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规模经济和垄断的矛盾,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于1890年揭示的,这个矛盾被称为“马歇尔冲突”。马歇尔本人面对这一矛盾,试图用规模经济与竞争可以获得某种均衡来“调和”矛盾,但马歇尔的这种观点受到后来的斯拉法等人的抨击。本文肯定了马歇尔在解决这一矛盾上的贡献,即为解决“马歇尔冲突”提出了“第四生产要素”(“组织”)的概念和“局部均衡”理论。但是,他和他的后来人始终未能如愿解决这一矛盾或冲突。客观地说,这不是他们的错。因为马歇尔悖论或冲突是制度性矛盾,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痼疾,这个“马歇尔冲突”或悖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解决的。
关键词：规模经济;垄断;组织;辩证解构;马歇尔悖论;
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1842—1924)在其名着《经济学原理》(1890年)一书中最早揭示了关于规模经济和垄断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马歇尔把市场形态归结为两种:完全竞争和纯粹垄断。他承认规模经济的好处,即大量生产带来的好处和效益;同时又认为追求规模经济的结果会带来垄断的发展,而垄断会阻碍价格机制的自由运行,阻碍自由竞争的发展,即抑制企业竞争活力,造成资源配置不合理。因此,社会面临着一种如何求得自由竞争和规模经济之间的有效、合理的均衡并获取最好的生产效率的难题。
一、“组织”和“局部均衡”
人们总是难免在两难中进行选择,这对于19世纪末的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来说,也毫不例外。这位剑桥学院的创始人在对价格机制和需求理论的诠释方面表现得得心应手、富有想象力;在面对规模经济和竞争活力两者之间的冲突时,依然别出心裁、富有想象力,是追求规模经济而宁愿扼杀竞争活力?还是为了保持竞争活力而牺牲规模经济?马歇尔在这两难选择上,不仅“急于驱逐经济人的幽灵”,还对解决这道冲突难题提出了“第四生产要素”概念和“局部均衡理论”留给了后人。围绕这道冲突难题,经济学家们开展了旷日持久的辩论,逐渐形成了一门新的经济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即通过“组织”来解决这一冲突或悖论[1]157。当我们说到产业组织理论,似乎就毫不犹豫地推崇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经典着作《产业组织》(1959年)的美国经济学家贝恩。然而,从这个理论的渊源看,完全可以追溯到马歇尔的经济理论。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论及生产要素时,独出心裁地提出了第四生产要素,即“组织”。在当时,马歇尔所使用的“组织”概念里,既包括企业内的组织形态,又包括产业内企业之间的组织形态,还包括产业之间的组织形态,甚至包括国家组织等。[1]158后来的产业组织理论,是从其中第二组织形态,即产业内企业之间的关系形态发展起来的。
马歇尔之所以把“组织”作为生产的第四要素,是因为他在研究分工与机器、某一地区特定产业的集中、大规模生产及企业的经营管理、企业形态等问题时,触及了“规模经济”问题。规模经济实际上是指大量或大规模生产带来的好处或效益。很显然,这种好处或效益是和“组织”直接相关的。同时,马歇尔还关注到,追求规模经济的结果会导致垄断的形成,而垄断的形成就会阻碍价格机制的作用。垄断会使价格受到人为因素的控制,扼杀自由竞争这一经济运行的原动力,从而使经济活动失去活力,进而破坏资源的合理配置。于是,在马歇尔那里,规模经济和垄断的问题就变成了一对难分难解的矛盾,以至后来人称这对矛盾为“马歇尔冲突”。马歇尔本人面对这个矛盾,企图用任何企业的发展都有生成———发展———衰退过程,来说明垄断是不会无限蔓延的,或者说规模经济和竞争是可以获得某种均衡的,即所谓的“行业均衡”“短期均衡”“暂时均衡”“局部均衡”与“有条件的垄断”之间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2]382—384然而,马歇尔的这种观点和见解受到了后来的斯拉法等人的抨击,因此,在上世纪20年代末曾触发过有关“马歇尔冲突”的一场论争。在这场有关“马歇尔冲突”的争辩之中,其核心论题当然就是“竞争的活力和规模经济两者的关系”[3]139,这个论题其实也正是现代产业组织理论所探讨的核心论题。尽管不少学者不认同马歇尔关于这个论题的观点,但是,由于马歇尔是产业组织概念的最早提出者以及对其中内在矛盾的揭示者,因此,许多产业组织论者仍然把马歇尔视为产业组织理论的先驱。
古典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认为,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竞争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支配着人、财、物等资源在各产业间移动,从而使社会需求和社会生产实现均衡,使资源利用趋于合理,这就是西方经济学中的“看不见的手”原理。[4]27具体说,一个社会的有限资源如何通过“看不见的手”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呢?西方学者认为,担此大任就是价格机制,价格以及由价格引来的利润就像一盏信号灯,指示着哪种商品生产、哪个产业部门的资源分配过多或不足,分配过多则生产过剩,价格下跌,无利可图;分配不足则供不应求,价格上涨,获利丰厚。这样,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追求私人利益的竞争就会使资源从无利可图的地方转移到获利丰厚的部门,从而达到资源在产业之间的合理分配,使社会生产和需求趋于均衡。同时,在生产同一种商品的众多劳动者之间,存在着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差别,生产成本较低的生产者就可以以较低的价格出售产品,赢得更多的顾客和市场占有率,从而能使其生产进一步扩大,占有更多资源。相反,那些成本较高的生产者就会在竞争中失去顾客,失去市场,并最后失去手中的资源。这样的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又可以为效率更高的生产者配置更多的资源。由于价格机制的作用是自动的,无需任何劳神费心,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会引发利己竞争,这种为利的竞争最终可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这就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他们认为,自由竞争是一切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这一信条经过马歇尔的诠释,提出所谓的“有条件竞争”和“局部均衡”,似乎更加诱人。以至于时至今日,人们仍然把自由竞争作为经济学的第一要务,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二、规模经济的利与弊
19世纪后半叶,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世界,致使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大在技术上和物质上均成为可能。这时,人们开始对规模经济怦然心动。这里所说的经济,当然是指节省、好处或效益。经济学的研究表明,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其单位产出的平均成本是不断下降的,生产产品越多,平均成本越低。在这种具有规模经济的产业中,与其让很多企业相互自由竞争,每个企业都生产一点,谁都吃不饱,平均成本居高不下,倒不如把全部生产都交给少数几家,甚至一家企业,让它开足马力,社会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把平均成本降到最低。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由产业组织的权威力量或政府的管理来加以控制与调节。但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这一目标是通过市场的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以及伴随破产、倒闭、资源浪费等无政府状态来实现的。这个由千万个小企业到几个大企业乃至寡头垄断的过程,是一个血与火的洗礼过程,是一个血腥的资本积累过程,也是一个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由此可见,规模经济的好处和效益是非常诱人的,对企业个体、对社会是很利好的。但是规模经济形成的过程和发展趋势,是令人忧心忡忡的。尤其是它在“看不见的手”指令下家破人亡的灾难性形成过程,还有它发展到寡头垄断的趋向对自由竞争的扼杀以及垄断价格和垄断利益的独占和技术的封闭等,不能不说这是规模经济的极端异化,这显然是规模经济带来的规模不经济,这就是不应忽视的规模经济的弊病。这也是辩证法给我们的警言: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任何事情都不能过于极端。对现存事物既包含“肯定的理解”也包含“否定的理解”。[5]24一句话,大规模生产的好处令人垂涎欲滴,但追求规模经济的结果往往会导致垄断的形成,它将使价格机制失去作用,资源的市场配置机制遭到扭曲,自由竞争的原动力被抑制,经济活动失去了活力。
以长途电话为例来实证以上观点,如果允许多企业开展自由竞争,各自去铺设相互重叠的通讯网,无疑会导致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但如果让其中的一家企业扩大规模,将所有的业务都交给它经营,反而对整个社会是有利的。充分享有规模经济,对提高单个企业的效益,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益,都具有重大意义。依据英国学者马克西和西尔伯斯通对汽车生产规模的研究表明,当一种车型的年产量从1000辆增至10万辆时,单位成本下降55%。当然,如再扩大规模,单位成本下降就不再如此之大了,直至单位成本不下降为止。因此,不幸的是,每个行业的市场规模和企业生产规模以及追求规模经济的行动交织在一起时,必然导致生产越来越集中,企业数目在竞争机制中减少再减少,最终可能形成一个独霸市场的垄断寡头,从而使它获得人为操纵价格的力量。即使在少数几个占有某一行业或产业大部分生产的垄断市场上,它们为了避免在竞争中两败俱伤,也常常通过合谋或组成卡特尔等垄断组织形式,控制这一行业或产业的产品价格,扭曲市场的资源配置,使市场丧失竞争活力。
又比如说,当某一产业的生产能力出现过剩时,如果市场机制能充分发挥作用,一部分资源就会自动从该产业中退出或转移出来,但如果市场形成了垄断,垄断扼杀了自由竞争,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就可能通过暗地达成协议来限制产量,维持固定价格,使这些企业在开工不足、设备闲置的情况下安然无恙地生存下去,不发生资源移动。这显然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反过来,如果某一产业的生产能力不足,垄断寡头又通过设置重重壁垒,阻止资源的流入和新企业的加入,从而使自己安享垄断超额利润。这样,一旦垄断价格得以形成,企业之间的价格竞争就不存在了,垄断企业的市场地位就会相对稳定下来。竞争的压力减小了,企业追求技术进步的动力也相应减弱了。企业活力也因此大大削弱,企业生产力也因此停滞不前,这就是垄断的利与弊。如何驱弊保利?这自然是经济学家责无旁贷的事。
三、探索冲突的路径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对如何解决“马歇尔冲突”进行了不懈的探索。1940年,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了有效竞争的概念,在他看来,所谓有效竞争就是一种将规模经济和市场竞争活力有效协调,从而形成一种有利于长期均衡的竞争格局。但克拉克未论述实现有效竞争的客观条件和衡量标准。我国学者王俊豪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有效竞争的三个标准:其一,有效竞争是竞争效益大于竞争成本的竞争;其二,有效竞争是适度竞争,即介于竞争不足和竞争过度之间的竞争;其三,有效竞争满足规模经济的要求,竞争企业生产规模处于适度规模的范围,即处于最小经济规模和最大经济规模之间。[6]总之,有效竞争就是要兼顾规模经济和市场竞争活力,有效竞争是适度规模和适度竞争的有机结合,有效竞争是解决“马歇尔冲突”的有效路径。然而,事实上,有效竞争及其标准对解决“马歇尔冲突”来说并不有效。
四、难解的“马歇尔冲突”
从1885年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到1890年出版巨着《经济学原理》,马歇尔已把三个学派(19世纪70年代刚建立起来英国学派、奥地利学派和洛桑学派)的边际效用论以及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其他观点,如供求论、节欲论、生产费用论等,构成了一个折衷的理论体系,以马歇尔的理论体系为基础,形成了以马歇尔和瓦尔拉斯为代表的西方经济思想。自19世纪末以来,马歇尔和瓦尔拉斯把完全竞争和充分就业假设为既存的条件,进而从供给与需求的角度来分析市场价格,以便解决资源在产品生产上的分配、资源的报酬等问题。事实上,他们赞赏资本主义的价格机制,声称资本主义使每种生产要素都得到应得的报酬,没有剥削,使每个人都得到了最大的满足,而且还说资本主义是一架可以自行调节的机器,能够自行解决其各种矛盾,包括我们在这里解构的“马歇尔冲突”。事实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的,这套理论企图把资本主义描绘成一个“理想的社会”[7]4,充其量算是美化资本主义的理论。对于马歇尔冲突或悖论,笔者有如下解构观点:
第一,马歇尔悖论或冲突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痼疾,是制度性的矛盾。自诩为或被标榜为继承古典学派传统的马歇尔、庇古等剑桥学派经济学家,其实是集传统西方经济之大成的剑桥学派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边际主义学派,而不是指作过科学贡献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发展者和完成者。马歇尔的价值论被称为基数效用论,而基数效用论有两个使西方学者在理论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假设条件:效用量是可以衡量的;边际效用量随着物品数量的增加而递减。这种把作为主观心理状态的效用说成可以衡量、可以增减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得不自我否定它。不过,这种自我否定仍然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内的事,即边际效用论的流派之争而已。我们再回到“马歇尔冲突”上来,虽然马歇尔本人对该“冲突”提出了所谓“有条件的垄断”“行业均衡”“局部均衡”等,企图解决“冲突”修补资本主义制度缺陷,但是,这种努力未免有点徒劳无功。因为这种“冲突”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弊病,是制度性的,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派生矛盾。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而言,即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不相容。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社会里许多矛盾是这个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是这个基本矛盾的阶级表现;又如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和广大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狭小的矛盾是这个基本矛盾的生产与市场总量上的表现;再如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是这个基本矛盾在生产和市场在结构上的表现;同理,马歇尔冲突,即规模经济和垄断弊病之间的矛盾是这个基本矛盾在生产和市场在机制上的表现。显而易见,这个机制上的冲突,涉及到自由竞争的价格机制,也涉及到生产集中走向垄断的竞争机制,而机制问题归根到底是制度问题。19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了顶点,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尽管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尽管马歇尔冲突就产生于这个期间,即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刚刚进入垄断资本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冲突”产生的根源在于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在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束缚,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不适应的矛盾。就是说,这个“冲突”是制度性的冲突,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具体体现,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痼疾所在。
第二,马歇尔冲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克服的。如上所述,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具体形式表现之一的马歇尔冲突或矛盾,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必然产物,因而在这个制度的笼子里是不可能克服或消除这个矛盾的。马歇尔虽然发现了刚刚从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的这一经济现象,并且又以一只大啄木鸟的身份,在资本主义制度笼子里,试图用“局部均衡”“行为均衡”“短期均衡”以及“有条件垄断”等药剂来医治资本主义制度这个不治之症。然而,事实上这是医治无效的。不仅马歇尔如此,其他经济学家,如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于1940年提出“有效竞争”概念,试图将规模经济和市场竞争活力有效地协调,从而形成一种有利于长期均衡的竞争格局。但他却没有论述实现有效竞争的客观条件和衡量标准。事实上,他根本不是没有提出条件和标准,而是根本不可提出这样的条件和标准,在资本主义制度这个笼子里,根本不存在彻底根治这个弊病的良药。如果有,也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庸医之策,那是医治不好资本主义的这个不治之症的。我国学者王俊豪尽管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有效竞争”的三个标准,但这对于资本主义来说,似乎也只能隔靴抓痒。怎样才能克服或医治这个冲突或弊病呢?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废弃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这个笼子。
第三,马歇尔作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西方边际效用论的代表人物,他能够观察到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中的“马歇尔冲突”,能客观地承认它,并提出“组织”概念来解决冲突,这一点我们还是可以给予一定肯定的。另外,马歇尔的思想中还有“他急于驱逐经济人的幽灵”的观点,认为“个人不仅绝非狭义的金钱最大化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缺陷的最大化者”,“经济动机不全是利己的”,还“包括许多利人的活动在内”。[1]42这种从道德观念上对经济人的相对否定的看法,我以为是可取的,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另外,他最早提出的“需求弹性”概念也是可以借用的。当然,这并不表明马歇尔的整个理论体系不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范畴,不具有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性和美化性。恰恰相反,马歇尔的理论体系的整体是不科学的,是宣扬资本主义的论调,是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自行解决各种矛盾,实现局部均衡的边际效用理论。
参考文献：
[1](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M].朱志泰,陈良璧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64.
[2]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3]杨治.产业经济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4](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72.
[5](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6]王俊豪.马歇尔冲突[EB/OL].https://baike.baidu.com/item/马歇尔冲突/42498047fr=aladdin.
[7]高鸿业,吴易风.现代西方经济学:上册[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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