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如要找一个词来形容这40年取得的成绩，最合适的就是“奇迹”。这是因为，在40年前的1978年，中国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按照世界银行的指标，1978年的中国人均GDP只有156美元，不足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人均GDP的1/3。作为当时世界上的贫穷落后地区，中国1978年有81%人口生活在农村，84%的人口生活在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之下。同时，当时中国还是一个内向型经济体，出口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进口仅占5.6%，进出口总额只占9.7%，即当时90%以上的经济是与国际不接轨的。在如此薄弱的基础上，中国在1978年到2017年的39年间，年均增长高达9.5%，这样的奇迹是以往任何国家和地区不曾有过的。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为我国提出的发展目标是在20年内翻两番。为此，需要在20年内保持年均7.2%以上的增长。当时，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这只是一个提振预期的政治表述，因为这样的增速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回顾这段发展历程可知，我国的年均增长率不是7.2%，而是高达9.5%，不是持续20年，而是长达39年。在数值上看，7.2%和9.5%仅相差2.3个百分点，但如果是以7.2%的速度增长39年，2017年的经济规模仅为1978年的15倍，而实际上，我国以9.5%的速度增长了39年，使得2017年的经济规模是1978年的34倍。与此同时，对外开放也在不断推进，从1978年到2017年的39年间，我国对外贸易增长年均达到14.5%。
若以GDP作为衡量指标，中国的经济规模已超过日本，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出口规模在2010年超过德国，变成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由于出口的产品95%是制造业产品，中国因此被称为“世界工厂”。工业革命之后，最早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国家是英国。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是“世界工厂”。二战后，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国家是德国和日本，现在“世界工厂”变成了中国。2013年，中国的贸易总额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35%左右，这一比重在所有的人口大国中，当属最高。
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17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640美元，变成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不足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1/3，现在已是其5倍。改革开放以来，按照1.25美元/天的生活费贫困线标准，中国已经有超过7亿人口摆脱贫困，对世界减贫事业的贡献率超过7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快速发展，不仅改变了中国经济面貌，对世界经济发展也作出了巨大贡献。1998年东亚爆发金融危机，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东亚经济体可能从此一蹶不振，但实际上，东亚经济体在2000年就开始复苏，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保持人民币汇率不贬值，为东亚提供了稳定的锚，并以快递的增长拉动了东亚经济体的整体复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来势汹汹，从股市崩盘的幅度看，与1929年美国大萧条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随后的20国集团会议上，各国吸取大萧条危机教训，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国从2008年底开始推行4万亿元的积极财政政策，使得自身经济在2009年第一季度迅速企稳，同时带动其他新兴经济体在2009年第二季度逐渐复苏，这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经过40年的高速增长，党的十九大作出了重要论断，指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时代，并且提出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三步走的发展目标。一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二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是到2050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为实现新时代的“三步走”战略，经济发展是物质基础，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原则。但是，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滑，从10.3%跌至2016年的6.7%，去年上升至6.9%，但今年以来，经济下滑压力骤增，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在此背景下，准确把握中国未来发展态势尤为重要。为此，要从两个方面分析。
一方面，经过4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增长潜力还有多大？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将回归“常规增长”的观点是否成立？曾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哈佛大学校长、美国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Summers）前些年撰文指出，世界经济增长的常态是3%~3.5%的增长水平，并指出中国必将回归到常态增长。按照他的预期，我国在新时代的增长可能跌至3%~3.5%，至多是4%。这一预测是否成立？
另一方面，还需要分析近年经济下滑的本质原因？是经济增长潜力不足还是其他外在和内部因素所致？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代表的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现有产业技术创新，每个劳动者可以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或是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另一种是将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从附加值较低的产业配置到附加值较高的产业。两者都是创新，前者是产业内技术创新，后者是跨产业创新，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机制。
这样的机制，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适用。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同样需要靠技术创新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产业升级。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别之一是，发达国家现有产业和技术都已经在世界最前列，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只能靠自身发明新技术、开发新产业。成功的技术发明能够更好占领全世界市场，但绝大多数的研发付出都难以收获经济效益，投入大，风险高。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发达国家通过这样的机制，通常形成劳伦斯先生提出的“常态化增长”，即每年只有3%~3.5%的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够实现长达39年平均9.5%的增长，并高出“常态化增长”的2倍，原因在于，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拥有“后来者优势”。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低，代表的是产业附加值低，所在产业使用的技术不是最新最好的技术。从经济学意义上而言，新一期生产使用的技术比现在的技术好，即为技术创新，新一期投资所进入行业的附加值比现在行业的附加值高，即为产业升级。我们引进使用发达国家用过的技术，就是技术创新；投资于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产业，就是产业升级。通过利用发达国家成熟的技术或产业，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成本和风险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快速发展的主要机制，即“后来者优势”。
“后来者优势”已经被我国利用40年，还有多大的潜力？日本、亚洲四小龙也经历过“后来者优势”，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取得20年左右8%~9%的增长，但20年后经济增长之后开始下滑到5%~6%。有观点认为，当前中国也面临“后来者优势”的枯竭。后来者优势源于发展中国家（地区）和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差距，衡量这个差距最好的指标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发展中国家（地区）的人均GDP和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差距。这是因为人均GDP的水平反映的是这个国家（地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也就是平均的技术和产业附加值的水平；因此，人均GDP的差距反映的也就是人均技术和产业水平的差距。2008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人均GDP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跟美国的差距，新加坡在1967年跟美国的差距，我国台湾在1975年跟美国的差距，韩国在1977年跟美国的差距。日本从1951到1971年平均每年增长9.2%，新加坡从1967年到1987年平均每年增长8.6%，我国台湾从1975年到1995年平均每年增长8.3%，韩国从1977年到1997年平均每年增长7.6%。在“后发优势”相同的情况下，既然东亚的日本、新加坡、我国台湾和韩国可以实现20年年均7.6%~9.2%的增长速度，据此推算，从后发优势的视角来看，从2008年开始我国应该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
既然从2008年开始中国仍然有20年8%的增长潜力，为何从2010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经济增长潜力是从供给侧来估量，实际实现需要有需求侧的支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迄今世界经济仍未完全复苏，从而抑制了需求。从需求侧的出口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世界主要的发达国家经济尚未完全复苏。现在普遍认为美国经济已复苏，但实际状况未必如此。2016年美国增长速度是1.6%，2017年增长2.3%，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18年美国增长可能也只有2.9%。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常规增长”3%~3.5%；而且，一般情况下，经济危机之后，真正的复苏将使得年均经济增速超过4%或5%，因为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一般家庭都有汽车，一辆新车使用7年就换。但当经济下滑、就业状态不好时，很多家庭不会轻易更换汽车。如经济复苏，对未来发展有信心，将在一段时间内把前期积累的换车需求释放出来，使得需求骤增。西方国家住房通常是木制的，隔几年需要修缮一次。同样地，如经济发展前景不佳，住房的修缮通常难以进行，当未来几年经济发展向好，积累的住房修缮需求也将集中释放。如美国经济真正复苏，应该出现5%甚至6%的增长，但这种情形并未出现。而且，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9年美国经济增长不容乐观，可能从2018年的2.9%下滑到2.5%左右。目前，美国是发达国家中经济发展绩效最好的，欧盟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基本在2%左右，日本从1991年泡沫经济覆灭后一直在1%的增长上下摇摆。总体而言，全世界还有一半以上的发达国家尚未复苏。2008年以前，全世界的贸易增长通常是经济增长的2倍或更高。现在世界经济增长下滑，贸易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中国的出口比重很高，增长必然受其影响。从实际数据看，中国从1978年到2017年平均每年的出口增长是15%，2015年中国出口增长是-2.8%，2016年是-7.7%，去年经济复苏反弹变为10.8%。显然，出口需求受抑制是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难以发挥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从投资需求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实施4万亿元的财政刺激政策，由于世界经济未复苏，民间投资积极性也没有完全恢复，导致中国的投资增长率下滑，经济增长率随之下滑。同样地，其他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都受同样因素的影响。在此状况下，消费是维持经济增长的唯一动力来源。中国的就业率一直较高，并且还在增长，因此，中国消费增长可维持在8%左右，这是我国经济总体表现较好的一个主要原因。
展望未来，外部经济可能还将持续疲软。最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2008年出现的金融危机，内部存在很多结构性、内部性的问题。2008年以来，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如同“只闻楼梯响未见佳人来”。在杭州召开的20国峰会，达成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共识，但发达国家一直没有推行。所以，这些发达国家很可能步日本的后尘，陷入连续10年或更长时间的经济增长乏力。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可能受到影响。
在新时代，中国经济增长更多需要依靠内需驱动，包括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我国在这两个方面的潜力足、回旋余地大。
首先，从供给侧来看，产业升级的空间大。我国是中等发达国家，即使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造船等产业出现相对严重的产能过剩，因为工资上涨，传统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失去比较优势，均属中低端产业，可以向中高端产业升级。2014年我国进口的制造业产品高达1.3万亿美元，都是国内不能生产，或质量优于国内产品，在这方面投资的机会多，经济回报率高。
其次是基础设施。我国基础设施投入大，但主要集中在连接一个城市到另一城市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港口等，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如地铁、地下管网等，依然严重不足，这方面的投资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率，社会回报和经济回报高。
第三是改善环境。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我国出现环境污染问题，环保方面的投资有很高的社会回报。
最后是城镇化。我国现在城镇人口约占总人口的58.5%，发达国家城镇人口占80%以上，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城镇化将不断推进，随之需要大量的住房、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服务投入。
上述投资机会具有高的经济和社会回报，都不是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挖个洞、补个洞”，可以补短板，在短期创造需求，增加就业，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改善环境质量，促进可持续发展，属于超越凯恩斯主义的举措。除了具备投资机会，我国也具备投资条件和优势：首先，我国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积累的负债总额占GDP的比重不到60%。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政府负债都已超过100%，我国运用财政政策来支持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比其他国家大得多。现在主要问题是地方政府通过投资平台借银行或影子银行的短期债务来进行长期基础设施投资，出现期限不配套，现在中央政府已经允许地方政府发现长期建设公债来解决。其次，我国的民间储蓄接近GDP的50%，是全世界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可以用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来撬动民间投资，包括以PPP的方式来开放民间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第三，投资需要用外汇从国外进口一些技术、设备和原材料，我国则有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居世界之首。此外，我国银行的利率和准备金率高，政府也可通过降低利率和准备金率，增加货币供给，支持投资。
因此，不管外部形势如何，中国仍然能够维持一个合理的投资增长速度。投资可以创造就业，从而增加家庭收入，扩大消费。可见，中国到2020年前维持6.5%左右的增长速度是完全可能的。到2028年，维持5%~6%的增长是完全可能的，到2040年，维持4%-5%的增长完全可能。现在中国经济规模占全世界15%左右，按照6.5%左右的增长，每年对世界增长的贡献将达到1个百分点。每年世界经济增长大约3%，其中30%的增长在中国。中国仍然是全世界增长态势最好的国家，这种态势还将持续。即使出现了中美贸易争端，根据有关测算，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多只有0.5个百分点。到2020年前，我国应该有6.5%左右的增长速度，扣除0.5个百分点的增长，还有6%的增长，属于中高速增长。只要我国保持定力，继续深化改革，以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一定可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在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态势下，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发展实体经济离不开制造业，需要创新驱动。
如何通过创新驱动，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以重庆为例，重庆2017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63689元，比全国59660元高出6.7个百分点，已经迈入中等收入经济体。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中等收入经济体可将现有实体经济的制造业分成五种不同类型，实现相应的创新方式。
一是追赶型。中国和发达国家都有这类制造业。但同样一部机器或设备，中国的卖价比发达国家低。比如，重庆长安汽车，属于追赶型产业。再如，重庆的力帆、宗申，生产的摩托车质量好，但价格比美国哈雷摩托车低很多，也属于追赶型产业。重庆应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海外并购同类产业中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乏力，很多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经营不善，低价出售，出现许多好的并购机会。
二是领先型。作为中等发达国家，中国有些产业已领先世界，比如，高铁，电视机、洗衣机等家电产业，都是全球领先。领先型产业，必须依靠自主研发新产品、新技术，才能继续保持领先地位。重庆可以用财政拨款，设立科研基金，支持领先型产业的企业与科研院校协作，开展基础科研，支持企业开发新产品、新技术，也可以通过资金支持相关行业的企业，组建共用技术研发平台，攻关突破共用技术瓶颈，在此基础上各自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在企业新技术和产品开发取得突破后，政府可以通过采购，帮助企业较快形成规模化生产，以降低单位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三是转进型。对于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部分企业可以升级到品牌、研发、品管、市场渠道管理等高附加值的微笑曲线两端。从事生产加工的多数企业只能像上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和80年代以后亚洲四小龙的同类产业中的企业那样，利用其技术、管理、市场渠道的优势，转移到海外工资水平较低的地方，以实现转型升级。
四是换道超车型。这类新兴产业的特征是人力资本需求高、研发周期短，如信息、通讯产业的软件、手机等。在这类产业发展上，我国拥有国内市场巨大、科技人才多、生产加工能力完备、能够迅速把概念变成产品等优势，并出现了华为、中兴、阿里巴巴、腾讯等成功企业。重庆可以针对这类企业发展的需要，提供孵化基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风险投资、制定优惠的人才和税收政策，支持创新型人才创业，利用我国的优势，推动弯道超车型产业发展。
五是战略型。战略型产业的研发周期长，需要高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战略型产业可分成两类：一是国防安全产业，生产飞机、大炮、航空母舰，研发周期长，比如，新型战斗机的研发周期可能长达30年，航空母舰的研发周期可能是40-50年；二是战略新兴产业，这种产业未必与国防安全直接相关，但其研发周期长，资本投入大。虽然此类产业不是我国的优势，但如现在不投入，不掌握专利和关键技术，将来可能陷入被动，届时高价也可能难以买到专利，最近芯片方面的“中兴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新能源和新材料领域也是如此。
不同类型产业的创新方式不尽相同。
对于追赶型，取得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方式有：一是兼并拥有这种技术的企业。例如，吉利汽车，吉利是民营企业，技术有限，通过兼并沃尔沃，成为世界最前沿的汽车生产厂家之一。二是到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设立研发中心。当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不好，不少拥有这些技术的人才已退休，有的被企业裁退，因此，可以到日本、德国、瑞士等国家设立研发中心，雇佣这些技术人才。三是通过招商引资，引进拥有这些技术的外国企业。四是可以在企业和政府的努力下，在国内设立基地，进行技术攻关。
对于领先型产业，因为产业技术在世界领先，只能自己研发新技术。一般而言，企业对开发新技术有积极性，因为开发了新产品、新技术，可以申请专利，但对基础科研的积极性不高，因为基础科研的成果通常只是一篇论文，变成公共基础理论后，其他企业也可以采用。如不支持基础科研，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就是无源之水，因此，需要政府投资于基础科研。我国在很多企业设立国家实验室，就是借助国家力量，解决基础科研问题。重庆已经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要自己研发新产品、新技术，积极申请国家实验室，同时地方政府可以支持企业和大学科研机构合作成立实验室。
对于过去有比较优势、现在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一方面，可以提供设计、营销方面的人才培训、展销平台等，鼓励一部分有能力的企业转向“微笑曲线”两端；另一方面，协助加工企业抱团出海，提供信息、海外经营人才培训、资金支持，与承接地政府合作设立加工出口园区等，帮助企业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资源优势，提高竞争力。
对于以人力资本为主的弯道超车型产业，因为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与发达国家相比，在后天教育尤其是工程教育领域，不比发达国家差，我国拥有更多的工程、技术类人才，并且国内市场大，产业配套齐全，弯道超车产业在中国具备优势。因为弯道超车是要对新产品、新技术进行快速研发，需要创造条件，让有新想法的发明家或企业家们，能快速将其想法转变成产品。比如，中国东部地区做了很多梦想小镇，提供最基础的办公和研究条件，让创业者集中在一起，并帮他们嫁接和孵化。再如，政府设立引导基金，为其提供早期的资金，以此支持在弯道超车上的创新。
对于战略型产业，因为关乎国家长期发展和国防安全，政府应该利用财政资金，支持战略型产业的创新和发展。财政支持主要是以中央财政为主，地方财政为辅。战略型产业对地方经济具有较强的正的外部性，例如，重庆有很多国防产业，国防产业的资金主要由中央财政下拨，但对重庆当地经济有很多外溢性。力帆摩托车快速发展就是一个例子，原来军工产业的很多设备和部件都能用于生产，所以可快速把想法变成产品。地方政府可以配套，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外部环境，吸引更多属于中央战略型的产业落地重庆。
以上是从产业的角度看待制造业的发展，同时要关心通用的技术创新。像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可以渗透到各产业，提升各产业的生产力水平，要积极利用这种可能性。此外，还有新的商业模式，过去制造业产品的市场都是线下，现在有了线上，每个企业都可以充分利用线上和线下，增加自身竞争力，扩大自身的市场需求。
对于针对某个特殊产业的技术创新和通用的技术创新，都需要金融支持，但不同产业所需要的金融支持是不同的。对于追赶型产业，其创新是为了取得新技术，兼并所需的资金部分是企业自己的，部分可能需要银行贷款，如规模大，不是一家银行贷款可以支持，则必须是银团贷款。对于领先型产业，其技术已在世界领先，规模大，盈利状况好，创新经费通常由自身承担。像现在处于领先的格力空调将5%左右的收益用于研发，华为将15%左右的收益用于研发。对于转进型产业，这类产业中的企业如进入微笑曲线两端，产品设计和开发所需经费大部分是自己承担，如抱团出海，投资的资本和外汇都需要银行支持。对于换道超车型产业，在梦想小镇政府提供先导资金，或是靠天使资本，成型后再到股市融资。对于战略型产业，由于风险资本对长期投资不感兴趣，只能依靠财政。无论哪类产业，技术创新必须重视人才，创造一个有利于人才发挥的制度环境尤为重要。重庆拥有多所高等院校和国家级的科研院所，完全可以创造一个有利环境，让人才创新活力充分迸发，推动经济发展。从1978年到2016年，重庆年均增长11.1%，全国经济年均增长9.5%，比全国的增速高出1.6个百分点。尤其是在成为直辖市之后，从1997年到2016年，重庆年均增长高达12.1%，在此期间，全国经济年均增长为9.2%。重庆应抓住机遇，继续领跑全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中国在过去40年取得的经济成绩是人类史上的奇迹，我们是这个奇迹的受益者，也是见证者和参与者。展望未来，新时代中国面临巨大的发展机会，抓住机会的关键在于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如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同时，人才更好支撑实体经济，重庆仍然可以继续领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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