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结果
(一)警校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状况警校大学生在《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的总分低于8分的学生有525人(61.9%),基本不存在或较少存在交友方面的困扰,总分在9—14分之间的学生有323人(38.1%),与朋友相处时时有时无的存在一定程度的困扰;总分在15—28分之间的学生有75人(8.8%),与朋友相处时有较严重的困扰。《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四个维度的得分在0—2分之间的学生比例最高的是人际交友维度,共计305人,占本研究受测学生的36%,比例最低的是待人接物维度,共计99人,占本研究受测学生的11.7%;得分大于6的学生比例最高的是异性交往维度,共计69人,在占本次受测学生的8.1%,比例最低的是待人接物维度,共计11人,占本研究受测学生的1.3%。具体情况见表1。
(二)警校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在不同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比较对年级、性别、生源地、独生子女情况、是否任干部情况在警校大学生人际关系总体困扰程度和四个分维度的差异比较进行t检验,对家庭经济情况在警校大学生人际关系总体困扰程度和四个分维度的差异比较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大一、大二年级的警校大学生在人际关系总体困扰程度、人际交谈困扰程度和异性交往困扰程度上检验的t统计量均达显著性水平,表示不同年级的警校大学生在人际关系总体困扰程度、人际交谈困扰程度和异性交往困扰程度上存在显著的差异;不同性别的警校大学生在人际关系总体困扰程度、人际交谈困扰程度和异性交往困扰程度上存在显著的差异;生源地不同的警校大学生在人际关系总体困扰程度、人际交谈困扰程度、人际交友困扰程度和异性交往困扰程度上存在显著的差异;是否任干部在异性交往困扰程度上存在显著的差异;不同家庭经济情况的警校大学生在人际交往能力的总体困扰程度、待人接物困扰程度和异性交往困扰程度间均有显著差异存在。多重比较表明,家庭经济情况差的警校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总体困扰程度、待人接物的困扰程度和异性交往的困扰程度均显著高于家庭经济情况一般的警校大学生。具体情况见表2。
(三)警校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复回归分析进行回归分析时,自变量是类别变量的必须转化为虚拟变量,在本研究中的自变量均为类别变量,因此在投入回归分析之前,把自变量性别、年级、生源地、是否干部情况和家庭经济情况分别转化为虚拟变量,把人际关系总体困扰程度、人际交谈困扰程度、人际交友困扰程度、待人接物困扰程度和异性交往困扰程度分别作为因变量,采用强迫进入变量法进行回归分析。独生子女情况在人际关系总体和四个分维度上检验的t统计量没有达到显著性差异,回归分析也就不再考虑独生子女情况这一变量。人际关系总体困扰程度作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得出,R=0.206,R2=0.042,AdjR2=0.034,F=5.318,p=0.000,说明建立的回归方程是有意义的,自变量能够解释人际关系总体困扰程度即人际交往能力变量4.2%的变异,在回归模型中,对警校大学生人际关系总体困扰程度有显著影响的是预测变量为性别、年级、生源地和家庭经济情况。是否任干部情况对警校大学生人际关系总体困扰程度无显著统计学联系。具体情况见表3。
二、讨论
(一)警校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总体情况由于本人未查阅到任何关于警校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研究内容,因此,本研究对警校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调查结果只能与地方高校相比较。本研究中警校大学生有323人(38.1%),在人际关系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困扰,即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可能存在交谈、行为和性格等方面的问题,其中,248人(29.2%)在人际关系方面有轻度困扰,也就是说与朋友的关系处于时远时近的变动之中,这一结果与甘露等人[4]对南方城市———广州市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研究结果相比,警校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相对较弱,又与刘彦华等[5]对北方城市———辽宁高校的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差异性研究结果相比,警校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略显偏高。原因之一可能是地区发展差异所致,甘露等人对广州市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研究和刘彦华等对辽宁高校的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研究时间都是2007年,但是由于所处地区不同,社会、经济、文化等发展程度有所差异,从而对人包括对当地高校大学生的影响也会不同,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南方城市的经济发展一直走在前列,目前形成的状态是南快北慢,包括南方人的人文思想也比北方人先进。本研究中所调查的警校位于中部城市———郑州,由于地理位置正好处于中间,警校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也处于南北方学校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水平中间。
(二)警校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在不同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比较人际交友维度的得分在0—2分之间的学生比例最低,可能与警校管理的特殊性有关,警校的管理是一种半军事化管理方式,对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强调的是一种良好的教学、训练、工作、生活秩序,尤其是在组织纪律上,要听从指挥,学会服从。因此,学生的日常交往与地方高校相比,是要受到很多的限制,比如不能随便进出学校。这就导致警校的学生接触的人群和时间有限,交友范围狭窄,然而警校大学生从高中来到大学,离开家乡,离开父母,最需要的又是朋友,因此,警校大学生在人际交友方面,存在的困扰问题最多。在交友方面,包括异性交往,是正值青春年华的警校大学生常常思考并追求和向往的。本次研究结果还发现,困扰程度较严重比例最高的维度是异性交往,原因可能与警校的男女生比例差异较大有关。警校男女生的比例大约是5比1,男生多,女生少,很难满足男性大学生的异性交往。这也解释了本研究发现的另外一种结果,不同性别的警校大学生在异性交往维度和人际交谈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本研究还发现,在人际交友维度、人际交谈维度和异性交往维度上,城镇与农村来源的警校大学生也存在显著性差异,这可能与我国城乡文化发展差异对人造成的影响有关,这一研究也与甘露等人对广州市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研究结果一致。城市不像农村,邻居来往走动的非常少,甚至邻居也都互相不认识,而农村的邻居串门就是一种大家默认的生活方式,邻里之间的熟识度远远大于城市,所以城市的孩子从小基本在和外人打交道,要注意礼貌,要学习各种交友技巧,而农村的家长则很少对孩子进行交友方面的教育和指导。当离开原来居住的熟悉圈子来到大学校园后,大家都是陌生的,大家参加活动和建立友谊就要靠自己的交谈、交友能力了,这时就能看到城镇来源的大学生在交友范围和速度以及交友技巧方面比农村来源的大学生强。
在人际交谈维度和异性交往维度上,不同年级的警校大学生也存在显著性差异,这可能与大一学生的心理特征有关。大一学生刚进入警校,首先要面临的就是对新环境的适应,包括学习方式、生活安排、社团活动等都与高中时的状态相差较大,大一学生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应付和适应警校的学习、生活以及社团活动上,再加上警校的作息时间有着严格的规定,大一学生还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异性交往以及人际交往方面的问题;此外,首因效应在大一学生的人际交往方面比较突出,与人交谈、选择交友往往凭借自己的第一印象,也非常注意在他人面前呈现自己较好的方面。大二学生经过一年的警校学习和生活后,已基本适应并掌握警校学习和生活的规则和要求,并且有了自己的可支配时间,交友范围开始扩大,尤其是异性交往方面的向往和需求开始逐渐居于优势地位,随之而来的就是交友方面的问题和困扰增多。因此,警校大一学生相比大二学生,人际交谈、异性交往方面的困扰要少一些,并且存在显著性差异。困扰比例最少的是待人接物维度,这可能与当代社会的发展与警校的教育有关。本研究所调查的大学生基本都是1994年左右出生的,他们的父母也大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孩子的教育从小就比较重视,尤其是待人接物方面,注重礼貌、分寸等观念的灌输;来到警校后,警校的警务化管理又再次强化了礼仪、大局、合作等观念,这些观念对警校大学生的人际交往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因此,大部分警校大学生在待人接物方面不存在太多的困扰问题。本研究中发现,警校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在独生子女情况和干部任职情况两种人口学因素中的差异不显著,与李芹燕对地方高校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研究和刘彦华等的研究不一致,原因可能是警校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活动等方面与地方高校存在差异所致。来到警校后,每个学生不仅仅要培养合格的文化素质,还要接受统一、枯燥的警察基本业务素质的艰苦训练。在学习和训练面前,没有性别、家境背景等方面的区别,因为只有做到了训练有素,精通业务,将来才能胜任人民警察的工作。也许正因如此,警校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在是否是独生子女因素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警校学生是否任干部情况只在异性交往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原因之一可能与上述的警校男女生比例差异有关,同时与任干部学生的自身人格特征有关。
崔光成等对优秀学生干部的人格特征研究显示优秀学生干部的乐群性、稳定性、兴奋性、敢为性、独立性得分明显高于一般学生,这表明任干部对学生的外向、热情、乐群等人格特征有一定的要求。学生干部担任职务的要求决定了比普通学生有更多的人际交往机会,在此过程中,又锻炼了人际交往能力,并展示了自我,因此,也更容易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尤其是经常带来异性的倾慕。
(三)警校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人口学影响因素讨论复回归分析表明,影响警校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的人口学因素主要有性别、年级、生源地和家庭经济情况,其中警校男性大学生人际关系存在的困扰比警校女性大学生多,大二学生人际关系存在的困扰比大一学生多,家庭经济情况较差的学生人际关系存在的困扰比家庭经济情况一般的学生多,农村来源的学生人际关系存在的困扰比城市来源的学生多。原因已经在前面论述过,这里不再多做讨论。五、小结本研究对一所警校的848名在校专科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调查的结果显示:警校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总体较好;不同年级、不同性别、不同生源地和不同家庭经济情况的警校大学生在人际交往能力上存在显著的差异;是否任干部情况对警校大学生的异性交往困扰程度存在显著性差异;警校大学生的人口学因素主要有性别、年级、生源地和家庭经济情况对其人际交往能力有着显著地影响作用。因此,了解不同性别、不同年级、不同生源地和不同家庭经济情况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状况,有助于开展学生的团体活动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作者:李莉单位:铁道警察学院公安基础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