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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整个宋代的书法发展中,苏轼以他的理论和创作拉开了“尚意”的大旗,他的书学思想是宋代整个“尚意”书风的理论先导,对整个宋代书法创作与审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书学思想有三个方面组成：崇晋论、尚意论和简淡论.
关 键 词：崇晋；尚意；简淡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16723163（2012）06007204
宋代书法,在书法史上被称为“尚意”书法风格,当然这种界定是后来的书法史学家加给宋代书法的,但是通过对宋代书法的研究,我们发现,这种界定是有一定的科学性的.在整个宋代的书法发展中,苏轼以他的理论和创作拉开了“尚意”的大旗,他的书学思想是宋代整个“尚意”书风的理论先导,对整个宋代书法创作与审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轼没有论书的专门文章,或是以诗论书、论画,或是以跋论书,虽是只言片语,但主题明确,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崇晋论、尚意论与简淡论,这三者间又有着密切的关系.尚意是核心,而崇晋是前提,简谈则是他对于自我艺术风格的追求.
一、崇晋论
在苏轼的书学思想体系中,尚意是核心,而崇晋是其“尚意”思想的基础与前提.为什么这么说呢?
从宋代的书法发展来看,苏轼、黄庭坚、米芾出现之前的书法形势,从欧阳修的品评,是这样的一种格局,“然余尝与蔡君谟论书,以谓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甚于今.”[1]那么这种“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朱文长在他的《续书断》中对李建中、宋公绶有这样的评价,“特工笔法,本朝以来言书者称李西台与宣献云.”[2]李建中、宋公绶是宋代在苏、黄、米出现之前被公认的第一流书家,但在欧阳修看来是“废”,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李宋之书是唐末衰陋气象的延续.苏轼说,“国初,李建中号为能书,然格调卑浊,犹有唐末以来衰陋之气,其余未见有卓然追配前人者.独蔡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然行书最胜,小楷次之,草草书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隶小劣.又尝出意作飞白,自言有翔龙舞美之势,识者不以为过.”[3]这是苏轼对宋初书法的一种认定,蔡襄与李建中同时代,苏轼抑李宋而褒蔡.从苏轼艺术创作上来说,讲究的是追求自我,讲求的是出新意,但蔡襄从书风的角度上讲,蔡襄的书法还远远没有达到心手相应,变态无穷的创作高度,他的书风也缺少自家面目,但是在宋初的书家中,苏轼却最推崇蔡襄,以为“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其实苏轼对蔡襄的评价是“行书最胜,小楷次之,章草书又次,大字又次之,分隶小劣.”因为,蔡襄的楷书学颜,而行书、小楷则是直接取法王羲之的,而苏轼的这通评论正是因为他看中的是蔡襄书法中的晋人法度,因为他以为要改唐末的衰陋书风,必须取法魏晋,这也是他的崇晋思想的根源所在.
苏轼从整体上是崇晋而卑唐的,他对张旭与怀素这样开宗立派的大师,也多有微辞.他说：“怀素书极不佳,用笔意趣,乃似周越之险劣.此近世小人所作也,而尧夫不辨,亦可怪矣.”[4]当然他将怀素与周越相提并论这是苏东坡对怀素的一种偏见,是不足取的.而他对张旭的评价正能看出他崇晋而卑唐的思想,因为他批评张旭是一种看似矛盾的结论.他说“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何曾梦见王与钟?妄自粉饰欺盲聋.有如市娼抹青红,妖歌舞眩儿童.”为什么会有这种评价呢,因为他是将旭素二人与谢道韫、王羲之对比的,“谢家夫人澹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5]因为他推崇“林下风”,这是一种晋人风采,所以他对于张旭狂草的是持批判态度的,但却推崇张旭的楷书《郎官石柱记》,也就显得不足为奇了.“今长安犹有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应该说“简远”是苏轼书法的一种审美理想,他所追求的正是这种简远之美,而用此来评判张旭,理由很简单,因为他看重的正是《郎官石柱记》中所表现出来的晋人风韵或说是晋人法度.他极力推崇颜真卿,他说“智者创物,能者述焉.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6]但他对于颜真卿的评价是经过了他的理解的,是用他的“崇晋”思想来界定的,他说“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7]他认为颜真卿的出现,使钟王之法式微了,他虽然看重颜氏的“变法出新意”,[8]但他更看重的是他书法中“二王”法,“颜鲁公平生写碑,惟《东方朔画赞》为清雄,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其后见逸少本,乃知鲁公字字临此书,虽大小相悬,而气韵良是.非自得于书,未易为言此也.”[9]
在苏轼的思想意识中,晋人的法度是远远高于唐人的,是其书法创造孜孜以求的一种审美情结,但他推重晋人书法,与元代的赵孟有着本质的区别,他强调“晋人风味”的目的并不是要成为晋人书法的重复者、再现者,而目的是要从唐代重“法度”的书法状态下,用晋人的“法”来否定唐人的“法”,借晋人的“法”来开拓宋人书法的新面目,或许这是苏东坡推崇晋人书法与魏晋风味的关键所在和目的所在.钱种书先生说“新风气的代兴也常有一个相反相成的表现.它一方面强调自己是崭新的东西,和不相容的原有传统立异；而另一方面更要表示自己大有来头,非同小可,向古代也找一个传统作为渊源所在.”[10]苏东坡正是在卑唐与崇晋的两重过程中,最终完成了他书法创造的伟大功业,其实这也是中国书法史的一种不二的规律.
二、尚意论
在苏轼的书学思想中,最核心最有影响的是“尚意”书法创作理论体系,这也是他为整个宋代书风所提倡的一个创作基调与审美追求方向.在他的“尚意”理论体系中,有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无意于佳、无不尽意和人格生命观照.
1无意于佳
苏东坡的“无意于佳”的思想,来源于他的“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11]其实这正是宋人书法追求与唐人书法追求最大的差异性之所在,因为在宋人看来,书法是一种人生追求,欧阳修说“苏子美尝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然能得此乐者甚稀,其不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体不工,不能到古人佳处,若以为乐,则自是有馀.”[12]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宋人看来,书法是一种心灵的适,所以就无所谓佳于不佳了,所以无意,就是由“能为之”向“不得不为之”转化,这也是“尚意”书学理论的核心所在.“能为之”是一种“有意”状态,即理性状态,这颇接近于唐人的“法”的意念,这种状态没有摆脱社会功利的束缚,心灵没有达到自由纯净的状态,虽然也能写出妙文,但与心意或许是并不相通的.而“不得不为之”则是摆脱了现实功利的束缚,是一种心灵积郁的自由抒发,是一种超功利的自由心灵的展示,是一种超功利的审美化的自由精神状态.[13]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他对于张旭怀素的批评了,他在批评的时候并没有忽视他们的技术性因素,也并没有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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