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相关论文范文素材,与科举学与科举文学的关联互动相关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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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考试内容和文体来看,科举兼具经学考试与文学考试的性质.科举对中国古代文学影响的主要方面是积极的.科举时代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读书至上的诗书社会,是一个朝野尚文、大多数读书人皆能吟诗作文的文学社会.科举与中国古代文学息息相关,当今科举研究也与古代文学研究密切相关,两者关联互动.从科举学进入文学,主要是为科举制平反的大环境,为重新认识科举文学的价值提供了舆论与理论支撑.由文学进入科举学,则是从文学领域为科举学开拓一个广阔的学术空间,使科举学更为繁荣.

关键词：科举学；科举文学；科举

中图分类号：D6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2）06-0025-08

收稿日期：2012-10-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研究”（AFA110008）

作者简介：刘海峰,男,福建泉州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科举学是近年来日趋活跃的一门专学,科举文学是逐渐受到重视的一个研究专题,两者关系密切.笔者曾发表《科举文学与“科举学”》一文,阐释了科举文学的概念,分析了科举文学的主要内容以及从科举文学走向科举学等问题.本文将在前文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科举的文学考试性质,梳理唐宋科场中经术与文学之争的脉络,探讨科举评价与科举文学史的重写、科举文学研究与科举学的互动关系等问题.

一、科举的文学考试性质

从考试内容和文体来看,科举具有文学考试性质.文学科举产生了科举文学,科场中产生的试帖诗与律赋、策论、八股文本身便有一定的文学性,而且以文取士与唐诗的兴盛、唐宋古文运动、元代戏曲、古代文论等都有密切的关系.由于科举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明清两代大部分小说或多或少与科举相关,或者至少找得到科举的痕迹.

取士应该以经学为重还是以文学为主,曾经有过曲折反复和激烈争论.在实行科举制的1300年中,从唐代至元代科场中存在错综复杂的经术与文学之争.经术指中国传统的经学儒术,即统治者一向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经典学说；文学指注重形象思维的文章辞赋,即讲究赋、比、兴,祖述风、雅、颂的诗歌文采,以及追求词藻华丽的写作章法等.文学才能向来是科举取士的一个主要衡量标准.

初唐史臣对文学的功用已有精炼的概括.魏征等在《隋书》卷七六《文学传序》中说：“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或离谗放逐之臣,涂穷后门之士,道轭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潭,自致青云,振沈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姚思廉在《梁书·文学传序》中也说：“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恶,非文莫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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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一个崇尚文学的时代,大唐帝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相对其他朝代而言,唐代的科举取士特别是进士科较重文学诗赋.自调露二年（680）刘思立建议进士加试杂文以后,“文擅清奇,则登甲科,藻思小减,则为不第.”唐玄宗在位的盛唐时期是最重视以文学取士的时期之一,进士科被称之为“词科”,进士出身者在唐代政治中的影响也迅速增大.随着诗赋在进士科考试中成为主要内容和录取标准,甚至以诗“赎帖”取代经学考试内容,进士科的文学考试性质日益明显.“国家代天下以文明,奖多士以文章”；“国家以文德应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选士,以文学取士：二百余载,焕乎文章”；“今则仕由文学,著官至清显”；“当今由文学求用”.这类说法在唐人文集中经常可以看到.

“晋人尚旷好醉,唐人尚文好狎.”崇尚文学、以能文为贵的社会风气在唐代颇为浓厚.唐代文学繁荣昌盛,诗歌尤为普及、优美,因而唐代被后人称为文学的时代.中唐时独孤及说：“唐兴百三十余年,天下一家,朝廷尚文.”由于朝廷尚文并以文取士,因此朝野上下皆贵重文学,以不能文为耻.随着进士科的文学性质愈来愈明显,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的距离也愈来愈大.因此,在许多中唐士大夫看来,进士科乃离经叛道,于是出现了激烈的经术与文学之争.这种争论在唐后期到北宋中叶之间延续,并往往与科举取士中的子弟寒士之争、区域公平之争等交织在一起.

宋代的经术与诗赋之争愈演愈烈,进入了针锋相对的冲突阶段,许多著名人士都卷了进去.在北宋中叶的两派争论中,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等属于经术派,欧阳修、苏轼等属于文学派.他们在主持科举考试时,或侧重文学辞赋,或侧重儒家经典.到后来,为平息长期以来的经术与文学之争,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三省奏立经义、词赋两科.此为倡导进士分立经义与诗赋两科取士的开端,然而,以北方人士为主的洛党力主以经义取士,反对恢复诗赋,而以南方人士为主的蜀党则要求恢复诗赋.到元祐四年（1089）,才最后确定分经义进士和诗赋进士两科取士.

唐宋之间重视用诗赋为考试内容,除了由于朝野重文风尚以外,还因为诗赋具有较客观的评判标准.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礼部贡院言：“盖诗赋以声病杂犯,易为去留,若专取策论,必难升黜.盖诗赋虽名小巧,且须指题命事,若记问该当,则辞理自精.策论虽有问题,其间敷对,多挟它说.”元代也有人认为,诗赋取士格律精当,有利于评卷至公无私,因此得人最多,被前人视为“将相科”或“龙虎将相之目”.而若只用经义、明经等科,“将见公道扫地,关节大行,上下成风,相率谀伪,其弊有不可胜言者矣.”可见,专以经义取士也有很大的弊端,最好是词理文采兼备.

诗赋不仅能考察形象思维能力,而且也能反映一个人的文化素养和文学水平.由于帖经和墨义测试的是较低层次的技能,故逐渐为人所轻,至宋代以后慢慢退出科场.后来诗赋又逐渐演变成宋元时文,到明代则主要考八股文.八股文以经学为里,文学为表,以义理为风骨,内容虽是经学,形式却是文学,是一种糅合散文的章法、骈文的排偶和近体诗的格律而构成的一种文体.试帖诗和八股文有一共同点,即都有格律规范,要求很严,这两种考试文体都易于出题,易于判别水平高下,一眼就可看出轻重优劣.在极端严格的形式之下,要能出奇制胜,写出意义不俗、文字优美的文章来,确要有很高的文字水平和思维能力.而且,古人认为文如其人,八股文关乎人的品性.清人便说：“制艺一道,实与造化相通,因风会为转移也.”“今日制艺,即汉宋策问.寸晷之中,而其人品谊觇焉,学问见焉,性情出焉.”虽然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文章辞章,从今天看来,科举是一种经学考试,但同时也是一种文学考试,一个人的文学水平往往决定其是否能被录取.1903年,有位西方人士在《中国的三年大比》一文开头便说：“文学才能在中国享有最高的声誉,政府官员都选拔自受过教育的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读书人信奉的信条,在许多方面可以把它看成是柏拉图理想的哲学原则的注释.”科举制的真正目的并非选拔文学家而是选拔从政人才,以诗赋文章作试题并不是为了考察应试者的特殊文学天才,而是为了测试其智力水平和文化素养.诗赋可以言志,家事国事天下事、个人抱负和习性好尚皆可以从诗赋中曲折表达和宣泄出来.只有才情并茂、文理优长的人才写得出好的诗赋.而八股文、策、论等文体,考察的标准也不外乎“文”与“理”两个方面,文采始终是科举考试注重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总体而言,科举始终兼具经学与文学考试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