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克鲁格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

摘要：安妮·克鲁格是美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也是当代杰出女性经济学家之一。在过去的50多年里,克鲁格一直强调经济增长过程中开放和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她的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和寻租行为、发展进程中政府角色定位和政策动态演进以及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在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领域,身兼经济学家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官员双重身份的克鲁格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归功于她和其他学者的研究,由贸易保护到贸易自由化的改革可以显著提升发展中国家经济绩效的观点,被理论界和决策层广泛认同和接受,并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发展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的复兴。

关键词：安妮·克鲁格;贸易政策;寻租行为;政策动态演进;

安妮·克鲁格(AnneO.Krueger)是美国当代著名女性经济学家,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教授。她于1934年出生在美国纽约州,1953年获奥伯林学院(经济学)文学士学位,1958年获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哲学博士学位。克鲁格先后于1959-1982年执教于明尼苏达大学,先后任经济学助理教授、副教授,1966年晋升经济学教授;1982-1987年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1987-1993年任杜克大学经济学教授;1993-2001年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2001年就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第一副总裁,2004年3月代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职务;2007年起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

身兼经济学家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官员双重身份的克鲁格在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些贡献为她赢得诸多学术荣誉和公职。克鲁格于1983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1993年获弗兰克·塞德曼政治经济学杰出奖;1995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96年当选为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会长。

克鲁格的研究领域广泛,涵盖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寻租行为的理论分析,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失灵、政策动态演进的经济学分析以及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作用与影响等领域。在过去的50多年里,她在《政治经济学期刊》(JPE)、《美国经济评论》(AER)、《经济学季刊》(QJE)和《国际经济评论》(IER)等重要刊物发表20多篇学术论文,出版40多部学术著作。克鲁格一直强调开放和自由市场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将贸易政策视为发展政策总体框架的核心部分,并长期致力于贸易政策的研究。归功于她和其他学者的研究,由贸易保护到贸易自由化的改革可以显著提升发展中国家经济绩效的观点被理论界和决策层广泛认同和接受,并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发展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复兴。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克鲁格的重要研究文献,并评述她对发展经济学的卓著学术贡献。

一、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

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克鲁格进行了长期持续的观察与思考,她不仅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演变的理论逻辑,而且重点探讨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与其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债务危机的联系。

(一)贸易政策演变的理论逻辑

二战结束后,摆脱殖民统治、获得民族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新任务是工业化、发展经济和提高民众生活质量。20世纪50年代初期,关于发展政策的一个广泛共识是,后发展国家应实行以进口替代(ImportSubstitution)为核心的发展政策,即鼓励国内厂商生产进口商品的替代品,以摆脱对进口的依赖,在快速工业化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进而提高民众生活质量。政府为了鼓励本国企业生产进口替代品,对外国同类产品的进口进行限制甚至禁止,一种产品一旦在国内具备生产能力,就迅速将其列入限制进口的名单,进口商品的国产化被视为本国工业化的标志。在进口替代战略实施初期,国内经济快速增长,现代工业体系迅速建立,但是随着那些易于替代的行业被逐步替代,增长就开始停滞,其他负面问题(如国际收支失衡、通货膨胀、贪污腐败等)也开始逐步浮现。20世纪60年代,在遭遇国内外经济严重失衡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将贸易政策转向出口促进(ExportPromotion)。70年代,在这些转向自由贸易的国家与那些未进行改革的国家间,出现了显著的增长差异,政策转向效果显著。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第二次石油危机恶化了国际经济形势,不同贸易政策国家间的发展差异更加突出,从而更多的国家开始走向贸易自由化。90年代,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已成为国际自由贸易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克鲁格(1993)当时对发展中国家贸易前景的评价在今天看来仍然相当中肯:“发展中国家不再是一组同质化的国家,因而贸易和发展前景也不会完全相同。发达国家的市场对于发展中国家越开放,后者的贸易改革取得的成果就会越大。”

为何进口替代这种明显违背经济学比较优势原则的政策会被广泛采纳呢?发展中国家早期的贸易政策选择令克鲁格感到困惑。克鲁格等(Krueger&Tuncer,1982a)认为,这主要归因于当时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由幼稚产业理论(InfantIndustryTheory)主导,其核心思想是:后发国家需要对本国幼稚产业进行一段时间的保护和培育,在形成自身的竞争优势后再参与国际分工。克鲁格等进一步指出,幼稚产业通常具备这样一些特征:(1)相较于国外同行而言,这些产业的新建成本很高,需要一段时间培育与发展;(2)若以自由贸易价格进行生产经营,国内企业将无利可图;(3)对这些产业进行培育与发展,未来产生的收益将足以弥补前期的投入;(4)在保护期内,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将逐渐下降,直到取消保护也能够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幼稚产业理论有其合理性,但在实践操作上存在诸多困难:如何确定幼稚产业?如何确定保护时间及保护力度?保护政策一旦实施,其是否会被特定利益集团所利用?在发展中国家进口替代战略的实践中,这些问题最终也都显现出来了。

同时,进口替代的政策选择与早期发展经济学家的固有理念也不无关系。当时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是“特殊的”,并列举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典型事实”。在当时,这些所谓的事实被认为是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前提:(1)以初级产品生产为主;(2)如果采取自由贸易,比较优势就永远存在于初级产品之中,无法启动工业化;(3)农产品的国际需求弹性低,出口收入增长缓慢;(4)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资本稀缺;(5)只有通过生产进口替代品,资本才能被迅速积累;(6)传统部门对价格反应不敏感。这些被克鲁格(Krueger,1997a)称为“半真半假”的粗浅看法的“典型事实”,在当时却几乎不受批判的被人们全盘接受了。上述“事实前提”以及“经济独立”的强烈愿望容易诱使发展中国家选择进口替代战略以加快工业化进程。

直到20世纪70年代,受东亚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的启发与影响,学术界掀起了一轮理论创新浪潮。在这一潮流中,克鲁格的贡献非常突出。她(Krueger,1977)通过建立一个扩展的H-O-S模型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并非在农业和制造业之间产生,而是出现在它们各自的内部,即国际贸易不会导致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国际分工,而是劳动密集型农业(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农业(制造业)的分工。克鲁格的理论驳斥了“发展中国家采取自由贸易将始终生产初级产品”的观点,也较好地解释了“东亚奇迹”的工业化路径。克鲁格的另一贡献是寻租理论,她(Krueger,1974)通过建立一个包含两种产品的贸易模型研究发现,进口替代下的数量限制造成的效率损失和社会腐败问题远远超过那些可以观测到的成本。寻租理论从制度视角揭示了不合理的贸易政策对经济发展的损害,这一理论提出之后,在国际贸易领域外的其他经济研究领域中,更多的学者开始重视政府干预对激励机制的影响。

此外,克鲁格还重点考察了一些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的实际效果,较有影响力的是NBER发起的“外贸政策与经济发展”项目。这一项目由克鲁格和巴格瓦蒂(Bhagwati)牵头,他们制定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对10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效果进行实证研究。克鲁格等(Krueger&Tuncer,1982a,1982b)通过重点考察土耳其的实际情况发现,土耳其进口替代的政策成本很高,经济代价过大。在克鲁格等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学术界和决策者开始认识到进口替代战略的巨额经济成本,并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改革。

(二)贸易政策演变与经济增长

克鲁格(Krueger,1987a)认为经济增长是贸易政策的函数,她比较了20世纪50至80年代土耳其与韩国在不同的贸易政策背景下所经历的不同的经济发展轨迹,说明了贸易政策的关键作用。在初始阶段,土耳其与韩国拥有相近的人口规模、经济结构、人均收入(韩国更低)、军费负担,都接受美国的援助,政治上都经历了从威权统治到相对民主的阶段。不同之处在于,土耳其的资源禀赋远超韩国,战后的政局也相对稳定,而韩国遭受了分裂和朝鲜战争的重创。也就是说,在初始阶段,土耳其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比韩国更具发展优势。在发展初期,两国都实施高度保护性的贸易政策,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两国都出现了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于是启动了贸易改革进程,其中韩国的贸易政策转向出口促进,而土耳其则正式确立进口替代战略。

从1960年到1984年,韩国经济增速大大超过土耳其,其中,韩国GNP增长了6倍,而土耳其仅增长3倍。其结果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土耳其的人均收入约是韩国的3倍,但是到了80年代初期,则是韩国的60%。更大的差距体现在出口规模上,1960年,韩国和土耳其的出口额分别为0.33亿美元和3亿美元,到了1984年,则分别为292.44亿美元和71.34亿美元。这期间,韩国的出口占GNP比重从2.4%提高到38.4%,而土耳其仅从4%提高到10%。出口产品结构差距也比较显著,1984年,韩国94%的出口产品为工业制成品,土耳其仅为54%。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增长带动了韩国的工业化,其工业产值从1960年到1983年增长了45倍,土耳其仅增长6.6倍。

土耳其和韩国的情况并非个案,进口替代和出口促进政策体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差异上。克鲁格(Krueger,1998)归纳了进口替代下的增长模式:(1)在低收入条件下,对进口替代产业的保护意味着有限资源从非保护部门抽离,流向保护部门,这就造成了经济发展更多地体现为产业结构的调整,而非整体经济增长率的提高。(2)进口替代下的增长主要依靠国内替代产业的不断壮大,并受限于国内初级产品换取的国外资本品;在出口产品国际价格下跌时,替代成本会很高,同时本国产品换得的国外资本品更少,进而导致增长率下降。(3)因为国内市场有限,如果进口替代产业中厂商过多,则难以达到最小有效规模,导致高成本生产;如果厂商过少,则又会缺乏竞争进而形成垄断,导致低质低效生产。(4)进口替代产业的发展依赖于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进口,因出口增长缓慢,外汇短缺成为常态;于是,增长取决于外汇的可获得性,当外汇增加时经济增长,当外汇紧缺时经济停滞,呈现出一种“走走停停”(Stop-Go)的模式。(5)当外汇紧缺时,对外汇的管控先是引起争夺进口权的寻租行为和官僚腐败,随着生产者的寻租行为变得普遍,官僚系统又不得不加强对进口申请的审查,进一步降低了行政效率。(6)寻租和腐败又导致更多的政府资源投入到以外汇管控为中心的行政工作中,妨碍了其他重要的政府职能,如基础设施建设等。所以,进口替代的经济成本是高昂的。其静态成本包括资源错配和垄断引起的生产成本、寻租活动中的资源投入以及腐败和行政效率损失;其动态成本是指进口替代政策放慢了知识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造成了增长机会的错失。对于上述静态和动态成本,克鲁格(Krueger,1966)进行估算发现,在自由的贸易机制下,对于同样的投入,土耳其的产出可能是进口替代情况下的两倍。

同样,克鲁格等(Bhagwati&Krueger,1973)也解释了为何相对于进口替代,出口促进更有利于经济增长:(1)出口促进的政策成本是可见的(比如对出口企业的补贴),一般由财政承担,从而避免过度支出;而进口替代成本是隐性的(比如寻租成本),通常由生产者和消费者承担,容易导致过度支出。(2)进口替代下的直接干预会产生较大的寻租空间,比如进口许可证的发放能够直接给企业带来垄断利润,而在出口促进间接干预下,企业的盈利主要取决于海外市场表现,政府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3)出口企业必须参与国际竞争,只有质量和价格具备优势的企业能够盈利;而进口替代企业因为受到进口限制的保护,也更易形成垄断而缺乏效率。(4)因为不受国内市场容量的限制,相对于进口替代企业,出口企业能够更好地实现规模经济。

综合上述两种贸易战略下的增长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政策的选择,克鲁格(Krueger,1990a)给出了一些忠告。首先,出口促进也存在政策成本,只不过出口促进的成本比进口替代更低且更加透明。其次,外向型经济的成功并非只是促进出口,还有其他配套措施。最后,实施出口促进的国家也出现过政策混乱的时期,重要的是贸易自由化改革一旦开始,更容易形成一种良性的政策循环。

(三)贸易政策演变与收入分配

从技术上看,贫困的减少既可以通过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也可以通过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实现。克鲁格(Krueger,2009)主张发展中国家减贫的首要任务是促进增长,因为经济增长是贫困减少的先决条件,而开放的贸易政策有利于经济增长,贫困群体的境况至少在平均水平上随着贸易开放得到改善,因此减少贸易障碍的政策显然也是减少贫困的政策。另一方面,她并不看好发展中国家通过收入再分配政策减少贫困,认为这些政策在低收入国家收效甚微,与其说是收入的再分配,倒不如说是“贫困的再分配”,更重要的是,这些再分配政策会损害激励机制,进而抑制经济增长。

克鲁格等(Krueger,1981;Berg&Krueger,2003)研究认为,贸易自由化能够改善一国或地区的收入分配。一是进口替代行业倾向于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技术,而出口企业倾向于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为非熟练技术工人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二是贸易自由化也有利于减少寻租和垄断,从而减少收入不平等的情况。三是因为穷人受到通胀的伤害超过富人,所以,高通货膨胀率是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恶化的重要原因,而出口促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善国际收支逆差状况,从而缓解本币贬值与通货膨胀压力。但是,贸易自由化也可能使收入分配恶化。例如,出口企业为了应对国际竞争而倾向于雇用更多熟练技术工人。

(四)贸易政策演变与债务危机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积累归因于经常账户赤字,其根源为国内投资超过国内储蓄,但经常账户赤字形成的债务积累并不必然导致危机。如果投资大于储蓄是由于国内有大量可盈利的投资机会,那么即便产生债务,投资收益也能满足债务偿还要求。然而,在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投资实际回报率较低,这种情形下的债务积累是不可持续的,一旦遭遇外部冲击,就很容易形成债务危机。

20世纪70至80年代,发展中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的债务危机。克鲁格等(Krueger,1986,1987b,1987c;Kruegeretal,1990)对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进行研究发现,危机的根源在于债务国脆弱的经济形势,直接冲击则是两次石油危机。但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下的石油进口国的债务不断积累并没有产生严重的后果,主要归因于1976-1979年间全球性通货膨胀,以及固定利率安排的借款的实际利率为负,部分地消减了债务增长。与第一次石油危机不同的是,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陆续宣布无法偿还债务,主要原因在于发达国家采取的抑制通胀政策导致国际需求锐减,全球经济开始出现衰退,石油进口国出口收入锐减,经常账户赤字迅速扩大;再加之早前已经积累了相当体量的债务,且实际利率上升又导致债务迅速膨胀,最终使得危机爆发。

对于债务危机的应对与治理,克鲁格给出了如下政策建议:(1)通过贸易自由化改革增强本国经济实力和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债务国短期内应削减进口以减少债务,长期来看,仍需对以往的进口替代政策进行改革,建立以出口为导向的激励机制。克鲁格等(Krueger&Tornell,1999)研究发现,第二次石油危机时,外向型经济一般能正常偿还债务。例如,虽然危机时韩国的债务上升非常迅速,但是更快的出口增长覆盖了债务上升的偿还义务。再比如,巴西在1981年开始实施一系列出口促进政策,出口增长改善了经常账户情况,使巴西的正常债务支付得以持续。(2)当主权债务已不可持续时积极推进债务重组。主权债务重组是对债务国与债权人都较为有利的选择,但“集体行动问题”将拖延这一进程,即少数债权人将试图通过法律诉讼获得全额赔偿而不同意债务重组。针对这一问题,克鲁格(Krueger,2005a)提出运用主权债务重组机制(SDRM)建立一个国际法律框架来促进债权人和债务国之间的谈判,并鼓励在主权债务发行中加入集体行动条款(CACs),以便于主权债务重组的有序进行。

二、寻租行为的理论分析

经济学家很早就注意到由政府干预形成的垄断地位也会带来租金。克鲁格在《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Krueger,1974)一文中最早使用“寻租”一词,并用数理模型探讨了数量限制贸易政策对福利的影响。尽管克鲁格研究的重点是国际贸易领域,但该文发表以后引起了大批学者对寻租问题进行不同角度的研究,并于2011年被《美国经济评论》期刊评为创刊百年以来20篇最佳论文之一。

(一)寻租行为的理论演进

寻租(Rent-Seeking)直意为对租金的追寻,经济学中的租金则是指要素报酬超过其机会成本的部分,这部分收益不仅来自土地这样固定供给的稀缺资源,也可能来自垄断和行政许可,对这一类租金的竞相争夺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寻租问题始于人们对垄断所造成的福利损失的探讨。哈伯格(Harberger,1954)运用消费者剩余工具度量了垄断的福利损失,垄断引起的价格上升既导致生产者利润增加,也导致消费者剩余减少,二者的净效应为负,因而造成社会福利损失。这一损失反映在供需图上是由需求曲线、价格线和数量线围成的三角形的面积,因此被称为“哈伯格三角”。莱本斯坦(Leibenstein,1966)认为,垄断造成的消费者剩余减少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转移为生产者利润;另一部分为净损失,即哈伯格三角部分。前者在哈伯格那里是纯粹的转移,但莱本斯坦认为这部分实际上也存在福利损失。因为哈伯格的度量是建立在垄断厂商依然能够进行有效生产这一假设之上,而事实上垄断厂商因缺乏竞争会产生组织上的懈怠和低效。也就是说,在垄断价格条件下,从消费者转移给生产者的剩余中,一部分因低效率而损失了,莱本斯坦将这部分损失称之为X非效率(X-Inefficiency)。

如果说哈伯格和莱本斯坦探讨的是垄断行为带来的福利损失,那么塔洛克和克鲁格探讨的寻租行为就是对垄断地位的争夺所带来的福利损失。塔洛克(Tullock,1967)认为,从静态上看,垄断条件下由消费者向生产者的剩余转移是一种纯粹的转移,并不额外消耗社会资源。但是,从动态角度看,生产者想促进这种转移,而消费者想阻止这种转移,双方势必会投入资源进行游说或者动员。对生产者而言,潜在利益是消费者剩余转移的全部,这也是其愿意为转移所投入的最大资源;对于全社会而言,这种转移成本不会增加产出,纯粹是一种浪费。进一步,塔洛克认为福利损失还远不止如此,前面探讨的只是成功者付出的转移成本,加上失败者付出的成本总和将更大,就如同“不能根据赢家的球票价格计算一场足球赌博的全部成本,而应是全部球票价格的总和”。塔洛克用“偷窃的福利成本”来类比关税和垄断的福利成本,偷窃是一种纯粹的财富转移行为,不创造任何新的价值,且社会需要投入资源来防止偷窃(警察、监狱、司法系统等)。

塔洛克的分析揭示了寻租的实质,但直到克鲁格发表《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一文,学术界才真正关注这一问题。塔洛克的分析基于发达国家的政治生态,克鲁格则是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切入。在20世纪60年代的发展中国家,国会游说的现象并不常见,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现象更为普遍,由此引发的寻租问题比发达国家更严重。塔洛克(Tullock,2003)认为,克鲁格的成功之处在于引入了寻租一词,并且以发展中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克鲁格更重要的贡献在于,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数量限制政策引起的寻租行为,首先使用数理模型进行了研究。

(二)克鲁格的寻租模型

克鲁格(Krueger,1974)首先对数量限制进行了解释,并描述了由此引发的寻租行为。对进口的数量限制通常是以发放进口许可证的形式实施,在国内进口替代和外汇短缺的情况下,进口许可证就意味着租金。对进口的数量限制伴随着一些显而易见的成本,如行政机构的运行费用,申请和发放许可证花费的时间等,且还有一些资源花费在对许可证的争夺上,争夺的形式因许可证发放机制而异,但只要存在竞争性,争夺就不可避免。第一种进口许可机制是根据企业能力发放半成品许可证,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会通过扩大自身规模来提高获取进口许可的能力。第二种是针对消费品,对批发商的进口申请按比例分配,由于进口批发并没有进入门槛,在这种情况下,存在规模过小的企业进入批发行业以争夺租金。第三种是由政府官员决定许可证发放而没有固定规则,因此贿赂官员就成为一种寻租行为。不论是何种发放形式,只要许可证能带来租金,且其获取存在竞争性,就会引起企业竞相寻租。

克鲁格的模型假定如下:(1)假设一国只消费两种商品———本国生产的农产品和进口的消费品。农产品一部分用于国内消费,一部分用于出口以换取进口消费品。国内包含两个部门———农业部门和分配部门。农业部门只生产农产品,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分配部门从事国际贸易,即一方面收购国内农产品后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另一方面换取进口消费品并在国内销售。国内劳动供给为常数L-,其中LA部分进入农业部门,LD部分进入分配部门。(2)假设该国是小国,不能影响国际贸易条件。分配部门按照国内农业部门的贸易条件(即进口消费品的国内市场价格),用1单位的进口商品交换农产品,同时按照国际贸易条件出口农产品换取进口消费品。这里实际上将农产品作为货币单位。为方便起见,进一步假定国际贸易条件固定,且等于1,这意味着1单位农产品可以换取1单位进口消费品。(3)假设农业部门的产出呈现边际递减趋势,分配部门每分配1单位进口消费品所需的劳动为常数k,且规模收益不变。进口消费品的国内价格PM为1单位农产品加上相应的分配费用PD,即PM=1+PD。PD实际上就是分配部门的单位利润,分配部门的工资可以表示为PD/k,令农业生产函数为A,则农业部门工资可表示为农业生产函数的一阶导数A′。

克鲁格对模型的推导分为三步。在第一步中,她推导了自由贸易下的情形。在自由贸易下,人们可以自由进入农业部门和分配部门两个部门,并且竞争会使得这两个部门的工资相等,即A′=PD/k。自由贸易下的均衡点是反映社会偏好的无差异曲线和两种商品的消费可能性曲线相切的点,且此时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

在第二步中,克鲁格推导了不引起寻租的数量限制的情形。由于存在数量限制,进口低于意愿水平,导致分配部门的劳动需求降低,一部分劳动转移到农业部门。根据农业生产函数的设定(A是劳动的增函数,且边际报酬递减,即A′>0,A″<0),农业产出A增加了,农产品产量A衡量了国内收入水平,因而国内收入增加了,但是在边际递减率的作用下,农业工资A′也降低了。另一方面,由于进口减少,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PM上涨,在国际贸易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分配部门的单位利润PD会增加,由于单位劳动量恒定为k,因而分配部门工资PD/k提高了。由此可见,在数量限制的情况下,农业部门和分配部门的工资出现了差异,在分配部门出现了租金。如果政府施加等价的关税(使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达到数量限制下的水平),随后将关税收入在农业部门和分配部门间进行再分配,便可以消除租金,这样也不存在寻租行为。由此可以得出,不引起寻租的数量限制(当然这是不现实的)造成的福利损失与等价关税一致。

在第三步中,克鲁格推导了伴有寻租的数量限制的情形。一旦数量限制造成分配部门的工资高于农业部门,势必吸引人们进入分配领域,一部分农业劳动者成为寻租者LR,加上在位的分配者LD,寻求租金的总人数为LR+LD,但分配部门的劳动需求有限,为了成为分配者,寻租的总人数之间存在竞争,这样竞相寻租便产生了。克鲁格进一步探讨了这种寻租将达到何种程度,或者说分配部门的租金引起的农业劳动者转移将达到何种程度。假设进口数量被限定为M-,则分配部门的利润为PDM-,因此人们可以预期寻租者和分配者的平均工资为PDM-/(LR+LD),当农业部门的工资与之相等时,寻租将不会扩大,即A′=PDM-/(LR+LD)。与第二步中不引起寻租的数量限制相比,寻租引起农业劳动者转移,造成了农产品产量(即国内收入)降低。

克鲁格的整个推导过程显示,数量限制如果不引起寻租,则造成的福利损失和等价关税是一致的,而一旦引起寻租(几乎是必然的),会进一步造成福利损失。如果观察国内收入,数量限制在不引起寻租的情况下,会导致农业增产和国内收入的增加,而一旦引起寻租,又会引起农业减产和国内收入的减少。国内收入变化的净效应取决于进口商品的需求弹性。根据克鲁格的计算,当需求弹性小于1时,净效应一定是农业减产,从而国内收入下降。然而,即便进口商品富有弹性,也可能存在收入下降的情况。

事实上,无论在生产还是消费方面,早期的贸易模型已经证明关税会产生福利损失(Johnson,1960),克鲁格的模型说明数量限制还要比关税多损失一笔寻租成本。克鲁格认为,寻租活动的成本可以用租金价值度量,每个进口许可证的租金r=PD-kA′,因为分配一个单位的进口商品需要劳动k,这些劳动投入到农业可得到收入A′。在自由贸易情况下,因为两部门工资相同,r=0;在寻租条件下,总的租金价值即进口限制下的农业工资乘以寻租人数(LR)。如果知道一个社会的租金价值,也就知道了有多少资源可以从分配中抽出以用于其他活动,而不会减少原来寻租活动中包含的分配服务。

运用印度官方反腐机构发布的数据,克鲁格(Krueger,1974)估算出1964年印度寻租活动的数额达到国民收入的7.3%,其中进口许可是租金的最大来源,且这一估算还是保守的。利用土耳其进口商品的到岸价格、到岸成本和批发价格数据,克鲁格估算出土耳其1968年进口许可引起的租金占到国民收入的15%。虽然上述估计都很粗略,但是足以显示进口许可的价值对寻租者而言是相当可观的;而且,因为进口限制手段如此之多,寻租者对租金的争夺尤为激烈。在那些运用数量限制实施进口替代的发展中国家,寻租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寻租成本减少解释了这些国家贸易自由化后为何出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如果进口替代政策导致的资源错配占到GDP的20%(这些资源错配不全是寻租造成的,但寻租占有很大比重),那么,通过五年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将使这部分资源得到合理配置,这些释放的资源就会使GDP增速平均每年提高3~4个百分点(Krueger,1998)。

(三)克鲁格模型的政策含义

克鲁格的寻租模型对贸易政策的含义在于:(1)如果进口许可证的发放会引发竞争,那直接禁止进口可能比限制进口更好,因为禁止进口消除了寻租,而国内生产的成本可能比寻租成本更低。(2)实行等价关税将比数量限制更好。(3)在关税条件下,一般认为,进口商品的国内需求弹性越小,福利损失越小;但对于伴有寻租的数量限制而言,进口商品的国内需求弹性越小,福利损失越大。(4)普遍认为进口商之间的竞争会带来更好的资源配置,但是如果存在寻租,一种独家垄断进口的格局尽管不一定提高分配效率,却会因减少竞相寻租而提高国内收入。(5)数量限制下的本币贬值,既能削弱进口许可证的价值,从而减少寻租活动,又有利于促进出口,因此贬值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

克鲁格还指出,作为政府干预的结果,寻租这一现象具有普遍性。各种形式的政府干预,如公平贸易法、最低工资、利率上限、出租车费用调节以及资本所得税处理等,都会引起人们的竞相寻租。寻租的存在也影响了人们对市场机制的看法,如果富人是指那些成功寻租的人,而穷人就是那些失败的寻租者,那显然人们会对市场机制产生怀疑;如果市场机制受到质疑,那么政府将会更多地干预经济,如此形成“恶性循环”。此外,所有的市场经济都存在一些引起寻租的限制政策,完全不存在限制和完全限制的经济都是不现实的,可以将经济系统理解成从一端向另一端变化的连续体,而在其中可能存在某个点,如果超过这个点,则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就会失效。

三、政府失灵与政策动态演进

克鲁格对于政府失灵和政策动态演进的思考,源于她早年对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的分析,其核心观点集中于《经济发展中的政府失灵》(Krueger,1990b)、《管制的政治经济学:复杂性》(Krueger&Duncan,1993)等论文中。在其他学术成果中,她对政府角色定位和政策动态演进也进行了系统研究。

(一)政府失灵

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对政府在提供社会资本、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大量的分析,但更多的研究指向政府的另一作用———通过经济政策纠正市场失灵。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即市场对价格信号缺乏反应,因此市场失灵比发达国家更严重。在政府的角色定位上,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干预比发达国家更普遍,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应该起到主导作用。但是,克鲁格认为,20世纪50~70年代,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干预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论市场失灵是否存在,政府失灵已经大规模出现,甚至比市场失灵危害更为严重。

1.什么是政府失灵。

克鲁格(Krueger,1990b)对政府失灵进行了广义、狭义两个维度的界定。广义的政府失灵是指所有导致与帕累托最优偏离的政府行为总和,这意味着所有未纠正的市场失灵以及由政府干预引起的更大偏离都是政府失灵。狭义的政府失灵是指导致比自由放任情况下更差状况的政府行为。狭义的界定剔除了市场失灵的因素,但仍存两个问题:一是没有对造成政府失灵的政府行为进行细分,划分为不同类型;二是对政府失灵进行反事实估计的参照物,也就是完全自由放任的情形,在经验上无法被观测和估算。

进一步,克鲁格(Krueger,1990b)将政府失灵划分为因忽视(Omission)导致的失灵和因委托(Commission)导致的失灵。前者指政府没有做好该做的事情,一是在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不足;二是坚持错误的经济政策,如在国内通胀急剧恶化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外汇管制和进口许可证制度以维持固定汇率,以及通过信贷配给维持低水平的名义利率等。后者指政府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如政府大力操办公共企业,从事各种制造业和其他经济活动,包括农业营销委员会、国营零售商店、国营矿山和制造业、国有银行和保险机构等,这些经营活动与公共部门没有必然联系。政府失灵的副产品是滋生大量腐败,以及由此造成的原本改善穷人福利的政策实际上更有利于富人。

2.政府失灵的归因。

首先是政府有限的认知能力。政府能够纠正市场失灵是基于这样的假设:政府能够从社会利益出发,全知全觉、无私且毫无成本地实施经济政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认识到事实并非如此(Krueger,1990c):其一,政府并不完全掌握信息。充分的技术、产品和市场信息是决策的核心依据,但政府机构获取的信息比较有限;随着专业化分工的加深,特定领域的知识变得非常庞杂艰深,而政府官员的知识是有限的。其二,政府干预的成本是很高的。现代经济活动对信息的要求极高,因缺乏信息导致的政府机构预测和决策失误的代价高昂。其三,官员可能根据其自身利益行事,并且政府内部也有不同利益集团。一旦建立某个管理机构,其工作人员自身就成为一股政治力量,总是呼吁更多的控制权。

其次是政府偏离比较优势。一般认为,政府的比较优势是在提供基础设施方面,因为基础设施通常投资规模巨大,在发展初期私人部门是没有能力介入的,且行政机构也更擅长大规模投资活动的组织规划。政府失灵的原因就在于政府没有在它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发挥作用,而将精力投入不擅长的领域。这既导致了政府对私人部门的挤出,大量资金和人才流入公共部门,也意味着政府内部的行政资源不合理配置,提供和维护基础设施等政府职能不能有效发挥(Krueger,1990b)。

最后是政府干预的非中立性。一是政府的某些政策可能是为了纠正市场失灵,但是由于寻租的产生,最后的结果可能还不如政策实施之前的情形。二是随着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初始的政治平衡会因为新的利益诉求而打破,既得利益集团会站出来维护自身利益,为了满足各方相互冲突的诉求,政策工具会变得日益繁杂。三是政府内部不同部门存在不同的利益驱动,例如支出部门希望增加支出,而财政部门则更看重增加收入(Krueger,1990b)。

(二)政策动态演进

经济政策的动态演进是指经济政策并非完全外生,经济政策一旦被制定,就会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过程中沿着自己的轨迹演进。正如克鲁格所形容的,政策一旦被制定,它就仿佛有了生命一样,将逐渐变得复杂,偏离政策制定者的初衷。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政策的动态演进都会发生,且并不总是引起恶性循环这样的负面效果,也可能带来良性循环。

1.政策的复杂性演变。克鲁格等(Krueger&Duncan,1993)阐明了在政治与经济互动中经济政策逐步趋于复杂的必然性。复杂性的不断增强来自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管制的不平等。当政府宣布一项条例时,那些认为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会提出申诉,最初的政策就可能被修改。每一次修改又会引起新群体的申诉,于是简单的规则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以进口许可证为例,为了应对外汇紧缺,最初的许可制度是一视同仁地针对所有进口商实施:根据上一年的进口额分配一定比例的当年进口配额。这一看似公平的政策会引起某些进口商的申诉,包括那些前期进货量大而上一年进口量低于“正常水平”的厂商,那些迅速扩张的厂商,那些本年度新进入的厂商,以及那些上一年因罢工而大部分时间停工的厂商等。这些申诉或多或少是合理的,而那些受益方多半会保持沉默,于是考虑这些申诉的政府部门会对制度进行一些修改。一般的做法是增加进口许可的类别以适应特定群体,每次增加新的类别又会引起一些人认为自身利益受到损害,上述过程就会重复循环下去,使规则变得越来越复杂。

其次是官员及中间人的自身利益。一旦规则变得复杂,就需要投入新的人员或建立新的机构进行管理,官员可获得的利益就增多。随着制度变得越来复杂,专门为相关人员进行制度解释的“中间人”行业应运而生,比如各种“代办人”和“速办人”。中间人通常是前任官员,在管理过程中积累了对规则的大量知识。这些中间人降低了规则的社会成本,但他们的自身利益因政策的复杂性而产生。为了保证在离职之后积累的知识不“贬值”,在任官员会尽量不降低政策的复杂度。

最后是市场对管制的反应。市场通常是以最低成本的方式来规避或者绕过管制,并由此产生与预期不同或者政策成本更高的结果。一种典型的市场反应是,如果一种产品被管制了,市场就会设法找到未被管制的替代品。比如美国市场上男士背心的进口关税低于男士夹克,外国出口商就会将夹克分成“背心”和“布料”运到美国,然后再缝制成夹克。政策制定者发现监管行为事与愿违,就会通过增加条款强化政策的效力,这些额外措施又会增加政策的复杂性。

在上述三个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政策的复杂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明显。市场的反应导致了规则的变化;反过来又引起某些人对“不公平”的抱怨,进而施加压力对规则进行修正;结果是官员和中间人队伍的规模不断扩大,进一步强化政策的复杂性。

2.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的动态演进。

根据上述政策的复杂性演变原理,克鲁格(Krueger,1993a)研究发现,在政治与经济互动过程中,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的演进既有恶性循环也有良性循环。首先是进口替代政策下的恶性循环。发展中国家最初实施进口替代政策的初衷是善意的,目的是保护国内幼稚产业,鼓励国内企业生产进口产品的替代品。进口替代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进口机器设备,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出现外汇短缺,于是政府开始对外汇进行管制,限制其他产品进口以优先保障进口替代产业的发展。一旦这一进程开始,即便彼此间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千差万别,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的演进也会如出一辙。政治方面,那些感到自身受到不平等限制的企业会动用政治资源寻求限制中的例外,通常的做法是增加进口许可证的类别,于是限制的规定逐渐变得复杂。经济方面,企业会利用各种手段来逃避监管,若进口限制以商品价值计量,就会导致低开发票;若以商品数量计量,企业将转向进口更高附加值的商品。随着许可证类别的增多、进口限制政策的复杂化,进口替代的利益集团开始出现,包括政策管理的官员、获得进口许可的企业、走私者、从事黑市交易的人员以及那些代办进口事宜的中间人,利益集团的影响力使得进口替代政策进一步强化。因为进口替代政策同时也是出口歧视的,这导致出口产生的利润越来越少,企业退出或者转向其他行业,并造成代表出口利益的集团日渐式微。在出口利益集团缺乏相抗衡的政治影响力、政治均衡一边倒的情况下,上述恶性循环的最终结果就是经济危机,此时政治常态不能维系,进口替代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力也因此受到限制,为后续改革创造了条件。

其次是外向型贸易政策下的良性循环。不论是有意为之还是因形势所迫,一旦政策制定者选择外向型贸易政策,政策就开始向好的方向演进。政府官员不可能强制海外市场购买本国产品,这就需要建立对出口的激励机制,包括更接近实际水平的汇率,更少的数量限制等。如果厂商预期政策将持续下去,就会增加对出口产品的生产。出口的扩张会提升相关政治势力的影响力,政治均衡逐步向支持外向政策的方向移动,这将进一步促进整体经济的自由化。特别是,随着出口振兴、外汇收入的增加,进口许可证的价值不断降低,与进口许可制度相关的经济利益减少,简化这一制度的呼声将逐步提高。此外,在外向型贸易政策国家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中等收入阶层扩大,也促进了政治自由化改革和民主进程。

3.政府的政策改革指南。

政策失灵及其后果为改革提供了契机,但此时的改革是一项“艰难”的事业。克鲁格将改革定义为一组预期会使经济框架得到显著改善的措施,这些措施能够改变传统的激励机制,进而提升私人行为和整体经济福利的一致性。克鲁格(Krueger,2005b)为政策改革提出了如下一些建议:

第一,改革的全面性和互补性。改革可以是直接的,如削减关税或消除进口限额;也可以是制度性的,如引入适当的商业法规或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框架。良好的改革往往涉及上述两种类型,并注重彼此之间的互补性。例如,贸易自由化和汇率制度改革同时进行比单独进行会产生更大的作用。如果仅仅取消进口限额,不进行汇率制度改革,那么出口将得不到改善,而进口的激增反而会使贸易收支状况进一步恶化。相反,如果上述两种改革措施同时进行,并配以劳动力市场改革,那么将产生更好的政策效果。

第二,改革的环境与政府信誉。改革的国内外环境对改革成功与否至关重要。对危机中的改革而言,危机的紧迫性使政府很难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并且,危机的爆发多在国际经济形势恶劣之际,政府的反应空间也有限。然而,危机期间政治常态的破裂也给政府提供了比常规状态下更大的改革自由。此外,改革的可信度也非常重要,因为改革旨在重塑激励机制,只有经济主体相信改革措施会持续下去,激励机制才会起作用。对于国际组织而言,政府信誉同样重要,获取来自IMF类似的国际组织的支持主要依赖于政府在改革方面的可信度。

第三,改革的不确定性。越是深刻的经济结构变化,其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就越大。改革者并不清楚他们将会遭遇多大程度的反对,经济主体对新的激励机制将如何反应,以及改革对政策制定者自身利益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都存在不确定性。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如果没有改革,情况会更糟,这一观点已经被世界各国不同时期大量的经验证据所证实。

第四,改革中的支持力量。如果能够识别改革中的赢家和输家,那么争取赢家的支持,同时准备应对输家反击的办法将有助于改革的成功。但实际情况是,这种预测在短期内是困难的,改革措施在整个经济中发挥作用需要时间。例如,贸易自由化并转向灵活的汇率制度将有助于出口型企业增加收入,但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人们不确定自己会在扩张的出口企业找到新工作,但是实实在在感受到进口竞争带给他们的威胁。然而,受益者会随着改革推进变得逐步明朗,接下来他们便会自愿加入到支持改革的队伍中来。

第五,改革的成本和不可控性。政策制定者应该考虑改革的成本和不可控问题。首先,在政策制定之初就应尽可能判断政策执行的成本,可能遭遇的政治压力,并制定相应的反应机制。其次,如果存在可以互相替代的政策,则应选择寻租空间更小的政策,例如关税优于数量限制。最后,要注重政策的透明度,当一项政策晦涩难懂时,相关利益者就有更大空间为自身谋利(Krueger,1990b)。

第六,改革承诺和后续行动。改革的不确定性和政府信誉都要求改革承诺须伴随有效的后续行动。许多改革计划失去动力的原因在于政府失去了对改革的兴趣,或是被反对派压垮,或是经济主体对激励机制的过慢反应积压了太多的政治压力。因为缺乏后续行动,半途而废的改革的经济成本可能很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阿根廷,为了应对20世纪80年代的恶性通货膨胀,1991年阿根廷就开始了改革,核心措施是与美元保持固定比率的汇率安排,并为此保持自律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推进以市场为导向的结构性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初,阿根廷的改革成绩斐然,被誉为“典范”;但是到90年代中期,改革就缺乏动力了,劳动市场的改革难以推进,加之财政缺乏自律,债台高筑,引起了2001年的危机爆发。

四、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

基于增进贸易国和全球经济福利的目的,克鲁格一贯主张贸易自由化和国际经济一体化。重点围绕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货币经济学以及区域一体化议题,克鲁格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得到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一)国际贸易理论

萨缪尔森(Samuelson,1939)较早地证明,当国际商品价格与本国自给自足时的商品价格存在差异时,国际贸易就能增进本国福利,也就是说“有一些贸易总比完全没有贸易要好”。萨缪尔森在文中留下了一个问题,就是这种价格的差异越大,贸易的潜在收益是否也越大,他认为答案应该是正面的,但没有给出严格证明。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寻找一种衡量国际贸易增进国内福利的指标。第一个尝试证明萨缪尔森猜想的人是肯普(Kemp,1962)。他首先定义了一种衡量价格差异(PriceDivergence)的标准,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标量u(0

克鲁格等(Krueger&Sonnenschein,1967)对肯普(Kemp,1962)的贸易与福利模型进行了补充与完善,分析了国际贸易对本国福利的影响。他们认为肯普的证明尽管是有效的,但是存在两点不足:其一,这一价差的定义过于严格,只有当其中一组价格可以表示成另外两组价格的加权平均时,才能比较其价差大小,而国际价格的变化是多种多样的,这种定义显然只能刻画相当有限的一类价格变化(例如仅有某一种商品价格变化时)。其二,在经验上不可能对国内完全自给自足情形下的均衡价格(P0)进行测算,因为各个国家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贸易。克鲁格等转而从贸易条件(TermsofTrade)的角度解答了萨缪尔森猜想,即贸易条件的改善意味着本国福利的增进。他们首先将贸易条件的改善定义为Pet+1·Et>Pmt+1·Mt,其中Pe,Pm分别为出口和进口商品的价格向量,E,M分别为出口和进口商品的数量向量,它们的内积为一标量,上标为时期,这里贸易条件得到改善实际是指贸易条件大于1。在此基础上,他们定义了贸易条件的改善程度,当时,可以认为相对于t时期,t+2时期的贸易条件改善程度比t+1时期更大。克鲁格等进一步证明,贸易条件的改善能够增进本国福利,因为本国出口换取了更多的进口。在仅考虑两种商品的情况下,贸易条件确实能作为贸易福利的衡量指标,即贸易条件改善越大,贸易福利增进越多。但是,在三种或更多商品的情形下,这一命题一般不成立,因为贸易条件改善程度更低情形下的某些消费束有可能无法在贸易条件改善程度更高情形下实现。

克鲁格的另一贡献是对贸易保护程度测算方法的研究。在对土耳其的研究中,克鲁格(Krueger,1966)提出并运用了国内资源成本法(DomesticResourceCosts)来测算土耳其的贸易保护程度;并且,在后来的文献中,她(Krueger,1972)专门比较了这一方法与有效关税法(EffectiveTariffs)这一主流测算方法之间的异同。国内资源成本法通过计算边际外汇收入中所投入的国内生产要素价值(以影子价格计),来衡量贸易保护的机会成本。有效关税法通过计算产品的国内增加值和国际增加值的差异率(有效关税率)来度量国内厂商在贸易保护中的获利程度。克鲁格对两种方法进行了比较,认为在以下假设下这两种方法是等价的:(1)全部产品都是可贸易品;(2)没有运输成本;(3)生产要素在国内具有完全流动性,在国家间完全没有流动性;(4)全部国内市场完全竞争。显然上述假设是非常严格的,在逐渐放松假设后,这两种方法显示出差异,并且有着各自的适用范围。克鲁格研究认为,当等价条件不满足时,国内资源成本法更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因为在这些国家的资源配置中,政府起到了主导作用,该方法计算了贸易保护政策的机会成本,这正是决策者制定国际贸易政策的关键依据。有效汇率法则更适用于市场经济(通常是发达国家)或者经济中的市场化部门,因为在这些国家或部门中,私营企业是决策主体,他们以实际获利程度为决策依据,而不是资源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在那些以关税为主要或者唯一保护措施的国家,使用有效关税法更为准确;而在那些综合运用各种贸易保护政策(尤其是数量限制)的国家,国内资源成本法则更准确。

此外,克鲁格扩展了赫克歇尔、俄林和萨缪尔森构建的要素比例模型(H-O-S模型)。克鲁格意识到要素禀赋理论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有限,一个典型例子是里昂惕夫之谜(LeontiefParadox)———美国的出口产品比其进口产品包含更多劳动,而美国显然是一个资本比劳动要充裕的国家。这一理论对发展中国家也缺乏解释力,一方面是没有包含农业部门,而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的比重相当大;另一方面是该理论假设市场是有效的,但在发展中国家,不论是要素市场还是商品市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扭曲。克鲁格(Krueger,1977)对H-O-S模型进行扩展的第一步是引入n种商品和m个国家,推导的结论表明,贸易的要素禀赋将体现在生产的专业化格局中,而不体现在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的要素密集度上,某种商品是用于进口替代还是出口取决于对其他国家而言该国的要素禀赋特征。克鲁格对该模型扩展的第二步,是引入农业部门,即在n种工业制成品之外增加1种农业产品,在资本与劳动两种要素之外增加土地要素,其推导解释了某些发展中国家(如阿根廷)即便拥有较高的劳动/资本比率,也难以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因为其劳动/土地比率较低,劳动力离开农业部门的机会成本更高,而那些同样拥有较高劳动/资本比率但劳动/土地比例更高的国家(如日本)则能很快地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克鲁格进一步探讨了当要素和商品市场均存在严重扭曲的情形,此时,在最优配置下本应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国家可能反而出口资本更密集的商品。

(二)国际货币经济学

蒙代尔和弗莱明等人较早分析了开放经济中的财政及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他们的一些观点是相互补充的,而有一些则是相互排斥的。在他们的基础上,克鲁格(Krueger,1965)建立了一个新的统一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的任意组合,这使得前人的研究只是该分析框架的某些特例。运用这一框架,克鲁格不仅比较分析了不同文献中从假设到结论的异同,还对开放条件下的货币及财政政策效果进行了综合评估:在固定汇率制下,财政政策的乘数将变小,进而削弱其效果,货币政策用于维护国际收支平衡,其代价可能是较高的利率水平。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提高收入水平方面均比固定汇率制度下更有效,这一观点与多数文献一致。克鲁格还指出,货币政策会输出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并且这种效应随着国际资本流动性提高而增强。如果考虑投机资本的影响,从长期来看,投机资本可能加速新均衡的到来,但从短期来看,可能抵消政策引起的资本流动。

在贸易政策和通货膨胀的关系方面,克鲁格(Krueger,1980a)发现一国的贸易体制偏向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互动关系。贸易体制的偏向是指一国在贸易政策的选择上是偏向进口替代还是偏向出口促进。她首先提出了一个反映贸易体制偏向的指标,Pmd,Pxd分别为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的国内价格,Pm*,Px*分别为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的国际价格,当分子扩大时,贸易体制偏向于进口替代;当分母扩大时,贸易体制偏向于出口促进。一国初始的贸易政策选择可能和引起通胀的因素无关,但是贸易体制一旦产生偏向,就会和通货膨胀产生互动。一方面,通货膨胀通过引起实际汇率的变化进而影响贸易体制的偏向(指标B实际上是以实际汇率来表示的)。另一方面,贸易体制也对通胀产生影响,例如,对于实施进口替代的国家,随着国内替代产业的发展,对国外进口中间品的需求也加大,这导致进口商品的价格上涨和外汇短缺,于是国家采取外汇管制,又进一步推高进口商品的价格,进而加剧通货膨胀。

(三)区域一体化

区域一体化的主要形式有关税同盟(CustomsUnion,CU)和自由贸易协定(FreeTradeAgreement,FTA),前者实行内部零关税,各成员国对外实行统一关税,后者实行成员之间关税税率为零,但各成员的外部关税可以有不同的税率。克鲁格重点研究了原产地规则(RulesofOrigin,ROO)的贸易转移效应,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NorthAmericanFreeTradeArea,NAFTA)的福利效果。

1.原产地规则的贸易转移效应。

原产地原则(ROO)是FTA和CU条款中的重要内容,其作用是通过一定标准确定进口商品的原产地,如果商品原产地是成员国,则实行相应的优惠税率,如果不满足原产地原则,则被视为区域外的商品并征收关税。ROO标准有多种,主流的是采用实质性加工标准,即认定对商品做出实质性改变的生产环节发生地为原产地,通常以商品的分类目录是否发生改变为准(例如从“布料”改变为“服装”),或以一定比例的增值为准(例如某项环节的增加值占到商品价格的30%即为实质性加工环节)。由于FTA没有统一的对外关税,相对于CU,ROO对于FTA更加重要———如果没有ROO,任何区域外商品都将以每种商品的最低税率进入区域内。

ROO本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工具,但克鲁格(Krueger,1993b)认为这一工具有可能成为区域内某些国家实施贸易保护的手段。例如,墨西哥与美国之间有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厂商为了满足原产地原则,要么使用本国生产的该部件,要么选择从区域内国家进口该部件,结果可能是墨西哥不再从成本更低的第三国进口,反而从成本更高的美国进口该部件,这意味着美国可以利用ROO对墨西哥实施该产品的贸易保护。在理论上,克鲁格等(Krishna&Krueger,1995)证明了ROO对FTA确实有影响,ROO可能引起厂商为满足条件而改变生产过程,进而对贸易和投资行为产生扭曲,对FTA参与国的增长和福利产生负面影响。

2.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福利效果。

贸易创造(TradeCreation)与贸易转移(TradeDiversion)是区域一体化研究中的重要主题,克鲁格对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情况进行了研究。贸易创造是指,各成员国之间由于实行自由贸易,原本在国内生产成本更高的商品,可以从伙伴国以更低的成本进口,这部分贸易被“创造”出来,是符合各国比较优势的,增进了成员国及全球福利。贸易转移是指,成员国本可以从区域外以低成本进口商品,但由于区域内实行自由贸易,成员国转而从伙伴国以较高成本进口商品,这部分贸易实际是从区域外“转移”到区域内,是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区域贸易增加但全球福利因此受损。克鲁格(Krueger,1999a,2000)运用引力模型对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早期阶段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NAFTA国家间的贸易大幅度增长,确实存在贸易创造,但同时对世界其他地区进口明显减少了,也就是存在贸易转移,这意味着全球福利的损失。

五、简评

在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领域,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寻租行为,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府失灵、政策动态演进,再到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等方面,身兼经济学家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官员双重身份的克鲁格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因为她的重要影响,世界银行被公认为是经济发展领域研究的领头羊。

克鲁格(Krueger,1980b)清醒地认识到贸易政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将贸易政策视为经济发展的一种投入。归功于她和其他学者的学术研究,由贸易保护到贸易自由化改革可以显著提升发展中国家经济绩效的观点被理论界和决策层广泛认同和接受,并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发展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复兴。同时,结合这段历史,克鲁格(Krueger,1997a)指出,经济学家需要深入了解经济运行和政策执行的实际情况,对理论和政策建议的表述需要更加精细和妥帖。“无论经济学家多么小心,特定的利益集团难免会利用他们的研究成果来支持自己的目标。而且,无论研究结果多么复杂和谨慎,总归由政治家而非经济学家制定政策。”

尽管此前就有学者对寻租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但直到克鲁格发表相关论文后,寻租行为才被人们广泛重视和深入研究。正如塔洛克(Tullock,2003)所言,克鲁格的成功在于她对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克鲁格将寻租理论作为其贸易政策和经济发展整体分析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分析了不恰当的经济政策引起激励机制的扭曲以及对经济发展的损害。

大多数经济学家将政府的经济政策作为一个既定的外生变量,但是,克鲁格认为,经济政策是一个内生变量,其一旦被制定,就会在政治与经济互动过程中沿着自己的轨迹演进。在管制的不平等、官僚的自身利益、市场对管制的反应以及三者的相互作用下,经济政策逐渐变得复杂,偏离政策制定者的初衷。所以,克鲁格提出,政策改革需要注意改革的全面性和互补性、改革的环境和政府信誉以及改革的承诺和后续行动。

克鲁格的国际贸易理论,使发展中国家有理由相信,可以通过贸易自由化走向国家工业化的道路。她紧随蒙代尔和弗莱明等人,对开放条件下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提出了富有价值的建议。克鲁格是当时较早一批对NAFTA福利进行评估的学者,她关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区域内贸易保护以及全球福利受损的情形。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克鲁格对经济学人才培养的贡献。在明尼苏达大学任教期间,作为一个严格和无私的导师,她培养的学生遍布重要的国际发展组织、发展中国家政府机关和大学,为第三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克鲁格(Krueger,1999b)通过对经济学专业劳动力市场的调查研究发现,经济学研究生在非学术领域的工作中得到的评价并不高。她(Krueger,1991)提醒学界要处理好传授学生理论知识与教会学生运用知识之间的关系,注重数学、统计学的教育,加强对学生写作和沟通能力的培养等。

参考文献
[1]安妮·克鲁格,1988:《债务、资本流动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国际经济评论》第4期。
[2]安妮·克鲁格,1993:《发展中国家全球贸易的前景》,《国际经济评论》第2期。
[3]Berg,A.&A.O.Krueger(2003),“Trade,growth,andpoverty:Aselectivesurvey”,IMFWorkingPaper,No.03/30.
[4]Bhagwati,J.N.&A.O.Krueger(1973),“Exchangecontrol,liberalization,andeconomicdevelopment”,AmericanEconomicReview63(2):419-427.
[5]Harberger,A.C.(1954),“Monopolyandresourceallocation”,AmericanEconomicReview5(2):77-92.
[6]Johnson,H.G.(1960),“Thecostofprotectionandthescientifictariff”,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68(4):327-345.
[7]Kemp,M.C.(1962),“Thegainfrominternationaltrade”,EconomicJournal72(288):803-819.
[8]Krishna,K.&A.O.Krueger(1995),“Implementingfreetradeareas:Rulesoforiginandhiddenprotection”,NBERWorkingPapers,No.4983.
[9]Leibenstein,H.(1966),“Allocativeefficiencyvs.‘X-efficiency’”,AmericanEconomicReview56(3):392-415.
[10]Krueger,A.O.(1965),“Theimpactofalternativegovernmentpoliciesundervaryingexchangesystems”,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79(2):195-208.
[11]Krueger,A.O.(1966),“Someeconomiccostsofexchangecontrol:TheTurkishcas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74(5):466-480.
[12]Krueger,A.O.&H.Sonnenschein(1967),“Thetermsoftrade,thegainsfromtradeandpricedivergence”,InternationalEconomicReview8(1):121-127.
[13]Krueger,A.O.(1972),“Evaluatingrestrictionisttraderegimes:Theoryandmeasurement”,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80(1):48-62.
[14]Krueger,A.O.(1974),“Thepoliticaleconomyoftherent-seekingsociety”,AmericanEconomicReview64(3):291-303.
[15]Krueger,A.O.(1977),Growth,Distortions,andPatternsofTradeamongManyCountries,InternationalFinanceSection,Dept.ofEconomics,PrincetonUniversity.
[16]Krueger,A.O.(1980a),“Interactionsbetweeninflationandtrade-regimeobjectivesinstabilizationprograms”,NBERWorkingPapers,No.4983.
[17]Krueger,A.O.(1980b),“Tradepolicyasaninputtodevelopment”,AmericanEconomicReview70(2):288-292.
[18]Krueger,A.O.(1981),“AlternativetradestrategiesandemploymentinLDCs:Anoverview”,PakistanDevelopmentReview68(20):277-301.
[19]Krueger,A.O.(1986),“Developingcountries'debtproblemsandgrowthprospects”,AtlanticEconomicJournal14(1):8-19.
[20]Krueger,A.O.(1987a),“Theimportanceofeconomicpolicyindevelopment:ContrastsbetweenKoreaandTurkey”,NBERWorkingPapers,No.2195.
[21]Krueger,A.O.(1987b),“Originsofthedevelopingcountries'debtcrisis:1970to1982”,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27(1):165-187.
[22]Krueger,A.O.(1987c),“Debt,capitalflows,andLDCgrowth”,AmericanEconomicReview77(2):159-164.
[23]Krueger,A.O.(1990a),“Asiantradeandgrowthlessons”,AmericanEconomicReview80(2):108-112.
[24]Krueger,A.O.(1990b),“Governmentfailuresindevelopment”,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4(3):9-23.
[25]Krueger,A.O.(1990c),“Economists'changingperceptionsofgovernment”,WeltwirtschaftlichesArchiv126(3):417-431.
[26]Krueger,A.O.(1991),“ReportoftheCommissiononGraduateEducationinEconomics”,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29(3):1035-1053.
[27]Krueger,A.O.(1993a),“Virtuousandviciouscirclesineconomicdevelopment”,AmericanEconomicReview83(2):351-355.
[28]Krueger,A.O.(1993b),“Freetradeagreementsasprotectionistdevices:Rulesoforigin”,NBERWorkingPapers,No.4352.
[29]Krueger,A.O.(1997a),“Tradepolicyandeconomicdevelopment:Howwelearn”,AmericanEconomicReview87(1):1-22.
[30]Krueger,A.O.(1997b),“FreeTradeAgreementsversusCustomsUnion”,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54(1):169-187.
[31]Krueger,A.O.(1998),“Whytradeliberalisationisgoodforgrowth”,EconomicJournal108(450):1513-1522.
[32]Krueger,A.O.(1999a),“TradecreationandtradediversionunderNAFTA”,NBERWorkingPapers,No.7429.
[33]Krueger,A.O.(1999b),“Implicationsofthelabormarketforgraduateeducationineconomics”,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13(3):153-156.
[34]Krueger,A.O.(2000),“NAFTA'seffects:Apreliminaryassessment”,WorldEconomy23(6):761-775.
[35]Krueger,A.O.(2005a),“Sovereignworkouts:AnIMFperspective”,Chicago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6(1):197-213.
[36]Krueger,A.O.(2005b),“DeTocqueville's‘dangerousmoment':Theimportanceofgettingreformsright”,WorldEconomy28(6):749-763.
[37]Krueger,A.O.(2009),“Fromdespairtohope:Thechallengeofpromotingpovertyreduction”,ProgressinDevelopmentStudies9(4):269-284.
[38]Krueger,A.O.&R.Duncan(1993),“Thepoliticaleconomyofcontrols:Complexity”,NBERWorkingPapers,No.4351.
[39]Krueger,A.O.&A.Tornell(1999),“Theroleofbankrestructuringinrecoveringfromcrises:Mexico1995-98”,NBERWorkingPapers,No.7042.
[40]Krueger,A.O.&B.Tuncer(1982a),“Anempiricaltestoftheinfantindustryargument”,AmericanEconomicReview72(5):1142-1152.
[41]KruegerA.O.&B.Tuncer(1982b),“GrowthoffactorproductivityinTurkishmanufacturingindustries”,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11(3):307-325.
[42]Krueger,A.O.etal(1990),“Developingcountries'debtproblemsandeffortsatpolicyreform”,ContemporaryEconomicPolicy8(1):1-18.
[43]Samuelson,P.A.(1939),“Thegainsfrominternationaltrade”,CanadianJournalof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5(2):195-205.
[44]Tullock,G.(1967),“Thewelfarecostsoftariffs,monopolies,andtheft”,EconomicInquiry5(3):224-232.
[45]Tullock,G.(2003),“Theoriginrent-seekingconcept”,InternationalJournalofBusiness&Economics2(1):1-8.

陈志刚,江思浩.安妮·克鲁格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J].经济学动态,2018(09):144-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