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相关论文范例,与20世纪90年代文学期刊与先锋小的转型相关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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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开展,文学体制的变革也被提上日程,文学期刊开始普遍面临挑战和危机.但随着先锋小说创作理念被普遍接受,更多的先锋小说家兴起,作为一股文学创作思潮,它的辐射力开始遍及全国,接纳它的文学期刊并没有因为文学的逐步边缘化而减少,反而开始增多.《收获》和《花城》等文学期刊对先锋小说的发表予以了大力支持,见证了先锋小说的发展转型.

关键词：先锋小说；“文学场”；《收获》；《花城》；转型

中图分类号：12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4）02―0009―07

收稿日期：2013-09―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期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11&zD110）阶段性成果；河南省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先锋小说’的转型及其与现实主义的关系”（2010BWX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郝魁锋（1978―）,男,河北邢台人,河南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从1992年开始,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开展,市场经济逐渐取代计划经济成为社会的主流,与此同时,文学体制的改革也正式开始.在市场化的冲击下,文学刊物、出版社等原则上不再依靠国家资助,而是进入了市场.在市场的诱惑下,“文学作品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作家的‘个人’行为,而成为从写作、出版到流通等各个环节都受到市场选择和干预的‘集体’行为”.在这种情形下,文学期刊作为文学的重要载体,也开始普遍面临挑战和危机.而20世纪90年代先锋小说的创作也和文学期刊所遇到的情况一样,逐步被边缘化,同时,评论界也纷纷以“终结”“死亡”“溃败”等字眼来定义先锋小说.

其实,在当下先锋小说的研究中,都还没有对其进行全面和有效的研究和整理,“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对‘先锋小说’,当代文坛并未完成一种有效的文学史命名”.事实上,先锋小说的创作并未“死亡”“终结”,只是它不再像80年代那样,以集团的方式对现实主义的叙事成规进行解构与反抗,而是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并且,先锋小说作为新时期文学一个重要的遗产,对随之而来的90年代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对90年代先锋小说发展踪迹的梳理和考察也就提上日程.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吴义勤、南帆、陈晓明等人多把着力点放置到对先锋小说本体形式的探究上③,张清华、洪治纲、程波等人则更加侧重于从先锋文学思潮的角度切入分析.但是对于90年代先锋小说和其发表场域――文学期刊的关系研究还基本未有人触及.先锋小说创作思潮的出现、兴起及转型,本身就和文学期刊的支持密不可分,尤其在90年代特殊的文学生态环境下考察先锋小说的发展,其意义不言而喻.

就先锋小说的发表情况而言,1989年以前对其不遗余力提供支持的文学期刊多集中于北京、上海等少数中心城市,如,《收获》《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北京文学》《中国》等有限的几家.进入90年代后,随着先锋小说创作理念被普遍接受,更多的先锋小说家兴起,作为一股文学创作思潮,它的辐射力开始遍及全国,接纳它的文学期刊并没有因为文学的逐步边缘化而减少,反而开始增多.在90年代,对先锋创作提供积极支持的期刊除了《收获》等中心城市的文学期刊之外,开始出现了广东的《花城》、吉林的《作家》、江苏的《钟山》、云南的《大家》、贵州的《山花》,等等.从期刊分布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出,先锋小说的创作发表情况在90年代已经走出了少数几个中心城市,实现了全方位突围,这也有力地回击了“先锋已死”“先锋溃败”“先锋终结”等论调.

一、场域理论下90年代文学期刊生存状态扫描

在20世纪90年代,能够出现如此多的文学期刊支持先锋小说的创作实属不易.因为,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一种全新的社会文化生产机制开始出现,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逻辑的支配下,文学生产活动的重心开始越来越向作品的发表、出版、传播等方面倾斜.这就造成了“纯文学期刊的定位从生产本位走向了消费本位,从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过渡”.另一方面经过90年代初的期刊大整顿后,很多文学期刊开始自负盈亏,被迫走向市场,政府的财政拨款也逐步减少,使很多纯文学期刊不得不另觅他路,以求生存.其中一些期刊举起了通俗文学的大旗,还有一些期刊则经过策划,改版为各种文化类或综合类期刊.

从理论层面上来看,布尔迪厄的“文学场”理论对分析这一问题能提供更好的关照视角.根据布尔迪厄的理论,所谓“场”（Field）就是一个由拥有不同权力（或资本）的团体或个体,按照他们占据的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造”.“对这些权力（或资本）的占有,也意味着对这个场的特殊利润的控制”.而“文学场”的组成应该包括三个部分：其一是文学的直接创作者――作家本人；其二是以各个高校及相关研究单位成员为主的文学价值认定机构；其三则是由处于市场流通环节下的各类出版社、文学期刊等组成的文学生产机构.这三者共同组成了一个遵循文学自身发展运行及变化规律的特殊空间.上述三部分团体和成员为争取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为控制这个“场”的“特殊利润”而处于不断的斗争之中.同时,“文学场”也并非一个独立、保守的封闭体系,而是和“政治场”“经济场”等共处于一个更大的“权力场”之中,“文学场”在其中处于被统治地位,且经常会遭受到来自“政治场”“经济场”的挤压.联系中国的文学生态来看,对80年代“文学场”的影响更多地来自于“政治场”,而步人90年代后,“经济场”的影响力则更为显著.

从“文学场”自身构成来看,它“实际上已经变体为‘文化生产场’,‘文化生产场’中包括了‘文化大生产’（商业生产）、‘有限生产场’（为艺术而艺术）等场次,先锋艺术就存在于‘有限生产场’中”.对于文化生产者来说,“越是在场的内部等级中占据低级位置,越是缺乏特定资本,就越倾向于服从外部权利的要求（无论是国家、党派、经济权力或如今天的报纸权力）”④这一点更多的是相对于“文化大生产”（商业生产）而言.而“有限生产场”（为艺术而艺术）的消费者是他们的同行,这种生产形式只是满足于创造者自己的要求,它向着象征资本的方向发展,一旦这种象征资本得到社会的承认也即合法化之后,这种象征资本就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在布尔迪厄看来,选择“有限生产场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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