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及了一种新的现代农业组织形式——家庭农场,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家庭农场”再一次被提及,并将其作为发展农业集约化的重要途径予以鼓励和支持。近年来,家庭农场在国内各个地方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在全国形成了上海松江、浙江宁波、安徽郎溪等多种典型模式,发达国家家庭农场的发展也已经比较成熟[1]。但北京市的家庭农场还只是处于试点阶段,并未大力推广,也没有对家庭农场形成统一的概念界定,没有统一的生产、管理、经营标准,未来如何发展,还要摸着石头过河。查阅相关文献,针对全国家庭农场的发展国内学者研究的比较多,但是针对北京市家庭农场的发展研究者甚少。北京作为大都市,有发展现代化农业的需要,家庭农场这种现代化的农业组织形式有其发展的条件和必要性,家庭农场能解决北京居民的生活资源问题,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质,也能为久居都市的人提供体验农业的场地。本研究旨在从国内外家庭农场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北京的现状出发,探索适合北京的家庭农场发展模式。
近年来中国城市化进城加快,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就业、居住,导致农村耕地闲置荒废现象严重。一些进城的农民想把土地流转出去获得收益,而留在农村想靠土地致富的人又需要规模经营降低生产成本,且农业科技以及机械化的发展也支持规模经营。在此背景下,家庭农场的概念应运而生,但经过多年的发展,家庭农场依然与农业大户、休闲农业等概念混淆,没有统一的界定。从研究成果来看,对家庭农场的概念定义为:家庭农场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只有在农忙时才会雇佣短期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从事以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为基础的生产经营,是一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从其概念来看,家庭农场具有以下优势:家庭农场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这是符合国内传统农业的组织习惯和需要的,稳定了农业的发展基础,赋予农民这个职业新的意义;家庭农场进行规模化经营,可以弥补小农户分散经营的不足,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升农业效益;家庭农场生产商品化,其生产必然关注市场需要,研究新技术、培育新品种,所以在产品质量上会更加注重绿色安全;家庭农场是农业新的组织形式,可以引领农业新的示范,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因此家庭农场作为国内现行农村社会的新型经营主体有其发展的必要性[1,2]。
北京市家庭农场的发展依然处在试点阶段,2013年开始在房山区和通州区试点家庭农场,近几年也没有快速的发展,政策依然在探索阶段,并未有大的突破。
2.1、规模标准缺失,土地流转成本高
在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上,政府只是设定了土地经营面积需6.6hm2以上,而面积的上限是多少没有具体的数字,规模没有统一的标准。比如试点选中的农户基本上都是种植大户,耕种面积大多在20hm2左右,有的甚至已经达到53hm2[3]。而且北京作为一线大都市,近年土地价格逐年上升,家庭农场土地流转费用也在逐年上升,给家庭农场的经营带来了不小的土地使用成本。从通州区来看,2014年黄厂铺村周边土地流转费已高达31500元/hm2。房山区的情况也是如此,近几年,土地租金已从7000~8000元/hm2涨至18000元/hm2[3]。地租的上涨导致家庭农场的土地使用成本上升,农业净收入下降,如果遇到自然灾害等情况可能还会亏本。
2.2、劳动力缺乏,老龄化问题突出,劳动力成本高
北京经济发达、城市化率高,非农就业机会多,大量年轻人进城就业,留在村里的大多以50岁以上的老年人为主,导致农村空心化严重[4],农村劳动力呈现老龄化的趋势,农业后继之人缺乏。而家庭农场的生产需要从业者不仅有经验,更需要懂得新技术、懂得经营管理、能接受新事物、生产意识符合现代市场需要,虽然老年人有比较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但其文化水平、技术水平、经营管理能力还需提高,其适应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的能力有限。同时劳动力缺乏,劳动力成本也随之上升,在北京农村一个雇佣工的工价是100元/天、25元/h[3],而且这种价位也很难找到人。因此劳动力缺乏、农业从业者年龄过大、劳动力成本上升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家庭农场的长远发展。
2.3、经营品类单一,市场化运作能力弱
北京试点中要求家庭农场必须以种粮为主,以“房山区家庭农场No.001”村民为例,家里4人从事家庭农场经营,50hm2土地的年收入是20余万元[3],虽然经营规模大,但由于单一的种粮模式农户收益并未明显提高。同时,由于家庭农场主市场化意识弱,运用新型营销手段的能力缺乏,也没有经济实力聘请专业营销团队,所以农产品销售渠道单一、销售模式传统。以房山区夏场村葡萄为例,种植户主要依靠零卖、采摘等传统的营销方式,导致其销售不畅,种植户的积极性受到打击,大量减产葡萄种植,影响了葡萄产业的发展。
2.4、融资难
创办经营家庭农场需要比较多的资金,农业投资比较大,而农业的收益又受自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农业收益相对低且不稳定。家庭农场经营的资金主要还是靠农场主自己解决,农民大多资金积累不多,家庭资产比较有限,金融机构的贷款门槛比较高,很多正规金融机构不接受农民把土地和农村房产作为抵押物,政府补贴有限,从非正规金融机构融资利息太高,这些都导致大部分家庭农场面临资金不足、资金困难。
3.1、上海家庭农场模式
上海与北京同属一线大都市,城市化水平高,上海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对于北京家庭农场的发展有可借鉴之处。在经营主体的认定上,只允许有上海户籍的农民家庭经营家庭农场;在制度保障上,试行老年农民退休制度,男士满60周岁、女士满55周岁,自愿出让土地经营权的每月增加养老金150元;对于经营者进行职业资格认证和考核,有明确的准入退出机制,培养有经验、懂技术、会管理的职业农民;在土地流转方式上,试行农民将土地委托村委会,村委会再进行统一流转的方式;在政策扶持上,对土地流转费进行指导价,有土地流转费补贴、生产考核性补贴、种养结合补贴、农机补贴等一系列补贴措施,大大降低了家庭农场的成本;同时从金融方面对家庭农场给予贴息贷款,实行水稻保险费等[5,6,7,8,9]。
3.2、台湾地区生态型家庭农场模式
北京山区较多,生态环境保护要求较高,北京可借鉴台湾生态型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发展北京的生态型家庭农场。台湾生态型家庭农场的建设是将环境的保护、改善以及生态功能的恢复放在首位,他们注重的是长远的经济利益;台湾的生态型家庭农场经营特色鲜明,依据地方文化、地方特色等进行规划。比如由宜兰大同乡7户泰雅族原住民回乡创建的“不老部落”,完全按照自然的法则建造房屋、种植农产品、养殖畜牧业,虽然生产的产品有限,但完全是不施化肥农药的有机无公害绿色食品,同时也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游客来到这里可以品尝到自产的竹鸡、小米酒、有机野香菇等众多天然食材,能很好地满足都市居民返璞归真、享受大自然的需求,受到众多游客的倾慕[10,11]。
3.3、美国家庭农场模式
美国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家庭农场是其主要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美国家庭农场的专业化程度非常高,全国划分为10个专业农业生产区[12],每个区域以1~2种农产品为主,有的以种植粮食为主,有的以种植蔬果为主,有的专业养殖牲畜家禽。北京很多村镇都有“一村一品”的特色农产品,质优口碑好,可以借鉴美国专业化生产的经验。
3.4、德国家庭农场模式
北京可以借鉴德国职业教育的经验培养现代化农民,同时德国对家庭农场的补贴制度也值得借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制度为家庭农场提供了高素质人才。德国农业职业学院的学生在学习期间,首先要与农场签订劳动合同,由农场老师指导其参加农业实践学习,同时在农业职业学院参加理论学习。依据德国职业法规,农业从业人员经过严格的实践和理论学习,才能持证上岗;只有通过国家考试取得农业行业从业资格,才能享受政府对农民实行的各种补贴政策,德国经过职业培训的农业从业者占到了60%。德国对农业实行高额补贴,农业50%的利润来源于政府的补贴,如果没有补贴农产品无法参与市场竞争。基于高补贴政府对农业生产进行严格的考核和监管,比如使用违禁农药、种养殖方法不符合安全标准、破坏环境等行为都会受到补贴或资助金的处罚[12,13]。
3.5、日本家庭农场模式
日本人多地少,自然资源贫乏,多山丘陵,农地细碎化,耕地面积呈日趋减少之势。日本家庭农场以小规模经营为主,农场面积平均占地不足2hm2,是亚洲小型化家庭农场的典型代表[14]。北京与日本在自然条件方面有相似性,都是人多、地少、山多,所以北京可以借鉴日本小型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发展中小型家庭农场。
日本重视环保型农业,重视利用农业高科技、生物科技,重视施肥方法的改进以及土壤改良,重视改造传统农业。
日本重视山区等特殊地区的粮食生产,对这些地区进行一定数额的补贴。日本还引入了农业保险制度,保险基金由政府和农民各出一半,如遇自然灾害等损失,农户可获得损失85%左右的赔偿[12]。
为维持农产品市场的稳定,建立了农产品价格风险基金,由农民出资30%、政府出资70%组建[12]。
注重经营品牌和产品深加工。比如一个以芝麻为主要经营对象的家庭农场,除了种植,还创建了金芝麻品牌,对芝麻进行金芝麻盐、金芝麻酱、金芝麻油等深加工,开展芝麻种植体验等科普教育活动[14]。
结合“一场一品””和“一区一品”进行专业化种植,每个区域的农产品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兵库县的神户牛排、北海道的甜瓜、京都南部的宇治茶等,这些农产品不仅有很好的口碑,而且售价也远高于其他同类产品。
可以说诸多措施形成了日本小型化、专业化、高品质的家庭农场特色,家庭农场经营绩效较高[14]。
北京家庭农场的发展起步较晚,一直处于试点阶段,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和自己的发展模式,所以北京可借鉴上海、台湾、美国、德国、日本等的成功经验,结合自身特点进行内化,形成北京特色的家庭农场发展模式。
4.1、因地制宜,规模适度
北京农业区域按自然环境可以分为2类。一类是以顺义、大兴、通州为代表的平原区域,该区域土地面积广阔、平整、集中连片,自然环境、交通等生产环境都较好,较利于规模化、机械化的发展。另一类是以昌平、房山、门头沟、平谷、怀柔、密云、延庆为代表的浅山区或山区,占北京总面积的62%[16],属于北京的生态涵养区域,该区域土地呈零散分布、地块面积小,自然环境复杂,交通等生产环境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利于机械化、规模化的发展。所以必须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15,16,17],根据每一个区域自身的功能定位、自然环境和生产条件等,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家庭农场。比如北京平原区域可以发展以粮食种植、蔬菜瓜果种植等为主的家庭农场;而山区则发展以种植果树、林木,兼营观光休闲农业等为主的生态型家庭农场。
在进行区域化布局的同时,还要依据区域自然特点、作物品类、生产条件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确定经营规模,力求兼顾效率、发展和稳定[18,19]。适度规模重在“度”,土地经营规模太大,管理销售会有一定难度,而太小又不能很好地体现规模效益,导致生产成本上升。北京城市化发展快,近郊平原区可耕种土地逐年减少,山区土地特点又不可能实现大规模集中,所以日本小型家庭农场的经验可以为北京提供发展的思路,北京应该走因地制宜、规模适度的现代都市型家庭农场模式之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4.2、以特色农产品作为抓手进行专业化生产
北京经济发达,人口多,居民收入水平高、消费能力强。据北京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北京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5416元,同比增长4.8%,其中食品类支出7608元[20],北京农产品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同时消费者对农产品在安全、绿色、营养、品牌等方面都有比较高的要求,而北京本地所产农产品具有鲜活、口碑好、产地离城市近,可亲自体验农产品的种植、收获等特点,这些都恰好满足了消费者尤其是一些高端消费者的需求。从北京当地农产品情况看,65个村镇都拥有“一村一品”的特色农产品[21],这些农产品一般都具有产业发展基础好、历史悠久、特色鲜明、消费口碑好、品牌响亮等特点。平谷的大桃、大兴的西瓜、怀柔的板栗、门头沟的京白梨、昌平的草莓、房山的磨盘柿子等特色农产品[22,23],这些产品已经成为当地的名片,并且带动了当地相关二三产业的发展,例如平谷的大桃带动了平谷每年桃花节的举办,吸引了众多的市民来到平谷、了解平谷。北京家庭农场的发展,可以借鉴美国专业化的做法,挖掘当地特色资源和本土历史文化,利用当地的生态环境和自然禀赋,发展优势主导产业,做大特色农产品品牌,同时做大家庭农场的品牌。
4.3、加强政策引导和制度保障
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型农业组织形式,培育和发展离不开政策的引导、制度的保障。北京发展家庭农场,政府应该从政策上引导、制度上保障。(1)从政策上鼓励农户通过承租、承包等形式流转土地[24],保障家庭农场规模经营的基础。(2)形成土地流转价格规划、限制等机制[25],保障家庭农场经营的土地成本不会太高。(3)健全土地流转补贴、生态补贴、农机补贴等补贴制度[25],从日本的经验看,政府对农业的补贴金额每年高达4万亿日元,政府的补贴是农民60%的收入来源[16],补贴可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保障农民的收益,利于农业生产的稳定和持续。(4)健全出让土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养老保障等制度[25],使不愿意种地的人愿意把土地流转出来。(5)健全家庭农场经营者的准入、退休、培训制度,提高家庭农场的经营能力。(6)建立家庭农场各种补贴的考核制度,对于绩效好的进行奖励,而对于不合格的引入退出制度。(7)提供免息贷款,吸收民间资本,与金融机构合作,引入农产品保险制度,解决家庭农场的资金困境。(8)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成立家庭农场协会,为家庭农场提供技术、销售、流通、信息、农资等方面的服务,从而促进家庭农场的健康发展[24,25,26,27,28]。发达国家（地区）家庭农场的发展都与其服务体系的完善密不可分,比如日本的农协、台湾的农会对家庭农场的服务包括产前、产中、产后等各个经验环节,对家庭农场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关键作用。
4.4、发展生态型家庭农场
北京山地面积大,尤其处在北京生态涵养区的门头沟、密云、延庆、平谷、怀柔5个区县,作为北京的生态屏障,这些区域是限制或禁止开发区域,农业生态要求较高,在这些区域的家庭农场不能只追求经济效益,而要把保护生态环境放在首位。所以北京可以借鉴台湾生态农场的模式,在山地区域发展生态型家庭农场,从经营理念、运营方式、盈利模式等诸多方面强调生态保护的意识、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比如在生产方式上可推行循环生态农业,用一些农作物喂养鸡鸭牛羊等,家畜的粪便发酵作为肥料还田,污水处理后进行农田灌溉[29];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按照绿色、有机、天然的标准进行种植养殖,严格农药、化肥等的控制使用[30],这样既可以保护土壤、水源等生态环境[31],又可以生产出绿色、营养、原汁原味的农产品,还能为北京都市居民提供走进自然、体验田园生活的休闲空间。发展生态农业虽然有时农产品产出量并不一定很高,但是可以保证质量,符合都市居民尤其一些高端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要,从长远来看,非常具有生命力,用时间换空间,用高品质获取高收益,走一条节约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4.5、市场化经营,注重创新
北京消费市场空间大、档次高,所以北京家庭农场应以市场化的意识进行经营,迎合现代消费者的消费观念,注重创新。(1)随着消费者农产品安全意识的增强,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的需求大增。家庭农场可以种植优质、适销的特色农产品为主,提高产品质量,坚持以质取胜,以特色取胜。比如台湾的生态农场,量少质精,有的产品甚至是限量供应,但是由于其深挖特色、取长补短,提质增效,有效地避开了市场竞争。(2)北京生活节奏快,一些都市人喜欢在周末离开喧嚣的城市,走进自然,放松身心,品尝特色农产品,参与农产品的生产过程。家庭农场可以发展与主营特色农产品相关的农事体验、观光、农业科普等多维度、高附加值的其他服务,增加农业收益。比如注重消费者的参与和互动,消费者在农场可以亲自体验耕种、采摘、喂养、加工等生产过程,还可以利用农场的产品,自己动手制作各种特色美食等,举办与农业有关的知识讲座、趣味比赛,这些都能让消费者有很好的接近自然的体验,同时对农场出产的产品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3)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延伸其产业链,获取高附加值。比如西红柿可以加工番茄酱、柿子可以加工柿饼。日本芝麻农场的经验在此可以借鉴。(4)打造农场品牌、注重口碑效益。在注重产品品牌的同时更注重消费者的口碑传播效益,将打造品牌的重点放在保证产品质量和让顾客满意上。(5)进行销售创新,完善销售网络。家庭农场可以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资源进行营销、可以与各大超市签订合作协议,发展农超对接、创办农场直销店等。这样既减少了农产品的流通环节,又降低了成本。比如家庭农场出产的土鸡蛋,消费者可以自己去农场捡拾、在农场直销店购买,也可以网上联系农场进行邮递,这样既增加了消费者的乐趣,也保证了鸡蛋的新鲜,还可以省去销售、运输等过程中的损耗和费用[32,33,34,35]。
4.6、加强农场主的培训,打造知识性农民队伍
人才是家庭农场发展的内在动力,应加强对家庭农场主的培训[36],提高其技术应用、经营管理的综合能力,从而提高家庭农场的市场竞争力。(1)从实际需要出发,对家庭农场主进行农业新技术应用、新品种推广、营销、电商应用、品牌塑造维护、管理等方面的培训,提升家庭农场主解决问题的能力[37,38]。(2)组织家庭农场主之间的经验交流,互通有无,共同进步。(3)加强与农业院校及科研机构的产学研合作。可以借鉴德国的做法,比如与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合作,建立学院与家庭农场的一对一帮扶机制,根据家庭农场在技术或管理上的需要,相关专业教师结合其专业情况进行帮扶,教师可以将农场的问题带入课堂,也可以将学生带入农场,由学院对老师的帮扶效果进行考评,然后给予课时等奖励。这样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让学生了解农业、热爱农业,为以后致力于农业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解决了家庭农场的问题。(4)创建吸引年轻人回乡创业、务农的良好环境,年轻人有朝气、思路活跃、文化水平高、市场意识较强,可以提高家庭农场的经营管理效率。比如日本就有相应向家庭农场的年轻人倾斜的政策,不到45岁的从业者,每人每年提供150万日元的费用用于到农业学院、农业公司等的进修[39,40]。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把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的农业组织形式提出,在国内很多地方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形成了5种典型模式。在学术界也有众多的学者在研究国内家庭农场存在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介绍国外多个国家家庭农场的成功模式。而北京在家庭农场方面起步较晚,发展较慢,从2013年试点开始至今仍未形成自己的模式,也鲜有学者研究北京家庭农场的发展模式,文章旨在分析北京家庭农场试点中出现的问题,借鉴国内外经验探析适合北京的家庭农场发展模式。
众多学者对家庭农场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法都是从制度健全、规模控制、加强培训等方面探析的,但较笼统和理论化,而笔者注重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出发,提出因地制宜、以特色农产品为抓手、发展生态农场、市场化经营、与农业职业学院合作培训等方法,这些措施可操作性更强,又是从北京实际出发解决问题,所以对北京家庭农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当然,家庭农场的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文章对一些方面仍未触及,有待以后进一步研究。如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的具体标准、资金难题的具体解决办法等,这些都将是作者以后继续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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