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亚当·斯密是实现经济学与伦理学融通和结合的第一位思想家。斯密之后，经济学家们在自己的研究中，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伦理学的理论对经济问题予以关照和解析。这其中，使经济学与伦理学结合得更加深入的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而凯恩斯又是在摩尔伦理思想的影响下完成凯恩斯的理论革命的。因而斯基德尔斯基认为，哲学是凯恩斯生活的基础，凯恩斯对生活目的的哲学的关注超过了对生活手段哲学的关注。这里，关于生活目的的哲学其实就是伦理学，关于生活手段的哲学就是经济学。在文章《我的早期信仰》中，凯恩斯详细地描述了摩尔对其思想的影响。他写道：“我是在1902年的朱迦勒节来到剑桥的。当年年底摩尔的《伦理学原理》出版了。现在这一代似乎很少有人去读它，然而它显然对我们影响至深。这种影响以及围绕它进行的种种讨论曾经统辖过一切，也许至今仍然统辖着一切”。摩尔的伦理思想既然“统辖着一切”，自然也“统辖”着凯恩斯的经济理论。
一、摩尔伦理思想的基本要义
乔治·爱德华·摩尔(1873-1958)的伦理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1903年出版的《伦理学原理》当中。摩尔伦理思想体系中有三个方面的观点对凯恩斯的影响较大。
1.传统功利主义的逻辑谬误
对于伦理学，摩尔提出了两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什么是善?我们应该怎么办?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所有伦理学研究的根本。对于第一个问题，摩尔认为“善”是单纯的，独立的，不可分析和推理的。传统的功利主义试图将“善”定义为“快乐”，没有认识到“善”本身的内涵，没有区为“善”与“善的”事物，将作为目的的善与作为手段的善混为一谈，导致了逻辑上谬误，这就是“自然主义的谬误”。摩尔还认为，传统功利主义不仅存在着逻辑上的“自然主义的谬误”，其论证过程也存在着逻辑缺陷。
2.遵守传统道德和经验概率论
伦理学的第二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是伦理学的实践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摩尔借用了经验主义的结果论。摩尔认为，“探究我们应采取哪种行为，或者哪种行为是正当的，就是探究某行动和某行为将产生哪种效果，如果不利用因果归纳，任何一个伦理学上的问题都不能予以解答”。行为的正当与否取决于该行为所导致的结果，正当的行为应当比其他行为能够产生更多的“善”。摩尔指出，人类所有的行为都应当围绕着如何最大化“善”而进行，但由于人类知识的有限性，我们不能对当前行为所导致的结果有全面的预期，“我们不能期望发现什么是在已知条件下可能最好的选择，而只能发现在极少数几种选择中，哪一个比其余的好一些”。因此，人们有必要遵守一些传统的道德规范和伦理法则，如“汝勿说谎”，“汝勿杀人”等。这些道德规范和伦理法则可以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一般性的指导，而且遵守这些规范和法则的行为所导致的结果往往比不遵守要好。其他诸如尊重个人财产权、勤勉、节欲、守信等，这些道德规范不仅其本身是“善”的，而且也是最大化“善”的手段。
3.伦理学体系的构建与方法
在新伦理学体系的构建方面，摩尔认为全部的伦理学问题可以概括为三类：研究“什么是善”的伦理学本原问题;研究哪些事物就其本身为善的伦理学理论问题;研究怎样才能达到善的实践伦理学问题。第一类问题的研究依靠人的直觉，是伦理学的本原问题;第二类问题涉及价值判断，即判断哪些事物是“内在善”或是“目的善”，哪些事物只是“工具善”或“手段善”;第三类问题是寻找“我们应当怎么办?”的具体答案，摩尔论证了经验主义结果论的科学性和遵守传统道德的必要性。在涉及伦理学的研究方法时，摩尔指出，功利主义等自然主义谬误的伦理学，它们倾向于将伦理学看成是一门经验科学或者实证科学，因为它的各项结论全都能够运用经验观察和归纳法来予以建立。
二、摩尔伦理思想对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影响
摩尔的《伦理学原理》一经出版，就在剑桥大学的秘密学社———布鲁姆斯伯里(Broomsbury)和信使学社(ApostleSociety)———引起了热烈的讨论，里根(Regan)和利维(Levy)的研究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他们指出，摩尔被称为布鲁姆斯伯里的先知，对青年的凯恩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凯恩斯在1938年回忆到：“对我们这些在1903年很活跃的人来说，摩尔的影响完全取代了麦克塔格特、迪金森和罗素。他的影响不仅仅是压倒性的，而且是与斯特雷奇常说的‘令人沮丧’相对立的另一个极端。这一切是多么令人兴奋啊，这是又一次文艺复兴的开始，是一个新的人间天堂，我们正是这新的天命的预言者，我们什么都不怕”。在凯恩斯看来，摩尔的著作比《新约全书》和柏拉图更胜一筹，“因为它从不耽于空想。它传达出了摩尔的思想中的美感，他的见识的纯粹和饱含激情，他的从不空想和从不斧凿”，这些都让凯恩斯着迷，他觉得“没有理由放弃《伦理学原理》中那些基本的直觉”。正像斯基德尔斯基指出的，对于摩尔的伦理学，凯恩斯终身“奉为圭臬”。
那么，摩尔的伦理思想对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那些方面呢?
1.经济行为的动机不是功利主义计算
凯恩斯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的写作受到了来自摩尔的《伦理学原理》和罗素的《数学原理》两方面影响”，“这使我们大大前进了一步。因为我们已把享乐主义抛出窗外，又放弃了摩尔那些很成问题的利益计算，从而回到现实中来”，“因此，我们成了这一代人中最早，也许是唯一摆脱了边沁传统的人”，“实际上，把经济标准奉为圭臬的边沁的功利主义计算在破坏着大众的理想”。显然，摩尔对功利主义的批判使凯恩斯摆脱了功利主义的束缚，也使凯恩斯对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产生了怀疑。理解凯恩斯对功利主义的背离是理解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关键。首先，在微观经济理论上，凯恩斯没有将局部均衡的效用最大化作为经济行为的动机。比如在分析储蓄时，他认为人们进行储蓄可能有八种动机：防范未然、有远见、谨慎、追求进步、寻求独立、事业心、自豪感、贪财;在分析消费行为时他又指出有六种动机：享乐、短视、慷慨、不谨慎、虚荣、奢侈;在分析流动性偏好时他总结出四种动机：收入动机、业务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由此可见，凯恩斯的微观分析并没有将功利主义的效用最大化，或是快乐最大化作为经济行为的唯一动机，而是更加注重其他各种非功利动机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这使得凯恩斯的微观经济理论更加切合实际。其次，在宏观经济理论上，凯恩斯也没有将一般均衡作为其经济理论的分析目标。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状态是功利主义效用最大化分析的最终目标。但凯恩斯并不承认这种市场全部出清的一般均衡状态存在的可能性，因为工资刚性和流动性偏好的存在，市场总是存在着有效需求不足的。尽管凯恩斯经济学中的确存在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分析，使得帕延金等经济学家一度认为，“《通论》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的第一次实际应用”。但对这一观点，贝特曼给予了坚决的否定，他说：“就算凯恩斯在《通论》中有均衡分析，但这种均衡并不是建立在功利主义上的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应当说，正是凯恩斯认识到了功利分析的不现实性，认识到了均衡分析的局限性，才着手创作《通论》，以便对传统经济理论提出修改。
2.经济理论可以不受传统观念和传统道德的约束
作为教条主义的坚决反对者，凯恩斯似乎不愿意全盘接受摩尔的观点。他说：“我接受了摩尔的信仰，又拒斥了他的道德信条。实际上，在我看来，他的信仰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使道德信条成为不必要的东西———‘信仰’指向人本身以及终极目标，而‘道德’不过指向外物与中介”。如果将这里的“信仰”理解为作为目的的善———终极目标，“道德”是作为手段的善———外物与中介。那么，作为实用主义者的凯恩斯，在目的和中介间权衡时，必然会为了目的而适当地放弃中介，认为传统道德只是不必要的东西。正如凯恩斯自己的宣言：“我们完全否认个人有遵循普遍原则的义务，我们主张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加以实事求是地分析。智慧，经验和自制力正可以胜任这一切。这是我们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毫不动摇地维护着它”，“我们拒斥那些传统的道德，保守的观念和陈腐的智慧”，“我们不承认有什么道德义务或内在约束，也不准备顺从或遵守什么，在天堂面前，我们自己对自己进行审判”。凯恩斯将保守观念和传统道德视为“陈腐的智慧”，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都实现了对这些“陈腐的智慧”的背离。首先，在《通论》的开篇，凯恩斯就对以马歇尔、庇古和埃奇沃思为代表的“古典学派”宣战，他指出：“我要进行争辩，说明古典学派的假设条件只能用于特殊情况，而不适用于一般通常情况”，“如果我们企图把古典理论应用于来自经验中的事实的话，它的教言会把人们引入歧途，而且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事实上，凯恩斯的理论，尤其是他的就业理论、利息理论和货币理论实现了对古典理论的全面背离，使得传统以萨伊定律为理论前提的均衡就业理论，均衡利息理论和货币数量论不再有效。其次，凯恩斯的经济政策也实现了对传统道德的背离。在凯恩斯看来，解决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是经济理论的目标，而节俭的美德和对个人财产权的尊重只是中介和外物，是不必要的东西。
3.直觉概率论与长期经济的不稳定性
凯恩斯不仅反对遵守传统道德，也反对为传统道德辩护的经验概率论。为了反驳经验概率论，凯恩斯在1904年就著有《伦理学与行为的关系》的论文，并于1921年出版了他唯一的伦理学专著《论概率》。在该著作中，凯恩斯借用了摩尔的手法创造了他的直觉概率论。凯恩斯认为，概率不是由经验获得的，而是一种和“善”一样的抽象的、不可分析的事物，是一种人们直觉上，或心理上自明的概念。他说道，“对概率进行准确定义是不可能的，除非能在一定的理性信念基础上确定概率关系的可靠程度，试图通过简单的概念来分析繁杂的概率关系是不可能的”。概率既然不能准确定义，那么就只能依靠直觉进行感知。凯恩斯指出：“如果我说‘行为A发生的概率大于行为B’，我并不是断言A一定会比B发生的几率高，而是说我对A发生几率高于B有更多的证据”，这种证据可以是经验，也可以是理性的分析，还可以是直觉。在凯恩斯看来，概率只是人们预期的数字反映，概率本质上是主观的判断。客观经验可以为主观概率提供参考，但由于经济现实的不断变化，经济现实在空间上不存在同质性，在时间上不存在重复性，因此经验概率在逻辑上存在不可靠性。
在20世纪80年代，当宏观经济学转向不确定性和理性预期的研究时，凯恩斯关于概率的论述一度成为研究的焦点。凯恩斯的直觉概率论对他的经济理论产生了明确的影响，这一点集中反映在《通论》的第十二章当中。在这一章中，凯恩斯详细考察了资本的长期预期状态，他认为在对未来的收益进行估计时，人们主要依据的是信心状态和人的本能，这也是造成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对于经验知识，凯恩斯认为是“极端靠不住的”;对于统计学的数学期望值，他驳斥道，“从哲学的观点来看，这一数据并不是唯一正确的，因为，我们现在所知的事实并不构成充分的根据来计算出正确的数学期望值”。同时，对直觉概率论的信奉使得凯恩斯形成了长期经济不稳定的观点。在凯恩斯1937年反对其批评者的论文当中，凯恩斯进一步强调这一观点，他说：“确信无疑的是，市场的投资总额无时不发生剧烈的波动，因为它所依赖了两个因素(预期的利息率和预期的资本收益率)都没有稳定的基础，且两者的波动也不存在着相互抵消的倾向”。
4.经济学本质上是道德科学
摩尔对伦理学体系的划分也为凯恩斯提出“经济学是一门道德科学”奠定了基础。凯恩斯指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的经济行为，而作为社会向善论者，每个人的行为正当与否就取决于其行为是否能够促进社会“善”或福利的增加。从这一角度来看，经济学就是属于实践伦理学的一个分枝，其研究的内容就是分析何种经济行为能够产生最大的社会福利，因此，经济学本质上是道德科学。在凯恩斯1938年批判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的文章中，凯恩斯就重申道：“我再一次郑重的强调我的观点，即经济学是一门道德科学，我曾说过，它是研究人类内省和价值判断的，现在我认为还要将人类心理的动机、预期和不确定性加入其中。我们必须对经济学将事物看成是不变且单一的观点表示坚决反对”。在这里，凯恩斯将人类的内省和价值判断而非传统的财富或效用最大化作为经济学的研究核心，并明确了经济学价值判断的重要性，否定了经济学寻求价值中立的假设。根据戴维斯的研究，凯恩斯将经济学视为道德科学这一想法源于摩尔的伦理学，凯恩斯在其1904年的论文《伦理学与行为的关系》中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即人的行为只受自身经验反思和价值判断的影响，与其他因素并无多大关联。
凯恩斯将经济学视为道德科学这一主张，使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结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并对西方经济学产生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影响。首先，凯恩斯的经济分析更加强调人的本能和情感，而将人的理性放到了次要的地位。凯恩斯指出：“我们的大多数决策很可能源于动物的本能”，“推动社会的车轮运行的正是我们内在的进行活动的冲动，而我们的理智则在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以动机而论，我们的理智却往往退回到依赖于我们的兴致、感情和机缘的地步”。其次，凯恩斯反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过度应用。凯恩斯承继了马歇尔的观点，相信数学在检验思想时是有用的，但决不能用来思考问题。同时，凯恩斯终生对建立在脆弱逻辑基础上的相关系数采取保留的态度。再次，凯恩斯坚信经济学和道德科学一样，直觉在经济学推理中有重要的作用，经济学家的直觉应当和艺术家的直觉一样受到尊重，将经济学看作是一门艺术，也一直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独特之处。
三、对凯恩斯学用摩尔伦理思想的评价
摩尔作为剑桥大学的伦理学家，他的伦理学思想对剑桥学派的经济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点在凯恩斯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因为青年时期的凯恩斯也是剑桥学派的学者之一。凯恩斯将摩尔的伦理思想娴熟地运用到经济学的研究之中，成为凯恩斯经济理论创新的一大亮点。首先，摩尔对传统功利主义的批判，引发了凯恩斯对建立在传统功利主义基础上的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其次，凯恩斯部分拒绝了摩尔的伦理学思想，接受了摩尔的信仰而拒斥了传统理论。凯恩斯认为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没有遵循传统理论的必要，经济政策也不必遵循传统道德的约束，经济学家应当根据经济现实的是非曲直加以实事求是地分析，用自己的智慧和经验做出的判断，这为凯恩斯创造新经济理论提供了伦理支撑。再次，摩尔关于行为伦理学的界定，使得凯恩斯将经济学作为道德科学，强调经济学对于人的内省和价值判断的重要性，注重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内在动机分析，这使得凯恩斯发现了经济学的三大心理定律，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通论》的理论体系。由此可见，摩尔的伦理思想对凯恩斯的经济理论的确有较大的影响。
然而，我们在肯定凯恩斯受摩尔伦理思想的启发和影响，由此为自己的经济学革新提供伦理支持的同时，也应当认识到建立在摩尔伦理思想基础上的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时代局限性。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引起了西方社会对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大反思，人们逐渐认识到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并不能实现“蜜蜂的寓言”所描绘的繁荣景象，资本家极端的功利主义计算侵害了社会利益，导致了财富分配不均，阶级矛盾日益恶化。此时，凯恩斯对于功利主义的批判有利于缓解资本主义内部危机，有利于创造出新的经济理论，这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价值所在。但在经济现实中，我们并不能完全否定功利主义的事实存在，抹杀人们自利动机的合理性。其次，凯恩斯完全否定遵守传统道德的必要性也是有失偏颇的。传统道德承载了历史经验的总结，随着社会的发展，某些传统道德约束可能不再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应当加以抛弃，比如清教徒式的戒律等。但还有一些传统道德对社会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如诚信、公正、勤奋、奉献等，这些优良的传统还是应当继续遵守，因此不能一概而论。再次，凯恩斯的主观概率论并非完全科学。拉姆齐在1931年就对凯恩斯的主观概率论展开了批评，他指出主观概率的判断离不开个人经验的总结，还是得以经验的事实作为依据。同时，如果客观经验有规律可循，那么未来也并不是完全不可知的。最后，凯恩斯认为经济学只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否定了经济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基本属性，这也是片面的和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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