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较文学相关开题报告范文

自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比较文学开始采用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在原有跨民族特征的背景下,跨学科研究逐步确立,这一研究方法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以强调文学艺术为特征的“新批评”,以及其他人文学科,如哲学、宗教研究、文化人类学和历史编纂的研究特点相一致.尤其从6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研究方法随即扩散开来,进入社会科学领域.跨学科与跨民族,以及新近的跨文化研究有相似的基本前提,即为了明确、分析并总结学科间的相互影响、契合与差异.所谓“学科”,我指的是从理论上对反映在初始为口头后来为书面文学中人类活动、经验和求知欲的不同体裁与种类的划分.书面语虽然不及口语之富有诗歌／戏剧性韵味,但增添了文学传播与流传的功能,记载了永恒的希望,表达上更为从容、缜密,更能体现责任感和关怀,文学品质更高,叙述控制力更强,叙述结构更完善.书面文字,类似于乐谱,反复阅读,就能读出其整体感,一定程度上能生动体会到其中的连续性.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指出,人类执迷于肉体不灭之希望而生儿育女,而人类留存下的艺术、学术、立法之作品,已然实现并超越了此希望.我几乎无需指出下列事实,交流与娱乐占据了文化的主导,随着交流日益断裂和封闭,诱惑不断增多,高雅文学的历史／纵向连续性无疑正面临着危险；含有诗性与文学性的会话具有个体直观性,书信体文学正走向消亡,两者的反面都对未来的文学史家不利.具有竞争力的娱乐形式已明显地渗透进我国的大中小学,或许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想象性文学以及对它的文学研究(特别是以历史为导向的研究)四处受困,或被斥为“毫无用处”而横遭漠视,这其中有来自文学界外部的一贯态度,更有如今包括从事管理和实践领域的业内人士所为.

因此,我们必须面对这个问题：至少在西方和被西化的文化中,文学及文学研究存在的理由是什么我们身处的当代社会是D个融社会／经济／政治／种族／宗教为一体的现实；社会充斥着商业、技术、娱乐工业和买与卖制造的迷幻；在与这样一个现实竞争亦或协作的过程中,我们具有怎样的存在论意义文学是什么,或曾经是什么

文学是一个混杂物,因此对它的研究方式和阐释几乎是无限的.但有一个特征将早期的想象性故事与今天联系了起来：不论故事结局如何,有趣的情节总是由负面的而不是正面的因素所推动.促使人类讲故事的内在和初始的灵感,无一例外来自具有超自然启示的自然事件：干旱、洪水、地震、恶兽、瘟疫、疾病、鬼魅和噩梦,还有各种各样的苦难、人类暴力和疯狂行为.在讲述的过程中,讲故事者对自然事件背后的超自然动因进行阐释：他猜想因果关系,组合前后事件,创造故事情节.在西方现在流行的宗教里,上帝或众神理所当然或不那么理直气壮的迁怒,被另外一个词理性所替代：“上帝自有他的理由,我们人类无法得知”.宗教世俗化的进程最终由不可知论、存在论和无神论而完成.

但千万不要低估直至今天仍留存在高度世俗化的文化中那些值得注意的说教成分：我们美国的视／听大众媒体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暴力,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多的机构口头上冠冕堂皇谴责暴力,而实际上都喜之乐之；公众节目中虚构的明星/犯人最终必须受罚或表示悔罪,说他们发现了上帝、真爱豌冷悯；除了媒体之外,现实中的悔过与痛惜,或真或假的所谓“敬畏上帝”的说法,都在我国刑法体系中构成了审判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要素.上述情况也许不只我们才有.

然而,印刷型文学仍然是具有高度选择性、个体性的私人化消费品,经得起公开的审查：如今小说的去神圣化风气,如果说不上所向披靡的话,也是越演越烈,并与道德问题更巧妙地纠缠在一起.

我认为,这一世俗化和民主化的过程,这种“图一时之快”式的冲击已经在美国对比较文学发生的跨学科转向所经历的新近几个阶段产生了主要影响,同时也影响了处于类似演化阶段的各种文化现象.20世纪30-40年代中期,我在美国教文学的老师虽然也才华横溢,博览群书,但从他们身上看不到行业专家的影子,倒是有某种世俗传教士的味道.虽然当时也分析和鉴赏作品,但作家作品和文本的整体性受到尊重,不论采用哪种视角探索作品,这一点被牢记在心.文学手段(寓言、象征、隐喻)是40年代到60年代早期“新批评”关注的核心.今天,美国的学者更有可能在解读文本时开创出一些独特的视角,不过它们不是指向文本内部,而是向外转,越来越转向其他非审美的学科(如政治、种族、人种及与性属和性别相关的学科等),目的在于阐发那些独特的论题,这些论题源自他们广泛的“文化”担当.如何比较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学作品,这是困扰比较文学的难题,但这种比较即便在比较文学发展的“古典时期”也并不多见,现在就更罕见了.研究的语境化不是为了阐明文本蕴含的全部意义,可后者却是文学研究和主要研究手段的主导动机和追求的终极目标：相反,文本倒被用来阐释语境、验证理论,整个过程是演绎的而不是归纳的.当然,某类学术研究的现实要比上述情况显得更加复杂,某位学者在使用或青睐特定的个案、研究方法、理由、倾向性和能力方面也会表现出一种“驳杂”,但本质上文本的优先性依然保持不变.当时研究的特点是,学术等级投入大量精力,高度重视将作品编辑成不同的版本,宽泛的意义上说,这类研究属于“语文学”(Philologie)研究.

概括地说,本文的核心观点是：比较文学研究,尤其是美国的比较文学,发生了一次大的转移,即纵向的从文学到文化的研究,转移到横向的从文学到非文学的研究.这一转移是怎样发生的呢

在文化发展的早期阶段,集体的“我们”优先于个体的“我”,今天在很多或许主要是非西方的文化中依然如此.由于集体的“我们”时常饱受生活的沧桑,于是“我们”将个体与家庭不可或缺的支持联系起来,与语言,宗教／社会／经济／人种／性属相关的或大或小的群体联系起来,并通过它,与超越一切的人类共性联系了起来：即渴望获得终极的安全感.

个体的“我”借助集体的“我们”获取支持,通过群体性组织,如小到家庭,大到民族、上帝或与之相当的什么东西那里汲取力量；同样,这份支持也来自纵向的安慰和保障,来自历史的连续性,如家族、社群、故乡(Heimat)、民族和宗教的先辈及荣耀,来自于历史与神话奇妙的混合；同样,这份支持也来自于横向的方面,你从那些活生生的、可观可感的与你相同的人们那里获取支持,从诸如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运动、政党、政府、劳工、工业、职业、学校和学术机构等那里获得支持.出于某种原因,你与它们建立联系,而它们与历史上给定的和流传下来的东西不同.这份支持实际上来自“旧的”纵向的和,或“新的”横向的方面.人类的需求与欲望,人生的偶然与无常从未间断地从纵向方面转移到横向方面,反之亦然.但在刚刚结束的20世纪后半叶,作为个人应享受的民主权利,他有机会期待或要求和享受全部福祉,现在他有条件参与教育、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过程而获得它们.个体拥有的机会在西方民主社会中极大地改善了,以至于大多数人愈发不会从历史,纵向的方面寻求实现它们的合法性。

相比之下，20世纪上半叶的情况大不相同.历史或甚至是伪历史和种族的神话支撑着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一路前行,借此它们以纵向的历史为基点,创造了一种横向关联性.以共产主义为例,它之所以强调横向的相互关联,使人言听计从,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宣称工人阶级的纵向历史联系蕴含力量.我们不要忘记,在我们身处的容易健忘的时代,在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内部,这些纵向和横向的极权主义体系几乎无所不在地高效运行着,直到最后一刻被外部干涉所推翻.招致这场干涉的不是别的,是极权主义体系大获成功之时产生的愚蠢,是现代历史上发生的范围最广的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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