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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林语堂在各种言论、著述中进行大量的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这与其深厚的语言学造诣、国学积累和对欧美科学研究方法的掌握密切相关,但因其论述缺乏一定的系统性而长期遭受比较文学学术界的忽视.林语堂对文学与语言学、哲学、宗教等社会科学,绘画、音乐、影视等艺术形式以及自然科学等的跨学科研究成果给后人以重要的启迪,他理应被视为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先驱之一.
[关 键 词]林语堂；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先驱者
[中图分类号]I0-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639（2013）01-0056-09
一、引言
中国比较文学发轫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取得突破性的发展,这是中国比较文学由孕育降生到学科建制,并形成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与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并驾齐驱的辉煌时期.20世纪前半叶,众多翻译家、文艺批评家、作家等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领路人和先驱者,这揭示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巨大可能性,他们宽阔的中外文学视野、多层面的思维模式以及对中外文学在比较视域下的深刻分析,开拓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对中外文化、文学的比较研究,“可视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在现代中国的滥觞”[1].
在美国享有盛誉的华人作家林语堂,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并被美国文化界列为“20世纪智慧人物”之一.他集语言学家、文学家、翻译家、发明家、出版家于一身,学养深厚、见识广博,是一位具有大气象、大手笔的“通才——专家”,这一复合典型特征是“他在中国文学史有一定的地位,但他在文学史中也许是最不容易写的一章”[2]的重要原因之一.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林语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小说、轶事、幽默观、翻译、小品文（散文）、书评、文艺思想、人生哲学、文化学范畴中的文化观、与鲁迅和其他名人关系等方面的探讨[3],但他自觉运用比较文学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关照不同民族文学而留下的众多资料、提出的有价值的观点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详细探讨.阎开振曾在《林语堂与比较文学》一文中,着重论述林语堂在著述中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等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但对他在文学与其它学科的科际性研究方面的论述却屈屈不足十行[4].众所周知,人类各种艺术、各学科之间存在着同源性和异质性的复杂关系,它们相互影响、促进,对各学科这种互补关系的发掘与清理,便成了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起点.
林语堂曾留学于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后在德国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从1923年回国任教起,他便以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思路来著书立说,涉及文学、语言学、哲学、历史及其他诸多领域,包括古籍整理和汉语言文字学等.他在众多的杂感、随笔、小品、美文以及演说中有意识地进行了比较文学研究,如《吾国与吾民》（1935）“应用了比较文化的方法,旁征博引”,《生活的艺术》（1937）“包含着比较文化和比较文学精髓”[5].同时,他还有意识地自觉参与到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中,如他在《论西洋理学》一文中跨越了文学、语言学、人文甚至自然科学等学科边际：“亚里士多德善于分析物理、心理及一切自然现象,其理论方式完全与近代欧西论著相同,今日学生读亚里士多德,完全仿佛在读十九世纪的论文等中世纪之末,欧洲文艺复兴,直接希腊罗马的遗绪.”[6]这种横、纵切面的分析方法表明,林语堂是一位能够跨越科际并进行成功整合的“通人”,他把文学置于一个广阔的历史、文化和学科背景下,通过考察文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充分展示文学的本质内涵,揭示文学发展的方向.因此,本文尝试对林语堂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中所做的努力进行系统梳理与辨析.
二、林语堂的文学与语言学视域
1919年9月,林语堂到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留学,1922年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辗转到德国莱比锡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选择语言学专业,经过多年欧美学术熏陶的林语堂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语言学,具体体现在其博士论文《古代中国语音学》.在欧洲研究中国的学问“一面反映了林语堂在中西文化经历上的独特之处,一面又反映了视点变化和距离改变所带来的认识与方法的差异”[7].1923年,林语堂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年底发表《科学与经书》中提出“用西洋学术的眼光,见识,方法,手段,及应凭的西洋书籍,来重新整理我们的国学材料”[8],以此响应胡适提出的“整理国故”的主张.1924年9月,他加入新文化社团语丝社并成为《语丝》周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在散文创作中坚持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方向,他从自己擅长的语言学专业入手,在对中西语言差异的探讨中积极支持胡适和陈独秀领导的文学革命.有学者认为：“从文言到白话,从汉语到英文,从散文、随笔到小说、传记,从翻译、创作到学术研究,从语言学家、文学家、翻译家到发明家、出版家,林语堂始终以语言学研究为基石.”[9]《语言学论丛》（1934）就是林语堂坚持科学研究方法的延续,胡适在写《入声考》（1935）时也多次向他请教.可见,林语堂深厚的语言学造诣是他自觉形成比较文学跨学科意识的一个重要根源.
林语堂融会贯通语言与文学,他把中国语言文字与欧洲语言文字进行比较,认为中国语言的单音组织和象形字体对文学作品的格调有直接的影响,“中国人的思维与文学的特性,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是源自汉语的单音节性”[10].虽然汉语的单音节性决定了其使用象形原则的必然性,但林语堂并不片面地看待一国语言对文学单方面的影响：“每一民族都发展了一种最适合于本民族语言特性的写作系统.”[11]同时,林语堂也注意到中西语言在语言传承上的类似：“汉语的基本构造完全是具体的并非抽象的,像盎格鲁-萨克逊语一样.而经典文学的传统留给我们的词汇,则更偏重藻饰,词义也更精确,与英语中的罗马语部分相类似.”[12]他从英语语言的兴起阐发汉语文学的未来：“最好的现代英语散文之所以出类拔萃,是由于它健康地融合了来自日常英语的既具体又形象的词汇和出自罗马传统的意义更确切并兼有书卷气的词汇等如果一位真正的文学巨匠将这两个因素融合在一起,那么他就会造就出一种具有最大的表现力,最优美的散文来.”[13]林语堂对中西文学与语言关系的对照研究论述完全是植根于其精深的语言学造诣.他在文学创作中强调“辞达”、“达意”等概念：“凡能尽孟子所谓辞达之义,而能表现优美的情思的,都是文学.”[14]他从语言方面对中西文学比较印证,主要表现在他提倡文学语言须清顺自然、灵健雅致和幽默风趣等方面.
首先,林语堂认定清顺自然的语言是一国文学发展的根本前提.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作家但丁、薄伽丘用民族语言创作而带动“国民文学”的发展给了他启示：“我们提倡白话文学就先得对白话对国语有相当的信任,知道我们日常所讲的国语足以传达我们的意思,也能够传情.”[15]林语堂对白话文学的未来充满信心,极力赞同常语、俗语的运用：“[一千年以前]那些通俗小说的作家等被迫用白话写作,以求得大众能够读懂,是他们在活的语言中奠定了文学的基础.”[16]因此,他表示为文时不要有“作文章”的观念,而主张以业余者态度写自己的心里话：“我们要写好的白话文,一定要把‘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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