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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鹏飞先生(1920-2011)是我国著名大气物理学家、气象史学家、气象教育家、气气象史志研究学家.他在气象辞书编纂及名词研究与气象科普工作等方面都卓有成就,成为国唯一认真对气象学名词探讨,并能从理论及实用给方面加以细微考虑及发表大量论文的气象专家.本文运用资料分析法和文献分析法对王鹏飞先生所发表的文章和气象史学建设工作进行尝试性的分析研究,得到了他对于气象史的研究充满着去伪存真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想,以及他带着对前人探究的一些疑问去重新考证的钻研精神都值得让后人学习.
[关 键 词]王鹏飞;气象科技;科学思想
王鹏飞先生是我国作为我国解放前毕业的中央大学气象系第一届唯一的毕业生,为新中国气象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南京气象学院(现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凝结了王教授大量心血.1960年,朱和周、王鹏飞、冯秀藻一起负责筹办南京气象学院并分别筹建最早的三个系科――天气动力系、大气物理系和农业气象系,这在日后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气象专业人才.同时王老先生为气象事业奋斗的数十载中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著作和讲义,其中体现了他的不少创新的科学思想和严谨的学术精神,正当我国一股否定人工影响天气的科学性风潮弥漫各地时,王先生发表了《天气导变学发展的讨论》(1980年),明确提出人工影响天气是一门科学,并从这门科学的历史发展、人类对这门科学的渴望,这门科学有异于别的科学的特点及发展中的几次突破等方面出发,提出了《天气导变学》这个符合科学特点的新概念,指出人工影响实际上采用的是因势利导的手段,旨在引导自然向有利于人类方向演变,并非超越或脱离自然规律的人为绝对控制,还指出这门科学尚不成熟,必须进行长期研究,不能中断实验,而且进行这种试验是人民的愿望,决不是行政措施所能抑制.这篇文章对我国后来人工影响天气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王鹏飞教授对我国气象工作的贡献是巨大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但是由于涉及的知识大都属于专业范畴,故对其研究的学者和学术文章并不太多,本文旨在从王老先生发表的文章和参与的气象史志学会工作出发,对其科学思想以及科学精神做一下浅析和尝试性研究.
一、去伪存真、理性怀疑
王鹏飞教授不仅仅在大气物理方面有很深的研究,他还有一个突出成效的开拓性工作是气象史的研究.王鹏飞教授在1983年起即与谢义炳、吕东明、熊弟恕、洪世年等创建气象史志研究会,历任研究会主任,组织其研究活动,培养了一批气象史志人才,交流研究经验,指出正确的研究方法及原则,并且发表了数百篇气象史志的文章,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气象史研究成果.
但由于我国气象观测记录的历史悠长,古人对于气象观测记录与现代有偏颇,而建国前我国的研究大多凭一些少量的历史文献去做研究从而得出的结论难免会有一些偏颇的地方.如王教授发表的《中国和朝鲜测雨器的考据》(1985年《自然科学史研究》)中指出竺可桢先生对于测雨器最早出现在中国这一说法是有谬误的,他引用了竺可桢先生的看法所依据的史料,并归纳了竺可桢先生的观点.这一曾被认为是正确的观点影响了当时一批研究测雨器的学者,如王鹏飞教授自己曾在《气象学基本原理》一书中便采用了竺可桢的观点.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中也认为朝鲜雨量器源于中国.另外《中华气象学史》(1980年,刘昭民)也据竺可桢1926年论文中的看法,认为清康熙时(朝鲜肃宗时代)中国制有测雨器.但是王鹏飞教授并没有因此停止对其的深入研究.在又参读了诸多史料后,王鹏飞教授发现了一些出入,故而促使他继续查找了我国有关测雨及朝鲜有关测雨器的文献,于是发现了竺可桢先生的一些论据存在问题.在经过大量史料收集整理和引经据典之后,王鹏飞教授终将大量论据归纳为六个理由得出了世界上最早发明测雨器和建立测雨网的是朝鲜.其中几点如:朝鲜在1770年早测雨器,上述资料已明白指出是“仿(朝鲜)世宗朝旧制”,而不是仿中国所制;明清之际,平时中国并无驻朝人员,只是常互派试着往来而已.因此不可能由中国人员在朝鲜制造测雨器.当时朝鲜虽有华侨,但也不可能由华侨自行筹资制造这种测雨器;刻有“乾隆庚寅五月造”的测雨台是以花岗石建造成的,不易算坏,应当能保存到现在而不磨灭,但迄今为止在中国并未发现过这种测雨台.[1]
王鹏飞教授通过对比中朝当时的历史文献和对测雨器的具体材质考据,以其细致入微的研究推翻了过去几十年对于这种说法的错误观念,并且一直保有着理性地态度去看待这些存在疑惑的问题,对竺可桢先生的观点在他存疑时也进行书信的探讨过,这对于经后研究这方面史志的学者都具有很有价值的参考意义,并且这种科学精神和思想也影响其后一批人的学术研究.
二、开放争鸣、继承创新
百家争鸣与继承发展老一辈奠定的科学思想一直是王鹏飞教授在数十年学术研究中推崇的一种思想,他在1993年的气象史志研究会南京会议上报告《在改革开放中发展竺可桢气象史研究的几点认识》中提出未来的研究趋势应该是开放性的学术交流.他认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气象史志研究会是一个民办的研究团体,它进行的是气象史志的学术性研究和交流,不同的研究成果即使结论完全相反,也可以在会中讨论争鸣,只要这些成果是学术性、有充分根据、合乎科学道理的.他同时还赞成竺可桢所提出的“一以理智为依旧”和“实事求是”的说法.他还在《在中国气象史研究中怎样继承竺可桢的开拓性精神》中说道:我国气象史研究是由竺可桢开创和奠基的.而他自己就是个很好的执行者.[2]在研究气象史志方面,很多关于气象观测变化类的前人研究的不少,但是能通过现代的一些技术与史料相结合提出自己的不同观点,形成一种如波尔与爱因斯坦学术观点争辩般的讨论,这是给科学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一个社会要真正重视科学则首先注意科学环境的创造和维护.
同时,王鹏飞教授提出竺可祯先生是为了开展我国气象事业及气象科研而研究气象史的.例如:他的第一篇论文《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1916)中,就为提倡我国遍设气象台、长期观测雨量,介绍了徐家汇历史雨量资料及朝鲜在15世纪已有测雨器的历史.在《东南季风一与中国之雨量》(1934)中为研究季风与雨量的关系,介绍了晋法显(334一420)《佛国记》、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有关季风及信风航行的历史,用苏轼(1036一1101)《舶遵风诗》说明信风一与梅雨出现的先后,用明谢肇宁制《五杂俎》介绍梅雨特点.竺可祯对自明清到民国初年气象观测史十分重视.在《前清北京之气象一记录》(1936)、《中国之温度》序(」940)、《中国近代科学论著丛刊一一气象学》序(1053)等文中,反复从不同角度介绍这一段历史.在上述最后一文中,更系统地总结清代到解放前外人在我国的气象工作及我国近代自办气象工作的艰苦情况.对比解放后独立自主地发展我国气象科学盛况,有重要参考价值.他还引用许多古籍,在《中国过去在气象学上的成就》(1951)中介绍我国数千年来在气象学上的主要成果、揭示了清乾隆、同治、光绪等朝在我国进行气象观测的外人及其机构.在推动我国气象史研究中,影响很大.而对于竺可桢先生的气象史研究,王鹏飞教授提出要进行开拓和继承.他列举了五点.
(一)拓展竺可祯气象史研究的领域竺可祯不墨守成规,他的论文中有气象观测史、季风梅雨史、气候变迁史、物候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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