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墨子和亚当·斯密都是彪炳千古的伟大思想家,他们流传下来的思想学说至今仍然闪耀着璀璨的光芒。墨子的义利观和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消费经济思想,分工思想和商品经济思想虽相隔千年,但却表现出跨越历史、跨越区间的呼应。他们都为实现“富国裕民”的理想而奔走呼号,在实现彼岸目标的航程中,提出了具有共通性的经济思想。
关键词：墨子;亚当·斯密;经济思想;
激荡的大变革时代往往会孕育出伟大的思想。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诸侯争霸,混战割据,新旧势力之间的尖锐利益冲突导致了其利益代言人纷纷走上历史的前台,此时在思想上表现出了异常的自由和活跃,涌现出了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史称“诸子百家”,“诸子百家”各自着书立说,招收学生,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此种场景在我国整部思想史上都是十分难得的人文奇观。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墨子长期与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手工业者相接触,因此他提出的很多思想学说都代表了劳动人民的利益诉求,反映了基层大众改造现实状况的迫切愿望。在那个崇尚军事霸权的战争年代,墨子深谙和平与发展对于国家和人民的重要性,不遗余力的反对兼并战争,其学说主张的就是国家如何实现非战争手段的富国梦想。他认为要达到这一目标,在于解决民生疾苦,发展经济,才能走向国富民强。
17世纪的英国最早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新兴的政治制度极大的促进了英国经济的繁荣。随着新兴资产阶级势力的不断壮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在各行各业全面展开。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中,自发的社会实践迫切需要理论的引导,“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应运而生。亚当?斯密为资本主义描绘出了一套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市场秩序和经济规则,其思想学说科学的反映出了英国工场手工业时代向机器大工业时代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变动规律,他所构筑的一整套制度体系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正式确立奠定了基础。
纵观墨子和亚当?斯密所处的历史背景,会发现他们都处在一个激烈变革的时代,都代表了一种新型生产关系的发展诉求,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发展自由商品经济的愿望。两位大思想家属于“同道中人”,都在为实现“富国裕民”的理想而奔走呼号,他们在实现彼岸目标的航程中,提出了具有共通性的经济思想。
一、墨子的义利观和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
墨子认为义利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即义利合一。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人们往把往义利关系视为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并且不敢妄言谈“利”。而墨子主张“义,利也”,(《墨子?经上》)“义、利、不利,害。”(《墨子?大取》)即是说义就是利,义和利是可以兼得的,在很多情况下两者可以被看作是同一概念。一方面,“义”最早的含义就是应该、正当的意思。墨子认为获取合理的个人利益是正当的,也是应该的,因为从人性的角度分析,人是有趋利避害的本性的,所以重利是符合人性的,而无视自己的个人利益,是有悖于常理的,自然是不应该的,因此本身也是不义的。墨子又认为利己与利他也不是冲突的,“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在人与人之间的交际互动中,你“报之以李”,他将“投之以桃”。爱自己的人一定会珍惜自己,但不会珍藏自己,他会让自己开放出来,会敞开心扉拥抱外面的世界,在爱自己的同时也会尽量爱别人,因为那个别人其实也是另一个的自己。另一方面,墨子所讲的“利”还表现为天下大利,“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非乐上》)之中的“利”就是天下大利的含义,通常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大义,在这个层面上义利是高度统一的。他认为“夫义,天下之大器也”,(《墨子?公孟》)行义乃是造福天下的最重要的工具。“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义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义是利自己的,利他人的,也是利天下的。墨子认为君子“贵义”就在于君子所作所为是尊重个人利益和天下人利益的。墨子倡导的所谓兼爱主义就是要让人人都要尊重个人利益和天下人利益,那么天下就能得到太平,人民可以共享安居乐业,这就是大利;如果互相争夺,甚至发生战争,则人民遭殃,这是大害。[1](第167页)因此,可以看出墨子的义利观是统一的,义和利是相互联系,是不可分割的。如果在没有利的情况下,像儒家思想那样只是去谈礼仪上的或抽象的仁义,那就是毫无意义的说辞。在这里,墨子对仁义作出了新的解释,把仁义价值提升为社会遵循的根本准则。[2](第4页)
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理论,也是基于人性的角度去探讨的。他以一种全新的视角阐释了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人天生就是自利的,重视自己的实际利益是个体生活与发展的基本驱动力,“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3](第10页)人在自己追逐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也往往会给别人带来了利益。进而他又说“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促进那种利益。……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心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4](第132页)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会促进公共利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是统一的。一个一致的经济秩序可以建立在完全自利的个人的基础之上。但是,他也认为自利和利他有矛盾的一面,个人利益既能促进公共利益,也会妨碍公共利益,因此必须有道德自律。[5](第100页)但事实上,“追求财富的人往往放弃了美德的道路。不幸的是,通向美德和财富的路有时是相反的方向。”[6](第69页)
墨子的义利观和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都是属于经济伦理的范畴,一个认为获取个人利益是正当的,一个认为人天生就是自利的,从本质上来说,都肯定了人的自利性。两位大思想家也都认为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无可厚非的,是人的天性使然。同时,都涉及到如何看待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天下大利)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公共利益(天下人利益)在个人利益得到满足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或者说才能实现得更好、更多。只不过他们在阐述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天下人利益)之间的统一时所构筑的桥梁是有差异的。墨子所运用的是“爱”,“兼相爱,交相利”,这里说的爱不是以血缘关系和友情关系为基础的爱,而是不掺杂着任何社会差异在里面的下载。这种下载意味个人利益不单纯是个人的私利,而且还要包括对他人的关心,对社会的关注,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帮助别人乃至社会那里获得自己精神上的满足,这种满足也是我们个人自身利益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自己的善行也会最终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回报。而亚当?斯密则提出“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机制起到了促进社会利益实现的作用。这只“看不见的手”解释了经济交换之中个人利益的满足如何在不经意间造就了公共利益的增加,乃至社会福利的增加。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市场上就像一个公正的裁判一样,他控制着个人的经济行为,使之保持理性,同时也促使社会上不同个体关系最终达成一种自然和谐的状态。
二、墨子和亚当?斯密的消费经济思想
墨子的消费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节用”的主张之上。他甚至认为“节用”比“生财”更重要。墨子极力贬低奢侈浪费,他说“贫家学富家的衣食多用,则速忘必矣。”(《墨子?贵义》)“节俭者昌,淫佚者亡”(《墨子?辞过》)一针见血的指出了浪费的危险性,而且墨子极力的批判统治者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墨子?辞过》)这与唐代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的诗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如出一辙,体现出了墨子极大的人文关怀。但是墨子的“节用论”不是让人人都去做标榜式的清廉寡欲的道德高人,墨子尽管倡导节俭,但并不是没有限度的,而是以能够保证人们的正常生活水平为基准的,[7](第36页)墨子主张人们生活节用的标准为“量腹而食”、“度身而衣”。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节用”能给人们带来财富,带来实际的利益。墨子说“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墨子?节用上》)“用财不多,民德不劳,其利兴多。”(《墨子?节用上》)其实墨子所倡导的“节用”是指用最小的开支获得最大的收益,“节用”不只是为了积累而节俭,而是为了保护生产性劳动,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确保国家财富的可持续性增长。在墨子的消费经济思想中,“节用”是方法,“公利”为目标,“节用”是为了“兴利”,在物质生活方面使老百姓衣食无忧。[8](第123页)两者的结合才能构成墨子完整的消费观。
同样,亚当?斯密也十分看重节俭,他认为节俭是国民财富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亚当?斯密认为,国民财富增加的直接原因是来自于资本的增加,而“资本的增加,由于节俭;资本的减少,由于奢侈和妄为。”[3](第295页)“节省了多少收入,就增加了多少资本。这个增加的资本,他可以亲自抽下来雇佣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抑或以有利息的借给别人,使其能雇佣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3](第295页)通过调查,亚当?斯密观察到:与穷国相比,富裕国家的生产性的劳动不仅总量要大些,而且生产性劳动的比例也要大些。也就是说,富国之所为能够为富,在于更多的资本用在了生产性劳动上,而不是用在了铺张浪费之上。“奢侈都是公众的敌人,节俭都是社会的恩人。”[4](第313页)因此,在亚当斯密看来,节约不仅是对人类所拥有的稀缺的资源抱有敬畏之心,更是对人类辛勤劳动的肯定,也是对自身作为人类所拥有的劳动价值的尊重。[9](第132页)
从以上对两位思想家的经济消费思想的梳理,不难看出,他们都主张节俭,反对奢侈,也都认为节省出的费用(“用财不多”),可以增加资本(“其利兴多”)。
三、墨子和亚当?斯密的分工思想
墨子的先祖虽然是贵族,但墨子除有相当的文化知识外,还是一位生活在劳动一线的手工业者,因此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墨子发现劳动分工是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手段。墨子主张“察类”,也就是说要根据类别(最重要的是才能)不同明确分工,这里具体涉及到男女性别分工,体力劳动、脑力劳动的分工等等,各种不同劳动者必须“各从事乎其所能”。(《墨子?节用上》)另外,墨子也比较看重劳动过程中的分工协作,他以筑墙为例,指出“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能成也”。并认为“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墨子?耕注》)要把筑墙分成几个不同的工序,通过分工协作才能完成好筑墙工作。为义也是这样的,能演说的人演说,能解说典籍的人解说典籍,能做事的人做事,各尽其责,各尽所能,这样义就可以达成了。
亚当?斯密对劳动分工的重要性倾注了更多的笔墨,他对劳动分工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认为劳动分工是人类历史缓慢发展的结果,劳动的分工来自于劳动力要素禀赋的天然差异和商品交易的互利性。劳动分工促进了专业化,而专业化必然会提高生产力,继而使得交易中的每个人都能获得最大的利益。他引用了指针业这个经济学里比较经典的案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么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二十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也制造不出来。”[3](第35页)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分工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其原因主要在于:“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专业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需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发明,只有在分工的基础上方才可能。”[3](第62页)
墨子和亚当?斯密都肯定了劳动分工的重要性,相对于墨子,亚当?斯密对分工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的具体的解释,具有无懈可击的说服力。[10](第23页)
四、墨子和亚当?斯密的商品经济思想
剩余产品出现以后,人们如何处理剩余产品的方式使得社会状态出现了野蛮与文明的分野。人们处理剩余产品的途径无非有两种:掠夺和交换。掠夺就是通过战争等暴力手段赤裸的去占有别人的私有财产;而交换则是通过市场交易,彼此对换自己的需要。自从商品交换出现以后,社会才真正进入到文明时代,商品经济的出现彻底地改变了社会状态。虽然商品经济在不断发展,但是战争式的暴力掠夺从来也没停止过,直到现在。
墨子所处的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已经十分繁荣,但是这个时代“诸侯衅殷周之国,甲兵方起于天下,大攻小,强攻弱”,(《墨子?备城门》)长期的战争状态使得商品经济发展受阻,百姓生活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形下,墨子主张“兼爱”、“非攻”,他认为战争是天下之大害,生财才是利民利国的人间正道。因此,他的这种“兼爱”、“非攻”思想顺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反映了百姓的心声。同时,墨子十分重视商业,与中国历代重农抑商、轻视商人的传统观念截然不同,他在(《墨子?贵义》)中说,“商人之四方,市贾倍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今士坐而言义,无关梁之难,盗贼之危,此为倍徙,不可胜计,然而不为。”商人四方奔走卖货,即使有关卡和盗贼都无法阻止,而士人没有这些阻碍,却不敢做这样的事。并总结:“士之计利不若商人之察也”。墨子独反世俗的偏见,认为商人在为民创造功利方面比士人所起的作用还要大,[11](第110页)另外,墨子还对商品经济内在的市场规律进行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探索。首先,墨子认为“买无贵,说在反其贾”,(《墨子?经下》)“买,刀籴相为贵。刀轻则籴为贵,刀重则籴为易。王刀元变,籴有变。岁变籴,则岁变刀,若鬻子。”(《墨子?经说》)在商品买卖时,商品价格没有严格的贵贱之分,因为货币也是有价格的,商品和货币价格是相互影响的。按现在的经济学语言来说,通货膨胀时,物价就要上涨,反之,通货紧缩时,物价就下跌。墨子主张可以通过发行轻重币来调节物价,这与现代市场经济中各国中央银行采取控制货币供给量来稳定物价的手段有异曲同工之妙。[12](第92页)再者,墨子说“贾,尽也者,尽其(所)以不售也。其所以不售去,则售。正贾也宜不宜,正欲不欲,若败邦鬻室嫁子。”(《墨子?经说》)商品出售是以销售商品的不利因素完全不存在了为前提的,商品价格合适不合适最主要取决于买方想不想买,如果买方不想买,那么就像战败国变卖的房屋、出嫁了的女儿一样不值钱。从对上面这句话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墨子的经济思想里已经认识到商品交换会符合基本的市场供求规律,并且已经认识到在不同的供求形态下对卖方经济利益所产生的影响,在两千年前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就发展商品经济理论的历史贡献而论,亚当?斯密可谓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树立了自由主义经济的一面大旗。亚当?斯密主张经济自由,反对任何形式对自由经济的干预和破坏。就国内来讲,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使得社会财富达到帕累托最优,而政府只作为市场“守夜人”即可;就国外而言,他主张海外自由贸易,自由通商,反对关税壁垒和贸易保护。这些思想无疑是在英国实行第一次工业***取得雄厚的工业实力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表达了工业资本家要求开拓市场的迫切愿望,这种经济自由的主张成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个新生儿的接生婆。同时,亚当?斯密第一次完美的提出了市场价格机制原理,他指出商品的价格是由市场供求来决定的,商品价格会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做自动的调整,并最终以达到市场需求量和供给量都完全相等时所产生的均衡价格来完成市场的出清。
无论是墨子对于商品和货币价格关系的探索还是亚当?斯密对于自由经济的认识,都是基于商品经济的内在市场规律,他们对于商品价格与市场供求之间的关系都有着相同的认识,也就是价格“宜不宜”,是根据“欲不欲”来自动调整的。
五、小结
墨子的义利观和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消费经济思想,分工思想和商品经济思想虽相隔千年,但在经济思想领域表现出跨越历史、跨越区间的呼应。与墨子相比,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无疑更为系统和深刻;但是与亚当?斯密相比,墨子的经济思想又是那么的富有远见,因为墨子生活的时代要比亚当?斯密早上两千多年。在亚当?斯密创作《国富论》的过程中考察了很多的国家,其中中国是他最主要的考察对象之一,通过对中国现状和历史的研究,亚当?斯密不仅了解了中国的发展状态,也接受了很多中国优秀的思想文化,毋庸置疑,墨子的经济思想应该在此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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