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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大学也就百余年的历史,但中国现代大学的水准公认很高,不论是国立大学、教会大学还是私立大学,都有非常优秀的学校,大学还是老的好,这已成为国人的共识.好大学的标准,通常是由教授和学生来体现的,在这些大学里,教授总是人们议论的话题.

教授的境界

王浩是世界有名的数理逻辑学家,他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是金岳霖的学生,他那一届学生中后来还出了一个殷海光.王浩后来把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度过的那段时光称为“谁也不怕谁的日子”.他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常识不等,相互间会有些不快,但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有两次教师发现讲授有严重错误,遂当场宣布：近几个星期以来讲得都不对,以后重讲.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新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离开昆明后,我也交过一些朋友,但总感到大多不及联大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亲近.这大概和交识时的年龄有关,但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的人在为人、处事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

西南联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教授和学生对中西文化优长的完美结合,这种结合是在自觉状态下完成的.一位联大的学生曾回忆说,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曾说,杨振声先生讲小说必称沈从文,讲戏剧必称丁西林.这话在国文课上只证实了一半,为什么联大国文课本中没有选沈从文的小说呢?据说,当年讨论篇目时,规定过一个原则,凡是本校同仁的作品,一律不予入选,这么一来就连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背影》也没有机会在国文课本中露面了.这看似小事,但它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却是很博大的,这样的小事,我们今天的许多教授就不一定做得到.

教授至上

老大学里的教授,特别是负责的教授,比如各院院长、系主任等,对自己的要求都很严格,一是因为老大学里有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二是教授本身对自己的要求,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自律.

想在老大学里有地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在学术上要绝对有地位以外,在做人做事上面也得让大家看得过去,而且不能有太说不过去的缺点.在老大学里负责,真有点像西方做官,进入公众视野,一般是不能胡来的,大学又不同于别处,大家是敢说话的.

所以老大学里每做一件事,都要先考虑教授们的反应,看看能不能过了他们这一关,要是他们不同意,事情是做不成的,特别是大事.因为大学不是行政机关,教授是这里的主人,大家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有教授才有大学,大学是依赖教授而存在的.在大学里最不能得罪的人就是教授.抗战期间,国家财政很困难,大学教授的生活比战前下降了许多,当时大家都很穷.

1941年,教育部曾规定大学里凡兼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在西南联大,各院系负责人就不愿拿这笔钱,因为这样会引起其它教授的不满,为此联大各院负责人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犹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最后只有每个常委每月领了一份.

这样的事,看起来虽小,但它反映出的却是教授在大学里的重要性,因为是国立大学,从教育界一面说,为了维持战时的教育,给那些院长和系主任一点补助也不为过,但对那些负责教授来说,他们懂得教授在大学里的主导作用,所以从不愿意去伤害他们,尊重教授,是办好大学的第一要事.

教授自由流动

老大学里的教授是自由流动的,所谓自由流动,是指大学校长有聘任教授的自主性,而教授也有自己选择大学的自由,自由流动其实就是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的具体化,由于过去的教授社会地位较高,经济上相对也有保障,这使自由流动成为教授生活的一种常态,就是说,过去的教授一般不会在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大学里混下去,因为有自由流动的机制,也就给教授提供了较为宽阔的生存空间,过去的教授很少终身在一所大学里工作的,特别是年轻教授,他们的流动性是很大的,流动本身是一种双向选择的机制,教授在选大学,大学也在选教授,教授最终固定下来的大学,通常就是他们比较满意的大学,这种自由流动的机制,对于展示一个人的才华是有促进作用的,也能保持教授学术上的活力.

1932年,杨树达在清华执教,当时的中文系主任是刘文典,因为有人说了杨树达的闲话,他就决定离开清华,他在回忆录中记下了这件事,他说：“11日.书与系主任刘叔雅,告以下年不愿受清华之聘.22日.文学院院长冯芝生（友兰）来,言见余与叔雅书,有辞职之说,务请打消此意云云.余答言：‘闻学校有人与余为难,故有彼信,免使学校为难.余学问佳否,姑可不论,即凭余之努力,学校不应因诸先生无知之言而对余不满.’芝生唯唯而去.23日.在清华,刘叔雅来信：学校局面已定,不许余辞职,休假不成问题.此次当教授皆续聘3年,希望假满后仍回学校任教云云.”

这样的情况在过去的大学里是常见的,是真教授就不愁没有去处,当年鲁迅在中山大学,后因傅斯年又聘了顾颉刚来中大,而鲁迅和顾颉刚有积怨,不愿呆在一个学校,所以很快就离开了,由于有自由流动的机制,大学里教授之间的矛盾一般能够减至较低程度.

反对统一教材

老大学里教授的权力之大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对于来自上边的命令,如果感觉不合理,要么据理力争,要么就公开抗议,这一方面说明大学的民主空气很浓,也说明了广大师生有很强的教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1939年3月,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后,为了加强对大学的控制,通过行政手段,对大学教育的很多方面强行统一管理,其中有些规定是合理的,比如统一招生,但也有一些部令是不合理的,如颁布大学课程科目表,统一课程教材,大专以上学校毕业考试实行总考制等等,严重窒息校园的自由空气,限制师生的思想自由,因而引起联大师生的反感和抵制. 1940年6月10日,联大教务会议对教育部的统一大学课程教材和学生成绩考核办法等,据理抗驳,要求教育当局给予学校更多的教学自由,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明确表示“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好在那时教育部管事的人也多知道大学教授的厉害,所以在许多时候,并不愿意得罪他们,老大学里教授们反对行政当局的事是常有的,因为那时大学教授可以自由流动,在校内他们不必害怕校长,更不必害怕教育当局,不合适就走人,此处不留自有留处,整个心态从容而平静,因为教授都知道自己的价值,管教育的人也都明白因为有教授才有大学,而不是有了大学才有教授,这就是教授第一的传统.

张奚若的士气

张奚若先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专业是政治学,早年是很敢说话的人,后来虽然不大能说话了,但张先生的敢言还是很出名的.1949年后,张先生还劝过执政者不要好大喜功.张先生过去和胡适的关系非常好,青年时代遇事总愿和胡适商量,但中年以后在大事上和胡适多有分歧,就个人气质说,张先生比胡先生要激进一点,或者说,更具理想主义,太相信别人的承诺,比如关于联合政府的号召之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张先生是那一群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代表,他们痛恨国民党的腐败,但又较为迷信新生力量.但不管怎么说,张先生都不失书生本色.

西南联大时期,有一次张先生去参加国民参政会,他发言抨击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蒋介石打断他的发言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先生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离开会场回到昆明.下次参政会再开会时,他接到寄来的通知函的路费,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不出席国民参政会了.

教授学术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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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荪的傲骨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风采.中国传统士大夫发展到现代知识分子的道路是很曲折的,而且现在也不能说是彻底完成了这个转型,但近代以来,经过几代知识分子的努力,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应该说也植下了一点根基.

上世纪40年代末,张东荪说过这样的话：“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50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界文化界养成一种所谓Liberal Mind.此词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张东荪认为这种精神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他觉得当时中国文化界已有这样的风度.

怀疑的精神和批评的态度,在当时接受西方文化的人们当中已经萌芽.他说：“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虽然有待于将来的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为了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