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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大陆学术界对台港文学的研究,大致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1978年,活跃于港粤两地的曾敏之先生在广东作家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公开呼吁学界“配合开放与改革,文学也应‘面向海外,促进交流’”（1） .1979年,广州《花城》杂志在创刊号上登载曾敏之的论文《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这是大陆介绍与倡导关注本土以外汉语文学的第一篇文章.同年,北京《当代》杂志在第1期上发表台湾作家白先勇的小说《永远的尹雪艳》,产生较大反响,台港文学也因之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近三十年来,与台港学者、作家的交流日渐频繁,大大小小的学术会议定期不定期召开,相应地,由沿海而内地,各种关于台港文学研究机构与刊物也相继成立与创办,研究队伍由零星的散兵游勇而成集团之势,成果丰硕,一时之间,台港文学似乎成了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
然而作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一种“新生”的文学学科,台港文学似乎并未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正如圈内有言：一流学者弄古代文学,二流学者弄现当代文学,三流学者弄台港文学.也正因如此,台港文学从引进大陆的第一天起,便没有自己应有的位置,也从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只是附属于大陆的现当代文学,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一段可有可无的“盲肠”.
据笔者手头所收集到的各种“中国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著作或教材中,收有“台港文学”部分者,从1990年至今,起码有近二十种,按出版时间大体如下：1.雷敢、齐振平主编《中国当代文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2.金汉、冯云青、李新宇主编《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3.曹廷华、胡国强主编《中华当代文学新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4.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当代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5.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1997）；6.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7.於可训著《中国当代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8.黄修己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9.金钦俊、王剑丛、邓国伟、黄伟宗、王晋民主编《中华新文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10.田中阳、赵树勤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1.国家教委高教司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大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2.郭志刚、孙中田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3.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4.肖向东、刘钊、范尊娟主编《中国文学历程当代卷》（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15.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6.王泽龙、王克宽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程凯华、邹琦新、谭卫平主编《中国新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17.刘勇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在上述17种文学史著作中,既有地方性大学学者所编著,如雷敢等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即属西北的陕西师范大学,也有影响甚广的全国性权威教材,如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朱栋霖等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及黄修己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等.对于这些文学史著作各自的特点优劣得失,学界自有评判,在此不用笔者赘言.我想说的是,在对待台港文学上,编撰者们在某些方面体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几点即是文学史眼光的缺失、书写方式的困惑与态度的漠然.
下面仅以较早面世的金汉等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简称金著）、影响最大的钱理群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简称钱著）、权威性教材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简称朱著）及最新出版的刘勇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简称刘著）作为考察对象来具体分析大陆学界是如何看待台港文学、书写台港文学以及评判台港文学的.
首先,在结构安排与篇幅分配上,这几种文学史著作无一例外地把台港文学置放于全书的结尾,显得可有可无,而篇幅则少之又少,在整体框架中几乎不成比例.金著全书688页（删除前言与后记,下同）,台港文学部分共34页,占总篇幅的5.1%；钱著全书664页,台港文学部分共13页,占总篇幅的1.9%；朱著全书592页,台港文学部分共48页,占总篇幅的8.1%；刘著全书507页,台港文学部分共42页,占总篇幅的8.2%.这样的结构设置与篇幅限定,明显看出编著者对台港文学的极不重视与缺少了解.在金著中,台港文学是没有位置的,它们只能以附录的形式出现.在为何这样编排上,编著者并没有说明,只是在“绪论”里顺便提到一下：“中国当代文学是指等整个中国大地上的文学（作为完整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它理所当然地也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和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学）.”（2）原来编著者只是把台港文学当成同少数民族一样并列的文学,至于它们的自成一体与博大丰硕,是并不在意的.显然,金著只是把台港文学当成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块拼图边角的碎片,甚至是随时可以割弃的“盲肠”.而钱著在这一点上,虽然给了台港文学一个位置,成为29章中的最后一章.但在标题的设置上,干脆舍弃了香港文学,只以“台湾文学”示人.可能考虑到台湾与香港同属我们的亲兄弟,不能厚此薄彼,以后不好面对香港同胞,因而,在介绍完台湾文学后,又不得不提及香港文学.“在此顺便还要提到香港的现代文学.” （3）接下来寥寥数百字就把香港文学给打发了.
为什么要写台港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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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金著因成书较早（1992）,资料欠缺,尚不能较为充分认识到台港文学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的话,那么,出版于1998年的钱著,在台港文学研究成果颇多、学术繁荣,两岸交流非常广泛的条件下,加之钱理群、吴福辉与温儒敏几位乃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屈指可数的著名学者与文学史家,依然如此对待台港文学,则颇为让人不解了.就文学史眼光而言,钱理群的睿智,温儒敏的博学,吴福辉的敏锐而深刻,按理说决不会出现如此重大失误的.如果非要找原因的话,笔者私下揣测,应该是不太重视台港文学的缘故罢.
至于朱著与刘著,虽然从篇幅与编排上超过了金著与钱著,其台港文学部分的撰写者如方忠先生也是台港文学研究的著名专家,但就总体上来说,仍然只是把台港文学当成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附属物而已.
其次,从内容尤其是作家与作品的挑选与评价而言,上述几本著作同样存在明显的缺陷与失衡.陈平原曾经在《通俗小说的三次崛起》中指出：“总的来说,在20世纪的中国,高雅小说始终占主导地位.但‘通俗小说’也有三次令人瞩目的崛起：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后到‘五四’以前,等第二次是40年代,等第三次是近两年,港台的武侠、言情小说‘热’过以后,国产的、引进的各类通俗小说如‘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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