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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铸币税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政府非税收入,是货币当局通过发行纸币所获取的财富.为弥补财政赤字,扩大财政支出、降低失业率,政府有获取铸币税增加财政收入的动机.作为货币发行机构的中央银行容易受到政府的干涉,通过超发货币以获取最大化铸币税.由此会引发货币扩张、通货膨胀等问题,最终损害到公民的财产权.现有的货币规则无法保证中央银行独立执行稳定货币的基本职责,惟有建立一种宪法性的制度安排,才能在促使货币当局担负起货币责任的同时,限制其权力的任意扩张.

[关键词]铸币税；非税收入；货币宪法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2.0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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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的经济主权主要有两个：货币主权和税收主权,其中货币主权在经济上的存在形式主要是政府的铸币税收入,即政府通过货币发行取得的收入[1].近年来,政府及中央银行通过超发货币,引致通货膨胀,从而获取了相对于征税来说较为隐蔽的、可观的铸币税.然而,铸币税的大量获取,必然会扭曲一国的财政收入结构,并引发经济危机乃至宪法危机.因此,通过有效的宪法规则,规制政府和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权,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就目前宪法学领域的研究来看,对这一问题还缺乏必要的关注.本文拟从宪法学角度对铸币税的性质、存在形式、政府铸币权的行使等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规范铸币税的具体思路.

一、作为政府非税收入的铸币税

一般而言,货币发行成本和货币面值间的差额就是铸币税.铸币税不同于税收,而是通过货币铸造行为获取的收入,铸币税是政府发行货币的结果,货币发行是铸币税的源泉.铸币税是一种特殊的政府非税收入,铸币税的产生、发展与政府的公权力息息相关.

铸币税的英文是seigniorage,有人将之译成铸币收入或者铸币收益.[2]铸币税产生于金属时代的后期.[3]金属时代后期,铸币者逐渐发现,货币本身的实际价值即使低于它的面值,同样可以按照其面值在市场上流通,这样,铸币税就产生了.起初,任何人都有可能铸币,其后铸币权逐渐被国家的统治者所垄断,铸币税与统治特权的关系日益密切.在中世纪的欧洲,铸造货币的权力为封建君主和领主所垄断,民间如要将贵金属铸成货币,需向领主缴纳一定费用,该费用扣除铸造成本后的收益,归封建领主所有.该收益是封建领主凭借其统治权而得到的净获利,这种利益便是铸币税.在历史上,铸币税经历了两个阶段的衍变[4]：一是金属货币阶段.在这个阶段,统治者为牟取暴利,故意降低货币的金属含量,改变其成色.统治者在贵重金属中掺入的低廉金属成分越高,获取的铸币税收益就越多.二是信用货币阶段.在这个阶段,金属货币发展为信用货币,开始实行脱离金本位的纸币制度,政府垄断了货币发行权,政府银行通过开出支票和投放贷款的方式,以极为低廉的成本获取铸币税.可见,信用制度下的铸币税是无限的.当然,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了铸币税的获取.因此,现代经济学认为,广义的铸币税是货币当局通过发行纸币获取的利润,其中包括货币当局（中央银行）所获得并上缴财政的利润,还包括货币当局通过购买国债向中央财政提供的资金,再就是政府财政通过直接发行通货所获得的收益.[1]

铸币税与税收有着某些相似之处.比如,在有些国家,铸币税成为政府除税收、公债之外的一项重要收入,是政府为解决财政赤字而使用的重要融资手段；铸币税与税收都是依凭政府合法的强制权力来获取的,都属于财政收入的范畴.不同之处在于,税收是政府为实现其职能,依据法律规定,由专门机构凭借政治权力就纳税人的财产和特定行为所实施的强制措施,其收益是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5]而铸币税则是货币当局货币发行的结果,与税收有着质的区别.在信用货币制度下,政府通过货币发行取得的是对货币资金的一种占有或使用,政府因此承担着偿债的义务.或者说铸币税是一种债务收入,而税收则是国家专门机构对纳税人财产实行的强制占有,并导致财产所有权的转移.铸币税的权力主体只能是中央政府,而税收的权力主体则包含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二、铸币税与政府的铸币权

从货币发展轨迹来看,当国家垄断了铸币权,铸币税就同国家权力紧密联系在一起了.[6]（P23-32）如果说在金属货币年代,货币的币材还能制约国家的铸币权,使其不能为所欲为,而进入到信用货币年代,由于印制纸币成本很低,铸币税作为国家信用,就愈发表现为国家和政府的意志.于是货币成了国家意志的产物,铸币税制度也同样成为国家意志的产物.当然,说它是政府意志的产物更为确切.[7]

“政府发行和操纵货币的专有权之后,铸币税只是政府实施其主导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极大地有助于政府权力的广泛增长.当代的政治很大程度上以下面的假设为基础：政府有权随自己的意愿创造任何数量的货币,并使人们接受之.政府据此而强有力地捍卫着自己的传统权力.”[6]（P31）为了实现铸币税收入的最大化,政府会通过其政策控制货币的供给量.在“货币数量论”模型下,铸币税收益总是与通货膨胀联系在一起.通货膨胀会因为通货膨胀预期的增加使货币需求降低,从而形成对政府追求扩大货币供给量行为的一种抵抗.为防止货币需求在通胀预期下的降低,追求铸币税收入最大化的政府会尽可能扩大货币增长率,从而导致货币需求主体的预期无法及时调整.其结果会形成一种货币扩张,导致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其实质就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一种博弈.[8]由于面对这种“廉价”货币政策的诱惑,理性的货币当局会采取“时间不一致行为”,从而导致一种隐蔽的欺骗,进而带来政府的信誉问题.正如哈耶克所说的那样,“政府的垄断权一直在被滥用”[6]（P33）.对铸币税的追求,通常是通过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来实现的.货币政策不单单是货币当局的决定,更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不同的货币政策会对经济主体产生不同的分配效应,相同的货币政策也会对不同的经济主体产生不同的影响.一些主体受益,另外的主体则受损,并且不同主体的受益和受损程度也不一样.很显然,货币政策是“非中立”的.[6]（P99）另外一些学者指出,公众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中受到比较大的负面影响,它可能导致公众手中一部分实物的流失.比如住宅建筑业,至少会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施工成本增加,致使新的住宅建筑者受损；二是导致住房购买者的支付成本上升.此外,提高利率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使其获利空间降低.[9]相对而言,利率的提高对债权人更加有利.

上述情形在美国的货币实践中有较明显的体现,并且同历次经济危机关联在一起.经济学家对美联储的货币行为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观点[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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