNKI中进行高级精确检索,总结国内外社会资本与旅游研究的相关内容,以期为未来旅游研究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提供更多视角。
1.1、社会资本对旅游的影响
社会资本包含集体社会资本和个体社会资本。梳理研究文献可以发现,学者们对于社会资本对于旅游的影响研究也是从这两个方面切入的,前者主要是社区社会资本,后者包含了旅游利益相关者个体和企业的社会资本。
1.1.1、社区社会资本与旅游
1)社区治理和社区参与。旅游社区所具有的规范、信任、网络等社会资本能够促进社区居民参与和协调,居民为了共同的目标和自身发展,共同维护网络关系,遵守共同的规范制度,促进集体行动,解决集体困境,有助于社区治理。Dukbyeong、Kwangwoo、Hyunsuk等论证了影响社会资本的因素就是影响农村旅游社区冲突管理的因素,并提出政府的某些政策方案通过参与旅游业务将有助于增加社会资本和管理社区冲突[3];Strobl和Peters以奥地利四个高山旅游目的地治理流程为例,得出社会资本中的创业声誉和社会网络密度影响目的地治理,更高的网络密度和联系强度会导致更加非正式的治理渠道[4];社区治理不仅取决于正式的法律制度,也取决于通过各利益主体博弈后所形成的根植于地方传统的非正式制度,尚前浪、陈刚认为以乡规民约为基础形成的社会规范、社会网络和成员信任将共同作用于民族地区社区治理[5];郭凌、王志章等则质性研究民族旅游社区治理,基于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提出民族旅游社区中特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使嵌入到网络中的各方行动者利用自己的资源开展社区治理,促进旅游发展[6]。
当地居民通过社区参与成为经济开发中的主体,使经济利益当地化,而社区中的居民通过长期形成的稳定的社会关系增加合作机会,促进社区参与。Claiborne运用社会资本的概念来理解社区如何构建、感知和参与旅游发展,将巴拿马的两个不同社区进行比较,得出社会资本高的社区尤其是参与意志高、开展实际能力强更加有利于社区旅游发展[7];李菁则提出社会资本与社区参与具有一定的互动机制,其中以互助为核心的结构和认知性社会资本为村民参与社区旅游提供了内部条件和基础,精英阶层的桥梁式和纽带式社会资本促进村民参与旅游的深度和广度,所有这些资本相互作用将会促进旅游业的发展[8];董茜以湖北神农架世界地质公园为例,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是促进地质公园社区产业结构优化转型的内在推力也是促进居民更好地参与到地质公园公共事务中的外在拉力[9];在生态旅游发展中,鼓励社区参与成为促进当地旅游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卓玛措等把社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利用这一资源培养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建立社区信任关系,增强社区内外合作,提升社区参与水平,从而实现生态旅游的双赢效应[10]。
2)社区减贫。旅游扶贫对于贫困地区促进就业,增加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社会资本是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社区发展中,居民积累的社会资本可以为居民带来一定的资源,通过调动贫困人口积极参与,重构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为居民提供更多的生计渠道。国外学者对此进行过验证,Cheng、Sasaki和Jourdain等评估了世界遗产地黄山景区中两类社区的居民生计发现:基于社区自治型的旅游社区治理模式比企业主导型模式更加有利于改善居民生计,这种模式应当作为中国扶贫减贫政策的推广[11];国内学者认识到当前我国“投放式”的旅游扶贫模式较为粗放,不能真正实现“真扶贫”的目标,丁德光指出社会资本是旅游精准扶贫的核心资源,这一资本对提升贫困人口参与能力、提高扶贫绩效、激发社会活力有很大的促进作用[12];阿依古丽艾力等研究新疆喀什市旅游社区,把社会资本作为研究社区居民生计资本的指标之一,提出改善民族旅游社区居民生活的建议[13]。
3)社区旅游发展。社会资本对旅游发展具有重要作用,Mavri和Istenic以欧洲斯洛维尼亚西部的Cerkno市部分乡村为例,表明自然和文化遗产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充分不必要条件,社会资本才能让自然和文化景点的潜力发挥出来[14]。还有学者将社会资本作为社区发展旅游能力的评估指标。Bennett和Lemelin为了最大效益地发挥巴勒斯坦社区旅游业的作用,提出了评估社区发展旅游能力的新框架,社会资本作为其中一个指标具有重要意义,并且这一框架具有广泛的应用性[15]。
社区居民作为社区开发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其对发展旅游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水平,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社会资本具有调节作用,通过情感连带和群体规范等调节着社区居民的行为、意识和态度,从而促进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JingyanLiu,HailinQu,DanyuHuang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对生态旅游收益与居民环保意识之间的调节作用,社会资本会改善社区居民之间的合作,经济效益直接影响居民的亲环境行为,高水平的社会资本特别是认知性社会资本,更加有助于鼓励居民的亲环境行为[16];时少华以北京什刹海社区为例研究发现城市旅游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居民旅游参与意识对社区居民参与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居民旅游参与意识作为一种重要的中间变量起正向调节作用[17];李秋成,周玲强认为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情感连带、群体规范、人际信任会影响游客的个体行为,旅游地和景区可以通过这种“关系管理策略”培育游客环保意识和行为[18];范莉娜等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和地方感正向影响民族村寨中居民对旅游的支持态度,社区居民之间的认同感和满意度有利于开展集体活动,增强居民对旅游活动的支持[19]。
另外一些学者还把社会资本理论与民族传统文化、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相联系起来。艾菊红将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在云南傣族文化生态旅游场域中的相互作用和转换进行比较,提出文化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路径[20]。卢丽也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基础,提出对青城镇社区参与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意见,运用社区社会资本解决社区旅游开发中的集体困境[21]。
1.1.2、个人社会资本与旅游
1)社区精英生产。国外学者探讨了社区精英社会资本的作用,Mcgehee、Knollenberg和Komorowski以三位乡村旅游领导者为案例探讨个人社会资本能力,发现桥梁式和纽带式社会资本对于这些农村旅游领导者的成功至关重要,领导者的成功也是社区成功的根源[22]。国内学者也研究了旅游场域中的体制精英如何运用社会资本转换为经济资本成为乡村精英的过程,如周春发以徽村为例研究老葛书记的发展过程[23]。近年来旅游社区呈现出女性参与程度高、参与能力提升等特点。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一些妇女摆脱了原有社会角色,逐步发展为社区精英,对此学者们从社会资本角度解释了这种现象。陈丽琴、方英群认为民族旅游为黎族女性社会资本的积累提供平台和支撑,而黎族女性在民族旅游中的发展和获益程度又受到其社会资本的影响,妇女精英化过程与民族旅游双向互动发展[24]。
2)社区居民就业和创业。旅游从业者群体一直被忽视,有关他们的研究很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旅游从业者即当地居民的创新创业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动力,当地居民利用自身所嵌入的社会网络关系从中获得收益。Lingxu、Eric、Haiyan探索早期中国农村旅游开发中企业家创业流动性,发现社区制度支持、社区开发程度以及个人社交网络影响社区内旅游企业创业的流动性,旅游企业与社区的融合增强了创业流动性对当地旅游业的发展[25];WeibingZhao、Ritchie、Echtner运用社会资本的概念分析了中国广西旅游业创业的发展,研究表明结构性社会资本对于个人建立旅游业务的可能性呈正相关,关系型社会资本有助于企业发展,不会对创业概率产生重大影响,认知社会资本在两种情况下都是边缘化的[26];李星群、文军认为在居民从事旅游生意等相关工作方面,影响其创办旅游经营实体的主要因素是居民个人的人际构成和人际关系[27];陶伟、徐辰提出社会资本在旅游目的地下岗职工再就业中的作用,旅游从业者的形成和发展受社会资本的影响,个体社会资本差异甚至会导致社会差距的拉大[28];而花思宇等则提出规避乡村旅游创业中的风险对策之一:乡村旅游中的创业者相互信任和合作,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积累和构建社会资本[29]。
另外国内学者还从社会资本视角解释旅游领域中的其他现象。刘传喜、唐代剑等研究了杭州乡村旅游产业集聚的演化特征和演化模式,其集聚演化是区位交通、资源环境、旅游市场、社会资本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社会资本是核心驱动力量[30];张骁鸣和保继刚以西递村为例,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是农民工回归原社区并参与非农产业生产的重要动力[31]。
1.1.3、企业社会资本与旅游
1)企业社会资本与创新。旅游企业创新活动嵌入到企业社会网络关系中,企业通过自身及与外界的正式或非正式联系,获取有效信息和资源,不断进行知识转移,增强吸收能力,从而促进旅游创新,增强旅游目的地竞争力。Sundbo等比较研究丹麦和西班牙旅游企业的创新行为,提出创新网络和创新系统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多样化的企业网络更加有利于创新[32];PatriceBraun等认为旅游企业的本地网络、社会资本促进旅游产品创造价值,提高集群竞争优势,旅游小企业网络结构是集群增长和可持续性的基础[33];国内学者也强调了网络的重要性,姚云浩等论证了旅游企业网络关系嵌入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绩效,尤其是强关系更加有利于隐性知识的传播,创新扩散作为中介变量,其广度、深度和速度不仅会影响旅游企业创新绩效,还会造成创新绩效差异[34];史丹丹等则把资源获取能力作为中介变量研究旅游产业集群网络结构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35];冯卫红区别研究制造业集群和旅游产业集群中企业网络结构和企业绩效间的关系,指出由于旅游产业集群自身的特殊性,网络中心度对企业绩效并不产生直接影响[2];曾艳芳等认为企业具有较强的吸收能力,在信任环境中,通过知识转移促进旅游创新[36]。
2)企业社会资本与经营。旅游企业经营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还是一种社会活动,企业经营绩效不仅受市场环境等经济因素还受到社会关系和制度等非经济因素。文彤等借助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理论,揭示了旅游小企业经营过程中在强关系的约束下,获得更高收益,通过结构性嵌入扩大外部合作,形成更加稳定的网络结构[37];郭强等认为在旅游小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其社会资本所起的作用也不同,随着企业成长,社会资本贡献越大[38]。社会资本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起积极作用,韩巍指出企业内部社会资本有利于提高企业组织绩效,外部社会资本有利于企业更好地获取各种信息和资源[39];还有学者关注企业管理层的社会资本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庞晓萍等指出在企业中,个人社会网络能够帮助管理层获取新的知识和信息从而促进公司多元化经营[40]。
1.2、旅游对目的地社会资本的影响
旅游活动对目的地的影响是旅游研究持续关注的内容之一,旅游活动不仅会影响目的地自然环境也会影响社会经济文化环境。旅游活动中伴随的信息流动、情感交往和消费行为对社区居民产生深远影响[41],这些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社区居民可能会更加凝聚,也可能其社会网络结构复杂化,情感认同削弱。旅游活动对社区居民的关系网络,情感价值等行为表现越来越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Jamieson以南澳大利亚的七个城镇为例,通过该地区一项特殊的旅游活动“theTourDownUnder(TDU)”构建社区社会资本,认识到体育和旅游互动中产生的社会凝聚力,对社区发展具有重要作用[42];Zahra和Mcgehee分析菲律宾非政府组织志愿者旅游计划,结果发现志愿者游客发挥桥梁式社会资本,反过来又影响社会资本的每一种形式[43];Paolo和Rokhshad研究非西方游客的材料,讨论马来西亚社会资本与旅游业的关系,在多元化的社会文化结构下,旅游业是一种创造和加强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经验[44]。
国内学者对此也有研究。在早期研究中,刘燕就提出旅游业的发展改变了旅游目的地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随着商业化程度不断加深,地方认同感削弱,原有的“场所精神”也不复存在[45];张彦、于伟则指出旅游活动对城市旅游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是双向的,居民对旅游活动的积极感知能够促进社区社会资本,反之则会降低社区社会资本;并通过实证分析济南市两社区得出原住户、租住户和经商户在社区社会资本上的表现差异显着,不同的居住类型和旅游参与程度对社区社会资本影响不同,应保护原住户的利益[41];李乐京、吴亚平则认为在民族村寨旅游地,农民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能够建立横向和纵向社会网络,培育社会信任,建构社会规范,提高社区社会资本存量[46]。
2.1、特点
2.1.1、研究内容上集中于社会资本对旅游的影响
国内外学者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对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一是以乡村旅游社区为主要研究对象。在乡村旅游社区里,家族、亲属、邻里互助等都是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而且其社会资本存量大,有助于论证研究结果,增强理论应用的说服性和通俗性。二是从社会资本视角解释旅游发展中的微观现象。运用社会资本分析框架解释旅游目的地个人、家庭、企业、社区等微观现象,有助于人们充分认识旅游发展的内在现象,理解社会网络关系对旅游发展的重要性。当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也存在差异,主要体现在国外学者对个体社会资本研究较多,而国内学者对集体社会资本研究较多。这主要是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所致,西方以个体为单位在网络中交流而中国以家庭、亲属关系为单位交流;与国内学者相比,国外学者运用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旅游的时间早,研究程度深,提出社会资本是一个“滑概念”(“slipperyconcept”)的说法[47],要辩证地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培育积极的社会资本。
2.1.2、研究方法主要是以案例分析为主
国内外学者将社会资本理论运用到旅游研究中起步晚,需要大量的案例研究总结和归纳其原理以增强其说服性,但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研究范式。另外由于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很难确定,因此在旅游领域的研究,国内学者大多数还是基于定性方法研究,运用社会资本所表现出的网络、关系、规范、信任等特征定性分析,总体来说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为辅。
2.2、研究不足
研究不足主要集中于内容不够完善。
1)关注旅游开发对社区社会资本影响不够。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旅游地出现各种消极影响,各利益相关者矛盾重重,社区不和谐,民俗风情商业化等,旅游地逐渐失去其“原真性”,尤其在“留住乡愁”背景下,学者们对于乡村社区归属感、乡村邻里关系、乡村文化的认同感等方面的影响研究少。
2)关注社会资本对于旅游发展消极影响不够。旅游活动的一个明显特点是生产和消费同时同地发生,这就决定了旅游活动必须依托一定的空间,而这种空间锁定可能对个人从业、企业创新产生消极影响,尤其在我国以血缘地缘为基础形成的“关系”,旅游小企业嵌入到地方社会网络中容易形成小利益集团、本地化垄断和排外等不良影响,目前关于此类影响研究较少。
3)对于社区历史文化的根植性对于旅游影响研究还不够深入。一个地方的历史观念、惯例、习俗属于集体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根植于社区中,社区根植性将成为社区旅游发展的内生源动力,对于旅游目的地居民、企业等产生影响,如晋商文化的诚信、创新等对于平遥古城中居民从业态度、从业规模的影响。
基于上述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分析,今后运用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旅游领域将有可能发展以下几个方面:
以旅游创新助力乡村振兴。随着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乡村旅游已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之一,乡村旅游中的居民、企业处于特定的社会网络关系中,网络主体通过“联系”进行知识转移,模仿创新,营造创新环境。因此,挖掘和培育本地网络关系,促进旅游创新成为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途径之一,将成为今后我国“三农”问题解决的有效措施。
关注特色小镇的发展模式。特色小镇的建设实质上就是在较小的区域范围内,挖掘当地特色产业,根据当地的根植性形成独特、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集聚。根植性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特征,特色小镇建设要防止千镇一面和一哄而上就要挖掘当地根植性,即当地社会资本,在不断探索中建设特色小镇,利用社会资本的根植性、嵌入性探索特色小镇的发展模式将成为未来特色小镇研究的热点之一。
促进文化旅游可持续。文化旅游因其民族性、艺术性、互动性等特点深受旅游者青睐,同时也引起学术界关注。文化是旅游的本质属性,旅游资源的开发实质是文化资源的开发,在文化旅游开发中,注重社区传统文化、民俗、宗教、遗产等文化形式,挖掘社区文化符号、文化记忆,有助于增强组织成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由于社区文化具有的独特性吸引更多旅游者,促进文化旅游开发可持续。增强地方感、挖掘文化记忆、建设制度文化等将成为文化旅游研究的重点。
总之社会资本的概念和分析框架与旅游和旅游目的地的研究有着某种天然联系,以社会资本视角分析旅游现象,将为研究者提供新的研究范式,同时也会丰富旅游学理论,对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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