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
按分层随机取样的方式，考虑年龄、性别、婚姻、月收入和地域等方面的平衡，共抽取浙江省杭州、金华、台州、湖州、舟山等城镇居民被试共2000人进行问卷调查，回收问卷1665份，去除缺失信息问卷134份，共得到有效问卷1531份。有效率为91．95％。其中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
1．1．1性别总样本中男性665人，占43．4％，女性866人，占56．6％。
1．1．2婚姻总样本中已婚1096人，占71．6％，未婚435人，占28．4％。
1．1．3年龄主要根据戈登对生活时期划分：其中16～25岁之间人数419人，占27．4％；26～35岁之间88人，占5．7％；36～45岁之间718人，占49．6％；46～55岁之间167人，占10．9％；55岁以上的人数139人，占9．1％。1．1．4总样本月收入的分布比较均衡，1000元以下523人，占34．2％；1000～2000元354人，占23．1％；2000～3000元343人，占22．4％；3000元以上311人，占20．3％。1．1．5城市按行政区域划分，城市1（金华）为844人，占总人数55．1％；城市2（台州）为90人，占总人数5．8％；城市3（舟山）为203人，占总人数13．3％；城市4（杭州）为229人，占总人数15％；城市5（湖州）为195人，占总人数12．7％。
1．2测量问卷体育休闲机会认知为人们对参与体育休闲可能性大小的判断。根据赵臣对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的阐述，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变量主要通过时间认知（我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体育休闲活动）、场所认知和信息认知三个指标进行测量［14］。问卷采用Liket自评式7点问卷计分，0＝完全不同意，过渡到6＝完全同意，就具体问题而言，得分越高说明机会认知程度越高。
1．3数据处理本研究采用SPSSforWindows15．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主要的分析方法为方差分析。
2结果与分析
依据休闲与生活质量的社会心理学概念模式，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在影响生活质量的所有过程中，还受制于社会人口状况，即与人口学因素有关。为了考察体育休闲机会认知是否存在人口学特征差异，本研究将样本被试的变量整体进行性别、年龄、婚姻、月收入和不同城市等因素组合的双因素方差分析。
2．1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变量性别与年龄的双因素分析首先，对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变量进行了性别与年龄的差异分析，表1为变量在性别与年龄方面的平均值与标准差。两因素析因方差分析显示，性别与年龄在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的主效应均显著（F＝9．532，P＝0．002；F＝4．278，P＝0．002），并且它们的交互效应也表现出显著性特点（F＝3．563，P＝0．007）。说明不同性别和年龄的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存在着显著差异，而且它们的交互作用对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的影响也存在着显著差异。也就是说，不同性别在不同年龄阶段的体育休闲机会认知是各不相同的。总体上，男性的体育休闲机会认知高于女性；55岁以上的被试与其他年龄段相比，有较高的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程度，35～45岁年龄段要低于其他年龄段。但55岁以上的女性被试的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程度要高于同龄的男性。分析认为，从家庭结构来看，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角色分工仍然是主流，虽然职业女性也外出工作，但女性价值的体现通常是通过对家庭的经营来实现的，而男性的价值通常是以工作（事业）来实现的。这造成了女性更多地把自己的活动空间与家庭绑在一起［13］。由于传统的思想和家庭角色，中青年女性通常更多地受到工作、家庭和子女教育等因素的影响，使她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与精力去关注或参与体育休闲。另一方面，家庭和职业上的投入，包括时间与经济方面，从另一角度却限制了体育休闲行为的发生。而随着家庭与经济负担的减少，女性由于对自我身心的重视和较少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有更多的体育休闲时间和机会，并能自主的选择场地（如公园、社区空地）参与体育休闲活动。如有研究显示，女性多选择离家近、方便的体育休闲场所进行体育活动。从而提高了对体育休闲机会的认知程度。特别是退休后的老人，其生活目的在于保持自身能力与生活意义的独立性，同时拥有健康的身体是他们最大的愿望。一方面，他们希望能够主宰自己的生活，能够自己决定如何投入自己的精力，体育休闲成为他们很重要的选择。另一方面，体育休闲是展示能力与自主的平台。退休后可以提供整块的时间，尝试以前没有时间尝试的活动。体育休闲可以为自我表达活动和探索新的可能性提供机会，从而也提高了对休闲机会的认知程度。
2．2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变量性别与婚姻的双因素分析研究对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在性别与婚姻方面的差异性也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在性别和婚姻上主效应显著（F＝13．692，P＝0．000；F＝4．059，P＝0．044）。交互效应也显著F＝5．987，P＝0．015。但性别的效应值要大于婚姻的效应值。说明不同性别与婚姻的居民在体育休闲机会认知上存在着差异。在它们的交互作用中，性别的影响要大于婚姻的影响。男性对于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的程度要高于女性，未婚的居民要高于已婚的居民，但已婚的女性要高于未婚的女性。结果反映了婚姻生活使男女双方的体育休闲机会认知也发生了变化，已婚男性居民由于家庭的责任，相对于未婚生活，通常会遭受更多的体育休闲限制因素。如随着结婚生子，原来相对自由的时间会变成一系列的限制与责任，使他们与未婚居民相比，减少了参与体育休闲的时间和机会，从而影响了他们的社会互动的参与性和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度。而对于未婚男性，则较少地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表现出更能自主地参加自己喜欢的体育休闲活动，有着更高的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程度。而对于女性而言，结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已婚女性更多是把体育活动作为休闲看待。随着年龄和月收入的增加，家庭子女教育和工作压力的减少，这种外部的限制因素通常会逐渐减少，对自我的关注程度会逐渐增加。选择并参与体育休闲的机会增加，其认知程度也随之提高。而本研究未婚女性被试多为大学生群体，则可能更多地把体育活动只是作为健身与锻炼的方式。
作者：高红艳姜小平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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