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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在上海成立以来,基本上以此地为依托,先后召开了党的一大､,二大､,四大,指挥和领导着全国各地的革命运动.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宁汉合流,武汉的中共中央机关又被迫相继迁入上海.

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也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中心.这里各种反动势力比较集中,无论租界､,华界都军警遍地,岗哨林立.同时,暗探､,工贼和叛徒四处钻营,撒开一张张有形和无形的大网,伺机瓦解和破坏革命活动.在这里从事革命工作是九死一生,党中央很难在这里立足并长久生存下去.因此从1931年起,中共中央又逐渐分批撤离上海.

中央领导人相继离沪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一手操纵下,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原来只是一名普通党员的陈绍禹（王明）,一步登天,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不久又成为政治局常委.3月,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组成:总书记向忠发､,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江南省委书记陈绍禹､,中央宣传部长沈泽民（4月后由张闻天接任）､,中央组织部长赵容（康生）､,中央农民部长张闻天､,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主任王稼祥､,团中央书记博古（秦邦宪）.向忠发虽然担任了总书记职务,但他胸无主见,对陈绍禹是言听计从,因此陈绍禹实际上掌握了党的领导大权.但是仅过了一个月,由于顾顺章､,向忠发的叛变,整个地下党中央再也无法在上海生存下去了.

顾顺章与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齐名,号称中共的“四大健将”.顾早年在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当学徒,1925年在“五卅”运动中崭露头角,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9月被送到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武装暴动经验,1927年回国后,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任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党中央各机关陆续搬迁到上海后,顾顺章担任中共中央特科和中央交通局负责人,负责中共首脑机关的保卫工作.

1931年4月,顾顺章奉命护送张国焘､,陈昌浩等人从上海坐船到武汉,转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完成任务后,顾顺章不顾中共秘密工作纪律,以“化广奇”艺名,在汉口新世界游艺场公开登台表演魔术赚钱.4月24日被曾是他的下属尔后叛变的尤崇新发现而被捕,旋即叛变投敌,出卖了武汉地下党组织,并要求去南京面见蒋介石,企图一举破坏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把中共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顾顺章叛变的消息被国民党中统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中共党员）于4月25日晚获悉,他派女婿刘杞夫连夜乘火车从南京赶往上海,将顾顺章的叛变消息报告李克农转中央.

周恩来在与中央特科的同志紧急磋商后,在聂荣臻､,陈赓等人协助下,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果断的措施:销毁机密文件,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迅速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把一切顾顺章所熟识的,可能成为其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转移到安全地区或调离上海,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所有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和暗号,由各部门实行紧急改变.

4月27日,顾顺章被押至南京.根据顾顺章所提供的地址,国民党军警特务在上海进行了大搜捕.但是却处处扑空,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已全部转移,周恩来､,向忠发等中央领导人一个也没有抓到.虽然顾顺章的阴谋没有得逞,但却给党中央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中央领导人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

接着,6月22日,党的总书记向忠发又被捕.这位被共产国际选中的､,工人出身的总书记贪生怕死,敌人还没有用刑就叛变了.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叛变后的向忠发在6月24日就被国民党枪决了,这是一个至今尚未解开的历史之谜.

向忠发被捕后,中共中央的工作从内容到形式都由陈绍禹主持,陈绍禹成了名副其实的党中央最高领导人.不过,向忠发的被捕､,被杀,使陈绍禹深深感到上海终非久留之地,危机四伏,随时都有被杀头的危险.有人建议他们去中央苏区,陈绍禹一听连连摇头,他吃不了那份苦.他觉得莫斯科较安全,便打电报给共产国际负责人米夫,要米夫在莫斯科替他疏通关系,找个位置.米夫同陈绍禹交情颇深,不出3天,便为他出了个好主意,叫陈绍禹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身份,到莫斯科长住,躲进“红色保险箱”.

1931年10月18日,陈绍禹与他的夫人孟庆树从上海乘坐日本的“大和丸”前往苏联.陈绍禹到莫斯科后,更名王明.

1933年7月,赵容如法炮制,离沪转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后更名康生.

顾顺章､,向忠发被捕之后,在上海的中央领导人中处境最为危险的是周恩来.因为周恩来是大革命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国共双方的许多人都认识周恩来.在上海,周恩来指挥了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以后又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认识他的人就更多了.顾顺章､,向忠发与周恩来是中央特委的3个领导人,平时朝夕相处,几乎每天都要见一次面,相互之间的生活习惯､,活动规律互相几乎都了如指掌.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中央指示周恩来尽快进入中央苏区,在暂时还未能进苏区前隐居起来.他在海宁路､,山西路转角上的一家烟纸店楼上租了一间只有10平方米左右的亭子间,与邓颖超以及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3个人住在一起,深居简出.

1931年12月上旬的一个漆黑的夜晚,中央派黄平同志护送周恩来前往苏区.周恩来上身着对襟蓝哔叽中式短上衣,下身着一条蓝哔叽中式裤子,头戴一顶蓝色的便帽,这是当时广东一个熟练工人最普通的装扮.晚上8点钟,周恩来提着一只小手提箱上路了,为了避免引起旁人注意,连邓颖超都没有下楼为他送行.

黄平雇了两辆黄包车,一前一后到了十六铺码头,立即上了一艘太古洋行开往汕头的船.他们俩在统舱里找到了一个绰号叫“小广东”的中央特科红队的枪手肖桂昌,于是黄平便与周恩来握别,下了轮船.

船在海上航行两天两夜到了汕头,“小广东”与地下党大埔交通站的秘密交通员黄华接上了关系,黄华和肖桂昌领着周恩来准备下榻到事先安排好的“金陵旅社”.不料,一进门就看到客厅里挂着一张“1925年汕头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照片,周恩来赫然站在正中,于是紧急转移,搬到了棉安街的一家小旅馆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大雾弥漫,周恩来化装成一个相面先生,由肖桂昌和黄华两人护送,坐上了从汕头开往潮安的火车.下午两点,他们从潮安下车又直接跳上了开往大埔的轮船,然后半路上又下船,改乘开往虎头沙的小轮船.天蒙蒙亮,小轮船途经青溪,地下交通站的站长卢伟良已经安排好了两只小艇上前接应.周恩来没有上码头,直接从船上爬到小艇,小艇绕过民团盘踞的虎头沙,星夜赶到了多宝坑交通小站休息.

如何写陈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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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这个普通农舍的交通小站里吃了一顿不算丰盛的晚餐,与从根据地赶来的专程保护自己的6名武装交通员接了头.当天深夜,周恩来在肖桂昌､,黄华及这6位武装人员的严密保护下,翻山越岭整整走了一夜,一直到第二天早晨10点多钟才赶到永定县境内的乌石下村,开始进入根据地.然后终于在12月下旬抵达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就任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

临时中央迁到苏区

在赴苏联前,为了保证自己离开后仍能控制中央,陈绍禹在组织上作了精心安排.他提议并经共产国际批准,指定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赵容､,陈云等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前3人为常委,年仅24岁的博古负总责.

在这个班子中,大多数是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同时又听从陈绍禹的指挥.特别是博古,既是中山大学第二期学生,又是陈绍禹教条宗派的骨干分子.他于1930年回到上海,后来担任团中央局书记.资历浅､,斗争经验少,对共产国际和陈绍禹又忠心耿耿,这非常有利于陈绍禹遥控.陈绍禹让博古负总责,而不让他担任总书记,用意就是自己一旦从苏联回国,仍可以名正言顺地坐上总书记这把交椅.临行前,陈绍禹反复交代博古,不论大事小事,均要打电报请示他,不经他同意不可擅自作主.从此,中共历史上一个长达4年极为特殊的时期开始了:远离国内严酷的斗争环境､,住在莫斯科高楼大厦中､,吃着洋面包､,过着悠闲的社会主义生活的王明,按照共产国际的旨意发号施令,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国内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这种极不正常的领导方式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它险些葬送了中国革命.

1933年初,临时中央在上海已无法立足,不得不迁入中央苏区.临行前,博古在上海另行组织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领导白区的工作.随后,博古与张闻天､,陈云一起,在秘密交通站的护送下,通过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历经艰难和曲折,终于于1月19日平安抵达瑞金.至此,临时中央全部由上海迁到苏区.

上海临时中央局大转移

博古离开上海时,指定由卢福坦､,李竹声､,盛忠亮领导上海中央局.从1934年3月到1935年2月仅一年时间内,上海中央局连续遭到6次大破坏,卢福坦､,李竹声､,盛忠亮先后被捕叛变,整个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组织,基本上被破坏殆尽！

1935年3月,原上海中央局军委系统干部刘仲华自行宣布成立了“临时中央局”,自任书记,负责全盘工作,并任命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