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是农业经济强国,拥有典型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其农产品产量稳居世界前列。农业生产高度发达致使美国农业产量出现相对过剩,农业经济危机伴随着农业的发展不断出现。美国在漫长的农业发展历程中,共发生了四次农业经济危机,它们有着不同的原因和背景,但并没有阻碍美国农业的发展;相反推动了美国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巩固了美国的农业霸主地位。
关键词：农业经济危机;美国;农业政策;粮食外交;
1引言
美国的农业经济危机是因资本主义商品性农业生产高度发展而产生的,它不是由于缺少粮食或农产品而引发的“不足危机”,而是由于本国的农业生产远远高于本国的消费需求、在满足本国的农产品消费后还有大量的剩余、农产品供过于求、生产过剩而引发的“过剩危机”。美国的农业经济危机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美国的农业生产力极其雄厚,1975年1个农业从业者生产出的农产品可以满足约80人的消费需求[1],仅占美国总人口3.1%的农业生产者可以创造供全国人口消费的优质廉价食物。美国农产品的对外出口额约占全国出口总额的20%左右,世界上没有一个其他国家的农业发展可以达到如此高度。其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导致美国国内农产品产量过高,粮食库存量增多,农产品价格下跌,农场主难以实现基本盈利,大量中小农场主亏本、债台高筑,农业市场动荡不安,从事农业生产的风险逐步加大。农场主为避免破产而寻求利益的最大化,采用各种措施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作物产量,导致“过剩危机”反复出现和扩大,但也保证了美国的农业生产力、农作物产量和国际农产品市场份额稳居世界农业霸主地位。
2第一次农业经济危机奠基农业霸主地位
美国自建国以来,共爆发过4次农业经济危机。在美利坚合众国成立时,美国尚处于依靠直接经验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传统农业发展阶段,直接使用铁、木农具从事农业生产,毫无技术可言。19世纪40年代,美国政府鼓励并支持西部地区的农业生产开发运动,使该地区发展成为美国主要的粮食产区,农业实现了从传统生产方式到以畜力为主要动力的半机械化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19世纪70年代,在农业市场蓬勃兴起、农业生产高度繁荣的背景下,美国农业向大农场发展模式过渡。农场主拥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懂得农业生产的技术、农业发展的管理以及农业销售市场的预测,是十足的农业资本家。在农场主追求资本利润的欲望推动下,美国农业机械化蓬勃发展,机械化程度不断提升,农业生产水平迅速提高、生产率上升、产量增加。农产品的产量不仅满足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需求,而且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此后还存有大量的剩余。政府逐步完善了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得交通运输更加便利,并进行农业科研教育推广,增加农业经费投入,让农业生产有了基本保障。此外,确立了保护环境珍惜资源的理念,促使美国农业保持着可持续发展。由于当时国内市场需求和对外出口数量有限,剩余农产品越积越多,农业市场渐渐处于过度饱和状态,美国第一次农业经济危机产生。
美国第一次农业经济危机持续到19世纪90年代才有所缓解。当时国际工业市场处于上升期,加大了对农业原料的需求;世界人口规模扩大、移民潮出现等因素使得农产品的消耗和需求逐年增加;欧洲部分国家为对外侵略战争做准备大量进口粮食,促使美国农产品的出口量逐渐增多,国内囤积的农产品减少。到1900年,美国的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一位,但在出口贸易中农产品出口量还是超过非农产品,占出口商品总额的61%[2]9。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世界对粮食的需求猛增,美国农产品对外销售供不应求,美国借此从根本上摆脱了第一次农业经济危机的困局。第一次农业经济危机的解决使美国赚取了大量的经济利润,农产品出口不仅赚取了大量外汇,而且改变了美国当时的贸易逆差,推动美国从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如美国在1914年只有22亿美元的净债务,到1919年却拥有将近64亿美元的债权,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农业外贸市场。在利润的推动下,美国农业渐渐实现了良种化、机械化和化学化的转变,大农场经济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在农业进程中普遍确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650万农民耕种35000万英亩(1英亩≈0.405hm2)的土地,养活了5倍于其数量的人口[4]。同时,在第一次农业经济危机中,美国农业还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和商品销售市场,为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根基。日后美国大农场经济生产模式、超高效率的农业生产率和天文数字的农产品生产在此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3第二次农业经济危机促成农业霸主地位
美国第二次农业经济危机爆发于20世纪20年代的“柯立芝繁荣期”,此时农业与工业快速并行发展,国民生产总值从1920年的862亿美元猛增至1929年的1044亿美元[5]。但由于农产品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衡,过剩的农产品大量积存在库房,出现了果蔬来不及采摘溃烂在地里、大量牲畜被宰杀、牛奶倒进河里的局面,农业市场陷入混乱,农业经济危机爆发。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农业危机被卷入大危机中,使其更加严重。困局在短时期内难以解决,农业所面临的不仅是生产与消费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对生产结构进行全面调整。直到罗斯福总统实施“新政”,采用政府强制手段直接干涉农业生产,调整农业政策来控制农业市场的运行,限制和削减农产品过剩程度,才扭转了危机持续恶化的局面,控制了危机进一步扩大的态势。“新政”并没有致力于解决农业经济危机,相反政府主动长期保持农业经济危机状态,通过不断调整农业政策引导农业继续高速发展。“新政”的农业政策首先是资源的保护政策和现代科技研发政策;其次是促进农业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包括农产品价格收入保障政策、农业信贷政策、农业税收政策和农产品对外贸易政策等[6]16。它们不仅使美国农业发展有了良好的基本保障,而且在农业经济危机时起到了缓和社会矛盾、调节生产关系的作用。“新政”通过行政手段干预农业生产,改变了当时盲目的生产方式,在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的同时使美国农业完成了由小农经济到大农场经济的过渡,有利于机械化、大规模、高水平、现代化的农业生产的确立。在第二次农业经济危机的持续发展过程中,新技术被用于农业,农业化学、生物科学等技术取得突破进展,确保了美国农产品产量的持续增长。在“新政”的推动下,美国农业生产技术、单产和农业总产量都有了大幅的提升,过剩的农产品导致危机进一步加深。
在第二次农业经济危机的解决过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新政”规定的农产品对外贸易政策促成了美国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霸主地位的确立,即以“对外倾销”解决农产品过剩问题,首次明确了“对外倾销”而不是“限制生产”是解决农业经济危机的最佳途径[2]303。因国内消费有限,美国的农产品大多数出口到国际市场,政府也一直支持农产品的对外出口以减少本国的农产品库存量,在确保国内农业市场价格稳定的基础上赚取相应的国际外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交战双方都需要大量的粮食储备,纷纷从美国进口各种农产品,战后初期各国的恢复阶段对农产品的需求更加巨大,美国借机以农产品对外倾销的方式彻底解决了第二次农业经济危机。所有库存农产品全部以高价倾销到国际市场上,美国的“农场净收入由1939年的44.89亿美元猛增到1946年的152.52亿美元”,农场主在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继续扩大农业生产,“美国的农业生产指数在1948年为88,比1939年的68增长了29.4%;1948年农场净收入达到177.89亿美元,接近于1939年的4倍”[2]24。第二次农业经济危机从生产、销售、利润和国际市场份额占有率等各个方面确立了美国无可动摇的农业霸主地位。
4第三次农业经济危机巩固农业霸主地位
美国第三次农业经济危机产生于“黄金时代”,从1948—1972年长时间内没有得到化解。随着20世纪60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新式现代机械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以及对化学、生物技术的研发突破使当时的农业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一时间农产品的产量远远大于人们的需求。1970年美国官方宣称,美国平均每1个农业就业人员的产品可以供应的人数1910年为7.07人,1940年为10.7人,1960年为25.8人,1970年增加到47.1人。换言之,当时美国农业中1个人的劳动收获量可以养活将近50人[2]29。在有限的农产品需求下,随着农业科技化程度的不断提升,美国农产品库存量激增,导致农产品价格不断下跌,农业经济危机再次爆发。针对第三次农业经济危机,美国政府先采取了“休耕补贴”的措施,但并没有达到减少、控制农产品产量的目的。接着政府收购了农业市场上过剩的农产品以确保农业市场的平稳运行和农场主的基本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市场上的农产品价格,使农场主得到一部分农业收益,但本质上却是变市场积存为政府积存,使得政府财政经济方面的支出增多,过剩的农产品依旧存在于美国的库存中[7]。同时因财政支出过多,政府不得不采取加大通货膨胀和农业税收的方式来调节收支平衡,这等于将负担又转移到了农场主的头上。因政府的保障性购买、农业税加大,农场主又扩大农产品的产量。这样政府与农场主之间相互转嫁农业经济危机的影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此时,美国政府也在积极开拓农产品国际市场,将农产品不断对外倾销,以此减少本国农产品库存量。直到1972年世界性的自然灾害使世界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苏联等国向美国进口了大量粮食,美国长期囤积下来的农产品趁机一售而空,此次危机才得以解决。
在美国第三次农业经济危机的解决过程中,美国不但摄取了巨额的经济利益,而且将过剩农产品转化为国际政治和外交的武器,借助自身农业发展的绝对优势在外交中推行“粮食武器”战略,以此加大对贫粮国家的政治、经济控制,美国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6]5。“粮食外交”这一词汇由美国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提出,他认为在世界性的自然灾害、粮食危机和战争爆发时,美国“粮食外交”的政治意图更加明显,往往有许多附加要求和条件。美国企图凭借农产品的对外出口推行“粮食外交”战略,以援助救济等为借口,让农产品进口国被迫执行利于美国政治目的的政策,或是达到美国想要的其他意图[8]。可见,美国的农业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为政治利益服务的,国内发达的农业生产力让美国有资本去推行“粮食武器”战略,并以此保障其在对外交往中的绝对优势。美国从第一次农业经济危机到第四次农业经济危机,一直主动保持农业生产过剩,意图让农产品变为政治、经济的筹码,以便开展“粮食外交”。尤其是在第三次农业经济危机期间,美国在农业贸易的对外发展中推行霸权主义,企图以粮食控制其他国家,凭借自己富足的农产品实现政治、经济、外交利益最大化。当时,美国国内农业生产膨胀,供给严重高于需求,政府为稳定国内市场收购了大量的农产品。美国一方面积极扩大农产品的对外出口,另一方面对进口国提出一系列附加条件和苛刻要求,意图借助农产品的出口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美国政府以“换货”的名义用粮食资源直接从需要从美国进口粮食的国家换取了大量战略物资和矿产资源,保存了本国的锰、铝、锡等资源;通过粮食加强了对日本的经济控制,使日本被迫接受“贸易自由化”的主张,日本的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美国政府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保障了政治利益,并凭借危机中过剩的农产品巩固了农业霸主地位。
5第四次农业经济危机凸显农业霸主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者曹永福曾说:“在31个经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当中,美国人均可耕地面积居世界第三,是德国的3倍、日本的15倍。土地规模化经营增强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为工业化和城市化释放了大量劳动力。”[9]这类似“马太效应”,依靠拥有的物质财富可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同样美国借助自身的农业优势使其农业的发展越来越繁荣,农业霸主地位不断巩固。美国第四次农业经济危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从1972年起各国纷纷从美国抢购粮食,美国农场主为使生产效益更高而不断扩大再生产,导致美国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产品的库存量暴增,仅1981和1982年就分别比上年增长了68.6%和43.7%;与此同时,美国农场主的纯收入1982年比1981年下降了27%左右,农业债务问题困扰着许多中小农场主,农场兼并盛行。到1990年美国只有1.8%的人口(460万农民)生活在210万个农场里,中小农场几乎不复存在[10]。农场主不得不生产更多的农产品用于还债,使得农产品的产量始终保持上升趋势,农产品库存量不断增多,谷物过剩严重,农产品价格下降幅度更大,农场主大量抛售已有的土地,使得土地价格骤降,这对于农业市场的稳定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加上美国与苏联争夺国际霸主地位,对其实行了“粮食禁运”政策;同时其他农产品出口国增加了国际市场的农产品供应量[11],美元升值使美国农产品出口陷入困境。美国第四次农业经济危机凸显了农业生产高度繁荣时才会出现的农业收入高度萎靡状态。
第四次农业经济危机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因“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和东欧等国从美国大量进口粮食而告终。从农业经济危机的爆发到危机的解决,美国发挥了自己的农业优势以寻求经济利润。1988年美国小麦的国际市场份额达到46.9%[12];1991年美国玉米出口额占世界玉米出口额的90.65%,出口量占世界出口量的89.37%[13],均居世界首位。当世界性粮食危机爆发时,其他国家面对的是世界粮食价格提高所带来的供给不足问题[14]。而美国依靠自己的农业优势丝毫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甚至可凭借农产品的国际输出换取政治、经济利益。人口激增、自然灾害、工农业不协调等因素使得粮食成为很多国家急缺的战略物资,无论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是涨是跌,美国均可从中获利。在粮价上涨时,单纯的粮食对外出口足以确保最基本的利益;在粮价下跌时,依靠国内发达的工业生产发展食品加工贸易,则可实现农业利益的最大化。相比其他的农产品出口国,美国具有广阔的国土、发达的科技、大量的人才、高水平的机械化生产等优势,其他农业出口国所带给美国的国际竞争是十分有限的,美国的农业霸主地位无可动摇。当美国遭遇次级贷款所引发的金融危机时,它可以利用粮价飙升获得高额利润,从而完成部分金融危机的转嫁。如今贸易全球化使得从生产到消费的周期越来越短,加之美国农产品对外出口所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宽广,美国农业霸主地位更加凸显。美国农产品产量、出口量一直保持在世界前列,农业生产始终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20世纪末期美国粮食总产量已经高达世界总产量的20%左右,被誉为“世界粮仓”。
6美国农业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的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三位,可耕地面积居世界第四位,但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位居世界第80名之后。中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与美国相反,美国农业经济危机产生过多的农产品而中国需要增加农产品的产量;中国从来没有农产品过剩而发生过农业经济危机,相反以前虽倡导自给自足但有时会突发粮食危机造成饥荒。分析、研究美国农业经济危机的产生与解决,回顾其农业现代化发展历程,借鉴其农业发展的有益经验,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6.1逐步调整农业政策,确保粮食稳定生产
美国农业经济危机的解决离不开农业政策的调整,农业政策对农业的发展具有导向作用,政府需要针对不同的情况制定相应的农业政策。中国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实施、农业税的取消等措施使农户的生产积极性有所提升,但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使得更多的人愿意投身城市建设。政府必须进一步完善农业政策,颁布相关法律法规,以立法的形式确保农户的基本利益,让农户乐于从事农业。同时,政府应当鼓励发展自然生态环保型农业,利用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彼此相互依存的关系,依靠科技保护和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16],促使农业生产与自然生态协调发展,形成农业持续发展的稳定格局。
6.2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业财政科研投入
美国农业经济危机期间,其农业依旧保持高速发展,这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与引导。美国的农业生产自建国之初就受到了政府的支持,政府对农业的财政补贴支持力度很大,加上美国依靠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专业的技术人员在技术上不断研发突破,使美国的农产品生产稳居世界前列。在农业经济危机期间,政府的经济投入会不断增加,在奠定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保障了农民的利益。同样,中国的农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改善地区间农业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完善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保障。同时,中国政府应当持续增加农业科研投入,如同美国在农业经济危机期间不断进行农业化学和生物技术等的研发一样,形成系统的研发团队,为中国农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遇与可能。
6.3提升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推广现代农业发展模式
美国农业经济危机的产生并不是源于农户生产时的自发性和盲目性,而是由于美国农场主大多都经历过对农业生产的全面系统学习,懂得农业生产并了解农业市场动态,在农业生产中会运用科技手段提升农业生产率,促使农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农业发展同样需要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使其学会运用现代农业生产技术以减少对农业的人力成本投入,解放土地对人力的束缚,让农民积极地参与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懂得农业市场的运作规律,凭借专业知识使农业发展得到突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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