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有钱币制度不健全
清朝的货币制度基本和明朝一样,采取的是制钱和银两并用的货币制度:大数用银,主要用于税收、官员俸禄、兵饷以及国内外的大宗商品交易。小数用钱,主要满足民间小额交易的需要。在1765年(清乾隆三十年)以前,银钱的比价趋于稳定,银一两约换钱800文左右,而道光中期以后“银贵钱贱”趋势加剧,银一两约换钱1600文左右。究其原因,鸦片贸易导致白银外流有其因素存在,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原有钱币制度的弊端。
1.银两制度过于复杂。
清朝的银两从重量上分有元宝、中锭、小锭、碎银之分。元宝一般重约50两,中锭重约10两,小锭重约1两至5两不等,1两以下的则称碎银。从形制上看,由于清代银两区域化现象十分严重,不同区域的银两形制各不相同,有长条形、方形、马鞍形、圆形、船型、束腰形等等(见图1)。从成色上看,清代银两由于官铸与私铸并行,银两成色各不相同,进行交易时需进行公估和兑换。而据张家骧先生调查,各地通用的不同成色的宝银就有104种之多[1],仅在本地流通使用的银两更是不计其数,这为银两的流通使用制造了壁垒。银两易地,多需重新熔铸,因此流通中的银两并不多见。
图1
2.制钱制度难以控制。
清朝制造铜钱一是为满足流通中货币需要,维持钱法,二是为增加财政收入。不同于银两,清朝铜钱不允许民间私铸,铸币机构有京局和省局之分。但实际上由于不同地区铸币重量各不相同,私销私铸在所难免。清朝作为铸币原材料的铜来源主要有采购和开采两种途径,采购洋铜多来源于日本,而本土开采的多为滇铜,铜来源的不稳定亦导致币制的不稳。例如晚清时期,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以及日本对洋铜输出数量的限制,国内铜价上涨,各地铸钱无利可图,于是纷纷停铸,导致钱荒现象出现,民间纷纷毁钱为铜,钱荒现象愈发严重。
(二)外国银元流入的巨大冲击
外国银元自明末清初开始大量流入中国,其中有代表性的有“本洋”“鹰洋”等。1877—1910年,墨西哥输出“鹰洋”共计46800多万,其中很大一部分流入中国。银元流入之初以含银量为价,每元价值600—700文,后因其重量相同,成色统一,使用方便,逐渐为大家所接受,价格亦逐渐上升,咸丰年间银元几乎与银价相当[1]。西班牙的“本洋”甚至一度成为上海对外贸易及汇兑的记账单位。外国流入中国的银元,最初是被融化铸成了银锭,后来被打上印记流通使用。外国银元的大量流入进一步暴露了清朝银两制度的缺陷,社会各界要求自制银元,打破国外金融实力的垄断,阻止白银外流。先是民间私铸,后官府仿外国银元样式自制银元。
(一)机制银元
1889年(光绪十五年),广东钱局竣工。1890年(光绪十六年),附设于广东钱局内的银厂开始铸造银元。最初制造的银元重于外国银元,但由于劣币驱逐良币的经济规律,在市面上无法流通。后又制造同等重量的银元,由于银元环绕英文,被称为反版银币,这被认为是中国最早流通的机制银元(见图2、图3)。实际上早在1884年(光绪十年),吉林将军希元即向朝廷奏报,为解决制钱短缺,交机器局制造面值为壹两、七钱、五钱、三钱、一钱等以两为单位的五种面值银币(见图4),但因未获批准,未大量铸造。也有人认为此银币为向慈禧太后祝贺五十大寿的祝寿币,不论其原因如何,吉林机制币开启了我国机制货币的先河,只是由于吉林地处偏远,且铸币数量不多,外界并不清楚,因此这中国机制银币的鼻祖,数十年来湮没无闻。民国初年,意大利驻华总领事馆参赞罗斯在上海钱铺获得半两一品,并于1921年(民国十年)自费刊印名为《ATaelCoinageforKirin》(《吉林银两币》)的小册,吉林机制币遂为国内泉界知晓。
图21889年广东省造光绪元宝库平三钱六分五厘银币
自广东开铸银元后,各地纷纷设造币厂,开铸银元(见表1)。1894年(光绪二十年),清政府允许行省设立银元局铸造银元,这为银元混乱埋下伏笔。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清政府下令除湖北、广东、直隶、江宁、吉林外,其他各省不准开铸银元。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再次下令除湖北、广东外,其他各省不准开铸银元,后又批准山东、四川、奉天开铸。1910年(宣统二年),由于市面银元短缺,清政府又下令各省赶铸银元。晚清各地银元铸造情况颇为复杂,据初步估计至1913年(民国二年)底,全国共铸银元约2.2亿元。
图31890年广东省造光绪元宝库平三钱六分银币样币
图41884年吉林省造厂平七钱银币
表1清末各地开铸银元时间表
(二)机制铜钱
清末制钱短缺,社会不稳,清政府极力想恢复制造铜钱。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福建省已率先仿制钱样式,开铸机制铜钱,为我国最早的机制铜钱,后浙江、天津纷纷试铸,晚清机制铜钱大量铸造流通则始于广东省(见图5)。机制铜钱面世后,因其形制规整、工艺精美,投放市场后颇受商民欢迎。各省纷纷仿造,但成色一再降低,重量也越减越轻(见图6、图7)。
1889年(光绪十五年),广东钱局正式开铸机制铜钱,每枚重一钱,这是我国近代使用机器大规模铸造铜钱的开始。因铜材价格上涨,铸钱亏损,第二年广东钱局改铸减重八分的“光绪通宝”机制钱,后又减重铸七分重、六分重的“光绪通宝”机制钱,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因市面零用辅币不足,又下令铸造每枚重三分二厘、圆形圆孔状的机制小铜钱。
由于铜价上涨、加之机制铜钱仍然呈现圆形方孔(后亦出现圆形圆孔)的形状,采用机器铸造时,需要增加一道打撞中心钱孔的工序,费工费时,而且质量难以保证,成本高昂[5]。关于此事,清朝《皇朝政典类纂》卷五记载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报告,其内容为:“今以西洋机器造中国钱式,……人工既费,成数亦少。……每年成钱七万二千串,共需工料银十万七千四百余两,……计每年机器造成之钱值银不足五万两,而工本则需十万七千余两,亏赔银五六万两之多。”各地铸造不久就改为土法铸造,大规模机制铜钱仅持续了十四年(1886—1900),但其在手工铸钱与机制铜元之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三)机制铜元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广东仿香港铜仙式样,改铸无孔的当十等铜元,钱币整齐划一、外形精致美观,迅速代替制钱流通于市面。由于铜元铸造工艺的改进,铸造成本降低,致使获利丰厚(约三成以上利润),于是各地纷纷将铸钱机改为铸铜元机。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已有十七个省份、二十处银局制造铜元,当年制造量达75亿枚,为上一年度的4.4倍。清末铜元有光绪元宝(见图8)、大清铜币(见图9)、宣统元宝等几种版式,面值有当一文、当二文、当五文、当十文、当二十文几种,其中以当十、当二十居多。以当十为例,铜元重约2钱左右,这实际上是一种贬值的货币,是清政府搜刮民财,获取暴力的手段。1904年(光绪三十年),一枚银元可换铜元90枚,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达120枚以上,及至宣统元年,一枚银元可换铜元170-180枚,面对铜元的泛滥,清政府颁布“币制则列”,但尚未实行,清朝便覆灭了。
图6光绪通宝广机制三分二厘铜钱
图7宣统通宝宝福机制币
银元取代银两,铜元取代制钱是中国货币历史上的一大变革,铸币工艺、铸币成本、钱币样式均发生变化。
(一)地域特征明显
清末的机制币虽不允许民间私铸,但各省多设立铸币局,京局与省局并存。不同钱局在制造的钱币上均有钱局的名称或地域的名称,以示区别。例如1884年吉林制造的厂平七钱银元就印有“吉林机器官局监制”的字样。1889年广东省造光绪元宝银元则印有“广东省造”字样。清末机制铜钱虽印式简单,但也多在钱币上印有满文的局名。例如光绪通宝广机制一钱铜钱在正面印有满汉双语的“广”字,光绪通宝广机制三分二厘铜钱背面印有满文“宝广”二字,大清铜币上印有“户部”二字以及大清铜币中间的单字等代表铜元所铸各省等。
图8河南省造光绪元宝铜币
图9大清户部制造大清铜币
(二)钱币上纪年方法多样
一是使用年号的标记方法。例如奉天机器制造局印制的银元上有“大清光绪二十四年”字样,吉林机器制造局印制的厂平银元上有“光绪十年”字样。二是使用干支代表年份的标记方法。吉林于光绪二十五年开铸的银元每年加标干支,记有乙亥、庚子、辛丑、壬寅等共十种。江南机器铸钱局制造的银元、大清铜币也有干支年份。三是不标记年。清末机制铜钱由于制式简单,同时也为减少工序,降低成本,多没有纪年。
(三)依然采用记重单位
清末的机制货币无论是银元还是铜元,虽然从形制上取代了过去的银两和制钱,铸造工艺也由手工翻砂改为机器制造。但其依然采用记重单位。例如银元的“厂平一两”“厂平七钱”“库平七钱二分”等,铜元的“当制钱十文”“当制钱二十文”等。
(四)钱币上多印有吉祥图案
清朝钱币上多印有蟠龙图案,清末的机制币延续了这一特点,钱币背面多有蟠龙图案,不同地域、不同年份蟠龙特点各不相同,除此之外有的还印有太极、花卉、星点、祥云等图案。
(五)钱币上出现外文字样
例如1900年广东制造的铜元背面就印有英文“KWANGTUNGONECENT”字样,后改为“KWANGTUNGTENCASH”。大清铜币背面印有“TAICHINGTIKUOCOPPERCOIN”字样。
[1][2]戴建兵.中国货币文化史[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
[3][4]诚轩17秋·钱币|机制币之滥觞:广东省造系列银币萃珍[EB/OL].
[5]光绪通宝背广库平一钱机制方孔铜币[EB/OL].
[6]极美品[光绪通宝—宝广局]圆孔机制铜币!清代广东小铜元![EB/OL].
[7]叶真铭.近代机制铜钱——铸币工艺近代化的有益尝试[J].武汉金融,2014,(12).
[8]大清铜板铜币河南省造光绪元宝当制钱十文背宣统年造单龙直径2.9[EB/OL].
[9]大清铜币户部的价值[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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