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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元专家号被炒至上千元

和其他所有计划资源一样,中国的医疗资源分布,从中央辐射到地方.从城市分流到农村,资源分配的不均衡,造成分配体系最末端往往难以得到医疗资源质量保障.目前.中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医院.而北京,作为金字塔的最顶端,聚集着绝大多数的知名专家和顶尖仪器.于是,看病也如同上访一般.层层逆向而上.由农村到城镇,由城镇流向省会.最后形成进京看病的大军.

进京看病的洪流加剧了北京医疗资源的紧缺.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透露,北京一年的“专家号”约178万个,而2008年希望得到专家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的患者则为1.2亿,其中有70％以上是来自于外地.进京看病大军加剧北京医疗资源紧缺的同时,也催生了庞大的看病经济圈.

一个只需14元的“专家号”,经号贩子之手竟被炒至上千元.附生在走样的医疗体制上的号贩,在供求极端失衡下,给没有关系的进京看病者一个“昂贵的市场途径”.10月11日,卫生部医管司表示.医院可以和第三方中介机构合作开展预约挂号.然而如何确保医疗体系公平给予患者救治,仍将是一个难解之题.

“排队也别想拿到号”

蔡建超是地方乡镇干部.妻子是小学语文老师,都是“有单位”的人,在无数上京看病的人中,他们是相对有财力的幸运者.不过他很快发现,上京看病需要运用的人脉资源,远远超出一个乡镇干部的活动能力.他于10月4日、5日和6日,分别到北京协和医院西院排队挂号.最终都无功而返.第一天,他早上6点半赶到医院时,队伍已经蜿蜒至挂号厅门口；第二天凌晨2点,他再次赶到协和,发现打地铺排队的人躺了一地,保安告诉他,这些人都是前一天的中午就开始排队.

在排队无果的情况下,他只能放下面子开始寻找“关系”.他找了在北京军区、公安部、林业部、农业部工作的老乡们,结果发现没有医院内部的关系根本进不去.蔡建超很难想像世界上有这样拥挤的医院,在他的老家江苏省沛县,医院冷清得很.

排队意味着等待,“关系”也走不通,蔡建超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挂号了,最后的途径只能是花高价找号贩子买号.

带着儿子去过青岛、南昌看病的沈盛华,也从来没见过如此规模的看病人群,北医三院门口绕几圈的挂号长队令她感到震惊.只不过没有关系和钱,她唯一的选择就是排队,从前一天中午开始彻夜地排队.

“你排队也别想拿到号,我们有专门的人昼夜排队.”一位自称“张伟”的号贩子明确告诉假称要看病的记者,交钱会使一切变得顺利起来.张伟说,需要哪位专家的号,只要该专家没有出国开会照常上班,头一天预约,第二天就能找他见面拿号,手续费视专家名气、职称和出诊数量的多少而定.如果只要求看上病,不挑医生,价格相对便宜,手续费在200元～400元之间.如果一定要看知名专家,最高要价可能达到1000元以上.北京各大三甲医院的价格相差不多.

目前国内门诊正式的挂号价格相当低廉.普通门诊知名专家仅为14元,正教授是9元,副教授7元,主治医师5元.住院医师4.5元.这一价格从30年前由物价部门制定至今都没有发生改变.

供需缺口催生挂号买卖黑市

在北京几大医院门口,层层分工、组织严密的号贩子网络已经形成.一位在北医三院周边开旅社的唐山老板告诉记者：号贩集团里有老大、二号贩子、三号贩子和四号贩子,四号贩子是最底层的,一般他们偶尔也会自己排队挂号,更经常的是以每人每天30元的价格雇佣在京待工的外地人昼夜排队.每一级号贩向上一级号贩提交一部分提成.

医生和号贩心照不宣的事实是――看病权最终在医生手上,挂号只是看病规则中医患见面的途径,而在现实中,医生可以临时加号.一个号贩子告诉记者：通常如果放出10个号,那就意味着起码还有5个左右的号可“灵活运用”.在协和医院东院和积水潭医院,记者都看到一些没挂上号的病人,直接向号贩子缴纳400元获得了医生的加号.

张伟告诉记者.一个号赚得的300块钱左右利润,其中起码有一半作为医生的红包,另有三分之一交给自己的上线,剩下的才归其所得.

事实上比挂号更困难的是入院,北京部分三甲医院住院部床位长期接近饱和.多名住院病人向记者反映,为住院并尽早实施手术,他们只能通过送红包的方式打点关系.其中一位北京本地的肿瘤患者称向某知名三甲医院医生支付了1万元,半个月后才住院,一周之后进行手术.“1万元基本上是‘市场价’,而且只是把你优先,也不能保证你马上住上.”

正式规则无力约束的领域,关系、金钱、权力成为主流,这一切构成了一条榨干病人口袋的流水线.

真正的问题在于失衡的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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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挂号难的问题,打击号贩子,政府部门也采取过一些措施.北京市卫生局在8月份宣布,从9月份起,在不取消门厅挂号服务的基础上,北京市所有三级医院将开展实名预约挂号服务,并逐步推广至二级医院,然而,北京市卫生局长方来英也坦承.实施预约挂号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患者挂专家号难的问题.

国务院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试点评估专家组成员刘国恩认为.在现有条件下,从技术层面上解决号贩子倒号卖号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号贩子只是附生在走样的医疗体制上的一个瘤子,真正的问题在于无法填补的医疗资源供应缺口和失衡的资源配置.

当沈盛华和蔡建超这些病人,被一张薄薄的挂号纸挡在医院之外时.办公室里的医生面对拥挤的病人同样苦不堪言.

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有名医和专家扎堆于大城市,但各个社区都有水平不逊于专家的全科医生,公众看病首先是去社区看全科医生.全科医生解决不了.再转诊到上一级专科医生,专科医生解决不了的病,要预约大医院的专家会诊.这个过程大约有一两个月.大医院根本不设门诊,只接受转诊.

海量的进京看病人群带来的冲击,已经令北京三甲医院医生成为全世界劳动量最大的群体之一.

面对苦衷的一声叹息

以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为例,10个大夫每年看6万个病人,最多的时候这十个大夫一天看350多个病人.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尹佳说：“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