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治阻断对微观经济行为的作用

摘    要：　新冠病毒传播有显着的无尺度网络特征，这是由社会组织形式决定的。从网络相关理论出发，阻断疫情传播可通过两种方式：改变个体交互规则和解耦社会网络。疫情给微观经济主体带来影响、反思和改变。改变个体交互规则，促进了“无接触经济”相变；解耦社会网络，促使微观经济主体重估网络社会的脆弱性及风险特征，并重构行为原则，来防止网络的负反馈，进而提高自身的自组织能力，以“高内聚、低耦合”为指导，对效率原则与概率原则重新平衡。

一、引言

　　病毒从未离人类远去。博埃拉病毒、SARS病毒、禽流感病毒，还有这次的新冠病毒，都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自2009年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了六次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简称PHEIC），分别是：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2014年脊髓灰质炎疫情、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2015年至2016年寨卡病毒疫情、2018年至2019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是第六次PHEIC。
 

疫情防治阻断对微观经济行为的作用
 

　　历史上大型瘟疫的流行，往往发生在自然与经济极端交替的复杂背景下。天气由热变冷，经济由冷变热，这都是疫情发生的典型条件。技术发展突破了旧的社会经济结构，社会转型、人口流动加剧，社会聚居规模急速扩张。生产力快速发展与社会免疫系统滞后的矛盾，为疫情爆发提供了加速动力。2002-2003年的SARS,2008-2009年的美国H1N1,2020年初的新冠病毒都体现了这种特征。疫情的扩散过程就是医疗、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等公共品供给体系超负荷的过程。疫情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条件，疫情也促使社会反思，进而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改变。

　　现代社会已是一个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互相交融、互相影响的超级网络。我们在享受网络的巨大聚集效应时，病毒也击中了这张网络，并被迅速带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所有的公共卫生问题，与社会结构问题紧密相联。本文并不试图从社会、经济、财政、金融等角度来解析疫情，而是旨在用网络的相关理论和理念，解析疫情的传播及阻断，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微观经济学意义，思考处在巨大社会网络中的微观主体应该得到的启示及变化。

　　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超级网络具有正反馈和负反馈效应，微观主体作为超级网络的一部分，往往只关注正反馈而忽视负反馈，如何抑制负反馈效应？这是疫情带给我们最深刻的思考，也是微观行为构建必须面对的问题。无有效疫苗的情况下，切断疫情传播的基础方式是阻断人流，禁止人与人近距离交互。现代社会网络是人流、物流、信息流的综合联结，隔离人流几乎意味着隔离了物流。现代基础设施建设和微观主体的组织形式，需要怎样重新考虑人、财、物、信息的连接方式？本文将主要从两个方面来阐释疫情对微观经济的影响，一是因疫情而改变个体交互规则对微观经济行为的影响和改变；二是因疫情而解耦社会网络对微观经济行为的影响和改变。

　　二、疫情防治影响微观经济行为的两种方式

　　（一）新冠肺炎疫情传播的无尺度网络特征

　　对于新冠肺炎疫情，人们往往会与2003年的SARS做比较，希望得出经验性结论，但是中国与17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如高铁的普及，使人口流动速度加剧。2019年春运客流量是30亿1左右，也就是说全国人口平均移动了两次，人与人之间的基础连接提高。北上广深等超级大城市跨越省际在全国范围内吸引人口；省城跨越地级市，直接吸引县域人口。超大城市沿着“马太效应”，产生超大连接。中国人口在地理上的连接，呈现无尺度网络的特征2。

　　无尺度网络，又称无标度网络，其特征是网络度的分布呈幂率分布，即节点度为k的概率正比于为k的某个幂次。幂率分布使无尺度网络度的分布，不同于随机网络度的正态分布，而呈集散分布（大部分节点只有少数连接，少数节点有大量连接），故称无尺度网络。无尺度网络存在超级节点，又称种子节点3。

　　无尺度网络具有天生的软肋。无尺度网络的连接方式具有鲁棒性4，但是这种应对意外故障的优越性，在遭受恶意攻击时，却成为不堪一击的软肋。如果超级节点被蓄意攻击，其决定性地位注定整个网络“瘫痪”。无尺度网络鲁棒性和脆弱性共存，并且二者有依存关系。

　　当新冠病毒击中武汉这个常驻人口超过1300万的超级节点时，在关闭整个城市之前，竟然有500万人流到全国乃至世界每一个角落。

　　根据病毒传播的SIR模型5，任意时间段，同时有人处于病毒传染期，有人被传染，也有人被治愈，当治愈率高于传染率时，这个流行病属于自限性的，逐渐消亡。病毒在随机网络中传播，是存在阈值的。然而，西班牙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理工大学的Pastor-satorras和意大利特里雅斯特国际理论物理研究中心的Vespigniani，却得出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在无尺度网络里，不存在随机网络里的临界值。不只是生物学领域，在广泛的社会学领域，存在大量的无尺度网络6。

　　无尺度网络里，病人可以迅速感染多名医护人员，一个环球旅行家庭可以感染多个国家，超过邓巴数7的社交中枢者，有着非线性的传播能力，但治愈数却沿着线性爬行。中国无尺度网络特征的超大城市群布局叠加人际关系的无尺度网络连接，在春运这个特殊时点，疫情“黑天鹅”降临。平时引以为豪的“超大规模优势和惊人的聚集效应”，在传染性极强的新冠病毒面前，俨然已成“超大规模劣势”。

　　（二）阻断疫情影响微观经济行为的两种方式

　　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这是疫病学意义上阻断疫情传播的原则。面对具象的社会复杂网络，因为无尺度社会网络拓扑结构和流行病之间的互动关系，使传统的防疫手段可能无效，比如随机治疗或接种疫苗。为了保证集散节点不被遗漏，几乎人人都要治疗或接种疫苗，只有所有人都获得免疫后，病毒才能消失。能否利用无尺度网络的超级节点特性来防治病毒传播？答案却是否定的。理论上讲只要其中包含集散节点，即使治疗人口只占一部分，这种方法仍有可能会奏效。但是，要找出社会人际网络的集散节点，首先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找到了人际关系的集散节点，并进行治疗，这也存在道德和政治困境，集散节点上的人群，是否就有优先接受治疗或接种的权利？

　　为了阻断疫情传播，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控制传染源，比如2020年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建立集中收治点、隔离区、方舱医院，各省采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冰封人员的流动，潜在的感染者被分割在一个个独立的集群里；切断传播途径，比如禁止各种人群集会和聚集等；还有就是保护易感人群，比如封锁整个武汉城市，冻结湖北对外交通等。习惯生活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耦合的超级社会网络中的人们，要被圈在最小的社会模块（家庭）里，足不出户。阻止疫情的代价，是瓦解创造中国奇迹的结构性源动力。中国经济被摁下“暂停键”，疫情对社会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方方面面。

　　作为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个人和企业，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是最直接的承受者。社会经济已是超级网络，个人和企业作为经济网络的节点，与整个社会经济有着千丝万缕、或轻或重的关系。任何疫情防治措施，最终都会作用于微观经济主体，只是路径和方式不同而已。

　　从社会是复杂网络的视角出发，以网络相关理论和观点来观察，疫情防治以两个方式深刻影响和改变着微观经济行为。

　　1. 改变个体交互规则

　　作为社会复杂网络的节点，个体之间交互规则的建立，受到社会传统、社会文化、社会秩序等各种因素影响。复杂社会网络的聚集效应沿着正反馈的方向创造财富，病毒却沿着负反馈的方向吞噬人类福祉。重新改写规则，是网络社会阻止疫情传播的当然选择。

　　病毒的传播并不是中央控制的，病毒跟我们一样，不能预先看见网络传播的全貌。我们能通过个体层面的行动，去控制病毒的传播。改变人际交互规则，可能是强制性的，比如疫情期间戴口罩；也可能是个人习惯的改变，比如更倾向“分食”而不是“堂食”。个体交互规则的改变，微观主体的消费需求和供给也会发生相应改变，从而引发微观经济行为的连锁反应。

　　2. 解耦社会协作网络

　　改变个体交互规则，只是部分封锁了病毒传播途径，仍不能消灭疫情。新冠病毒具备超强传染性，彻底阻断疫情在无尺度网络的传播，需要降维社会网络到近邻连接的状态，病毒只能在小规模网络里转移，不能扩散，逐渐消亡。这就需要暂时解耦社会协作网络，使传播网络不复存在。武汉“封城”、社区封锁、公共场所关闭、部分省际交通断绝，这都是解耦社会协作网络的方式。改变人际交互规则，是改变与节点的连接方式；解耦社会协作网络，则是切断节点之间的连接。微观经济活动之间的连接解耦，使得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不得不停滞。

　　改变个体交互规则与解耦社会协作网络虽然同属于影响微观经济行为的方式，但二者的性质却有区别，改变个体交互规则是对网络连接规则的温和修正；解耦社会协作网络，则是对既有社会网络的破坏性瓦解。二者对微观经济行为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改变个体交互规则倾向于消费形式的改变，而解耦社会协作网络更多带来微观经济主体组织形式的改变。

　　三、疫情阻断与微观经济行为改变

　　从社会网络的视角出发，疫情阻断以两种方式影响了微观经济行为。疫情给微观经济主体带来极度伤害，不只是经济的，还有身体和精神的。中国政府以无比坚定的决心，无比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为中国按下“手刹”，我们不得不成为“平成废宅”。人类终会战胜疫情，经济损失终会被更高更快的发展弥补，疫情带给社会的反思却有弥久影响，进而改变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

　　（一）个体交互规则改变与“无接触经济”相变8

　　为了控制疫情在社会网络的传播，改写社会个体交互规则，是通常的做法。无需“自上而下”的全能指令，只是“自下而上”的分布式计算，微观主体小的行为或习惯的改变（比如戴口罩），疫情在人际间的传播便被抑制。“中央计算”不可能给庞大复杂的社会网络的每一个行为分配最优解，但可以通过信息传播的方式培育良好的社会个体习惯或规则。个人群体遵循良好的交互规则，汇集成强大的社会统一行为，进而形成有效的行动逻辑。建立有效应对疫情的个体交互规则，是疫情防治的基础工程。

　　疫情带来个体交互规则变更的核心，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隔离”。公共卫生风险成为人际交往考虑的必要，对公共风险重新定价，使微观主体愿意支付必要的代价，来换取安全距离。比如进餐采用分餐制、购买商品配送到家、公共事务需要网上预约等。“隔离”会带来系列经济行为改变，从消费习惯、消费需求到供给匹配；从技术支持到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等。在这个过程中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和物流会极速普及和下沉，供应链需要再造和重整。

　　“无接触经济”并非新的经济形态，在某些领域已有所普及，但其驱动动机，并非“人际隔离”。传统文化、社会习俗、心理状态都不会主动推动人际间的“隔离”。疫情带来的个体交互规则改变，使“无接触经济”的相变，由无序竞争进入有序竞争阶段。在历史进程中生活方式和习惯的改变，除了科技进步与GDP等基本因素外，重大事件往往成为其直接推动力。无接触经济行为，开始由无序向有序转化。比如疫情期间，线上场景加速替代线下场景，电影《囧妈》放弃院线，与字节跳动签约免费在线上投放，看似无奈之举，可能预示着线下革命的开始，人们重新回归家庭，最后院线只剩下基础的社交需求。远程教育、远程医疗、远程院线、远程办公已提上日程。公共卫生安全对距离的硬性规则，促使宅在家中的人们，重新评估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聚集和怎样的距离。

　　（二）解耦社会网络与微观经济行为自我重构

　　解耦社会网络，是对作为社会网络节点的微观经济主体的一种压力测试。微观经济行为高度依赖社会网络的连接，微观主体构建经济组织、实施经济行为，以对社会网络的高效利用为追求。社会复杂网络的脆弱性也同样传染给社会微观主体。微观经济行为构建，从未对公共卫生事件这种“黑天鹅”甚至说是“灰犀牛”给予足够的重视，认为那是政府的职责。对于某个场景的高容忍性，必然伴随对另一个场景的低容忍性，微观个体需要重新修正对公共风险的态度。减弱或者断绝社会网络脆弱性的反向传递，是微观主体重构经济行为的重要原则。经济停滞，带给微观经济主体反思的契机和动力；社会网络解耦，带给微观经济主体反思的方向和原则。

　　1. 基础理念重构———“活得久”与“活得好”

　　成本效益原则是微观经济行为的主要原则之一。成本效益原则把任何决策或者行为，看作是对线性规划函数求最优解，微观主体的运营基本都遵守这一原则：扩大产能并降低成本，取得最大的边际收益。这隐含两个假设前提：固定的环境参数和明确的优化目标。这种效率思维能驱动增长，但无法判断方向。危机爆发，环境参数变化，优化目标不复存在。成本效益原则只解决“活得好”的问题，不解决“活得久”的问题。

　　个体在一次疫情中，存活的概率很高，但是如果重复暴露于“黑天鹅”事件，存活的概率则很低，疫情风险是非遍历性9的，即使重复的风险可由个体寿命的有限性来分散，风险最终也不是由系统或者集体的层面来承受，而是个体。社会网络的联通性不断增加，病毒传播，以非线性方式扩散，突发事件具有肥尾10过程。在面临的风险是全新且不一定所有可能情况都发生的时候，不应该按照可能性的概率计算期望，而是按必然发生处理11。微观主体追求的目标，不只是活得好（成本效益原则），更要活得久（概率原则）。活得久才是活得好。在高度发达的网络社会，因为网络的天生脆弱性，对风险全面谨慎的严防死守，应该被植入微观经济主体的基础理念中。

　　2. 微观主体组织形式重构———“高内聚，低耦合”

　　效率不再是唯一目标，甚至不再是第一目标。对风险的普遍预防原则应该成为微观组织的重要原则。提高微观组织的抗风险能力，减少对网络的连接和依赖，提高自组织能力，是疫情对微观组织重构的重要启示。

　　人类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经济体系与自然生态体系存在很多相似之处。自然界自发形成的网络给了我们启发。自然界中规模比较大的网络，往往都会建立模块化的系统，比如我们的大脑系统网络。大脑这个数以亿计神经元组成的系统，被区分为不同的脑区，脑区内神经元连接密切，脑区间则相对稀疏。脑区也就是大脑的模块，而不同的脑区组成大脑整体的模块化系统。大脑网络随着人们不同的生理状态不停地调整自身的运行，睡眠的时候，大脑的不同模块处于解耦状态；而在意识清醒时，各个不同的脑区又会关联在一起，完成各种复杂的认知任务。这种灵活的调控和切换，可以应对各种危机，最大限度来保持网络的鲁棒性。通过不断的耦合和解耦，我们的大脑网络以模块化结构实现了鲁棒性和脆弱性的平衡。模块化充分体现了“高内聚、低耦合”微观组织重构的方向，自组织能力成为构建微观组织的核心指标。

　　以“高内聚、低耦合”为原则对微观经济主体重构，分级诊疗是最典型的实践。分级诊疗是中国的老生常谈，但现实却是分诊制至今举步维艰，分级诊疗形同虚设。患者行为上缺乏激励，心理上缺乏认同，愿意向更高更好的医疗资源优先连接，高层医疗机构的聚类性具有虹吸效应，控制了大量的资源。患者和医疗资源的双向驱动，促使超级三甲医院诞生的数量越来越多。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医疗网络是由20%的高度城市代表的具有圈层类聚结构的无尺度网络；中国城市医疗硬件网络比软件网络复杂和稳定；中国城市医疗网络的结构和功能主要由强关系城市决定，弱关系城市对网络稳定性没有实质影响”（周晓芳、产健，2019）。这说明中国整体的医疗网络呈现无尺度网络特征。疫情期间，武汉超级三甲医院人满为患，被感染新冠病毒的人群涌向这些超级节点，感染医护人员，病人交叉感染，病毒成功地利用了无尺度网络的弱点。

　　摒弃其他角度，单纯从病毒传播和防治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分级诊疗，分诊制是必然选择。社会网络解耦，人们被分割在最基本的社会模块———家庭里，进而社区成为最重要的防治病毒传播的社会模块。社区的自治能力和自组织能力，成为阻断病毒传播的有力武器。2020年1月14日，国家卫健委牵头，包括32个部门的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发布《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充分发挥社区动员能力，实施网格化、地毯式管理，防治疫情输入、蔓延、输出，控制疾病传播”。“社会网格化”概念，就是模块化的社会表现形式，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治工作体系，是以社区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家庭医生为关键。通过社区医疗中心和家庭医生对病情进行初步筛查和分类，然后对确诊和疑似病人由卫健委送至指定治疗点进一步筛查分类。此管理方式与分级诊疗如出一辙。

　　3. 商业模式重构———去杠杆

　　微观主体基本沿着成本效益的原则，构筑商业模式。商业模式是“描述一个组织如何创造价值、传递价值、获取价值的逻辑方式”（Ostwalder et al,2010）。因为对效益最大化的追求，财务杠杆、经营杠杆和组织运行杠杆被广泛使用于商业模式。如资金紧绷而运营杠杆较高的长租公寓、餐饮酒店连锁企业；如自身库存极低，零配件和原材料全球采购的供应链很长的企业。加杠杆更体现在企业组织的运行模式上，如“全外包”“轻资产”，高度依赖精密社会分工的企业。

　　企业组织运行加杠杆与产业链碎片化趋势有因果关系。产业链碎片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成本效益原则的产物。随着人力成本的上升，要控制成本，就要专业化大规模生产。为形成错位竞争，企业开始专注于生产中的一部分环节，产业链进一步细分。比如在产业链复杂的行业，由开始的“零件—组装”模式，细化为“元件—器件—组件—模组—整装”模式。专业化生产的另一个趋势是产品通用化，为进入多个产品供应链，企业的产品开始通用化，这就形成了多个产业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纠缠状态。产业链的碎片化带来高效率，也带来脆弱性。产业链高度精细化和复杂的依赖关系，在社会协作网络解耦时，相关产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在社会复杂网络的基础上，微观主体构筑了不同的商业模式来传递价值、创造价值，在挖掘社会网络经济潜力时，却也无形中复制了无尺度网络的致命缺陷。面对突发事件的超预期冲击，管理者应当重新思考“灾备”与效率、高周转与风险度之间的关系。突发公共事件带来的社会网络解耦，对杠杆过大过长的商业模式冲击明显，杠杆的脆弱性，使网络解耦的负反馈放大。经济暂停，微观经济组织的清偿能力成为其存活的核心因素。商业模式去杠杆，提高商业模式的清偿能力，成为构筑商业模式的重要考量。

　　四、结语

　　全球连通性已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中国正是连通性最高的社会之一，根本而言，病毒的传播依赖人们在物理空间的互动。暂时降低连通性，从而减慢潜在感染个体的流动，是稳健抵御还不熟悉的新病毒的稳健方法。虽然这要付出经济代价。在文明出现之前，流行病是不存在的，病毒在自然界隐秘延续。人类的繁荣给了病毒新的机会，超越空间高度连接的人际网络，布好了病毒无阈值传播的路线图。我们选择了这种高密度的组织方式，就要承受病毒的寄生，病毒是我们进步的影子。病毒不是问题，瘟疫才是。

　　人类和病毒互为选择压，人类的行为决定了病毒传播和演变的方向；病毒传播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微观行为，进而建立完善的社会治理体系。病毒传播对微观经济组织韧性提出更高要求。微观经济组织不但要能够应对环境变化和危机而不丧失组织能力，还要在主要系统功能遭到破坏或损失的情况下能够识别风险并建立应对机制，并快速实现组织目标。工程管理大师诺尔曼奥古斯丁认为“帕累托效率最优化的架构，通常都不是最稳健的架构，真正需要的是多重场景下都能起效的架构”。生物学思维进化的精髓，不是沿着事先设定的方向，追求想象中的最高效率，而是向着更高的稳健性优化。每一次与病毒作战，都会让我们更加进化，工业革命之前，这种进化意味着基因变异的普及，在网络时代，这种进化意味着基础理念、生活方式和组织模式的崭新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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