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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

不久前我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讲起改革来还是颇为沉重?再进一步问,为什么我们这个体制,改起来那么难?这里有不少感慨.不是吗?中国这个要改革的体制,从1952年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到1978年,总共也不过就是26年.其实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元素还在,农民要入的是基于土改而成的劳动者私产的合作社,在理论上还可以退社.农户自留地的面积蛮大的,此外尚没有搞政社合一,没有城乡户籍控制,也没有从这个产业到那个产业,这不准、那不准的那一套.

换句话说,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命令体制,应该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间形成的.总计20年时间,搞成了那么一套管得死死的体制.可是要改这套体制呢?从1978年算起,到2013年已经35年了,人们还在呼吁改革、讨论改革、建言改革.这么一个现象里面,必定有一些道理.为什么我们过去形成的那套体制,改起来特别难?

当改革遇上“大词汇”

现在的一个认识是,维系老体制的既得利益太顽固.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改革以来国民经济壮大了多少倍,所有既得利益也一起壮大了.现在一件事情,背后都是多少亿、多少亿实实在在的利益.既得利益很大、很顽固,于是改革就难了.

但是,哪个国家在哪个历史时代都有既得利益问题.一套体制就是一个既得利益格局,从来如此.改革要改游戏规则,也就是要改变经济竞争的输赢准则.游戏规则改了,原先的赢家不一定继续赢,当然不可能高高兴兴就退出比赛,总还想维系老规则,继续赢下去.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样.所以要问的是,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什么显得特别严重?

我的看法,计划命令体制不是从实践中自发建立起来的.它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按照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构造出来的体制.如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家超级国家公司来处理,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市场里是出现过一些大公司,但要让公司大到覆盖国民经济,以至于可以消灭全部市场关系、完全靠“看得见之手”来配置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那还是要差十万八千里.但是一旦把这么个超级国家公司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形态,谁能随便改一改呢?明明行不通,一改就碰上“主义”的大词汇,碰不得,只好拖来拖去,把毛病越拖越大.

所以恐怕还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而是包上了“大词汇”的既得利益,才特别顽强,特别难触动.谁也碰不得,一碰就成了“反社会主义”――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还有一个罪名叫“反苏”――本来是怎样搞经济的问题,非常实际的事情,水路不通就走旱路,高度依赖经验和实践效果.要是意图老也实现不了,不妨考虑改一改方法吧.但是“大词汇”当头,点点滴滴改进的难度骤然变大,一静一动之间好像都触犯了制度底线,既得利益就变得很僵硬.

推进改革,首先就要回到经验的基础上来,也就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的理想要坚持,但究竟怎么在中国一步一步实现,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也要根据实践效果来调整.非要人民公社,非要政社合一,非要搞得种田的人吃不饱饭,才叫“社会主义”?久而久之,人民对那套“大词汇”就不会有信心,也不会有兴趣.

其实世界上各种经济体制,互相比赛的是一件事情,那就是纠错能力.哪有不出错的制度?资本主义了不起,《共产党宣言》说它创造了超越以往一切时代的革命性的经济成就,但为什么老是闹经济危机呢?还不是那个体制会出错?过去以为搞了计划经济就可以消除了危机,实际上无论在前苏联还是在中国,经济决策同样也会出错,否则为什么隔几年就来一次“调整”?经验证明,出错不可免,问题是纠错能力强不强.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个优点,但前提是决策要对.决策错,又集中,那错误也大,且纠错比较困难.改革无非是系统性地纠错.

不改革麻烦会更大

这里存在一个悖论：计划体制本来就是因为纠错能力不够强,非积累起很多问题才需要改革.但打出改革的旗帜,我们体制的纠错能力就自动变强了吗?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偏向,千难万难,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进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有一种舆论就认为我们的体制是全世界最灵光的体制,再不需要改了.

既然改革这么难,那么干脆不改了行不行?干脆宣布中国已经建成了新体制,再也无需改革,行不行?想来想去,答案是不行.因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烦在后面.大体有三个层面.

怎样撰写国民经济本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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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会矛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

浏览最近新闻,刘铁男案、刘志军案、东北四天里的三把大火,还有延安城管的暴力执法,看得心情不能不沉重.当然也可以说,这么大个国家,总有负面新闻,也总有偶发因素、纯个人的因素.不过个人感受,这些新闻事件还是反映出高速经济增长的中国社会肌体里,带有令人不安的体制性疾病.中国是比过去富了很多,但富得不很健康,到处可见富态,也可见病态.

以高官贪腐案为例,涉案的金钱数目巨大,本身就够刺激.更要命的地方是,那可不是抢银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产品.“利用职权”能带出如此数目巨大的非法收益,不能不判定现行的职权利用体制存在着巨大的漏洞.仅办贪官,不改体制,老虎、苍蝇生生不息,没完没了.

一个国家粮库,一次过火面积就是几万吨存粮.网上议论,向着“天下粮仓”的方向去破案.究竟如何,要看调查结果,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不过以过去的经验推断,仓储存粮数目过于巨大,与价格机制被严重干扰总有某种间接的联系.现在财政对粮食的补贴,到每户农民头上的还不算多,但总量已经不小.这对粮食总供求当然有影响.不补贴呢,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似乎都有麻烦――是为两难.出路之一,是适度提高粮食种植经营规模.为此,需要进一步厘清土地承包权、发展农地转让权.就是说,需要土地制度方面的进一步改革.延缓地权改革,只靠粮食补贴,财政能力是一个问题,补来的粮食压库,社会成本过大,管理负荷过重,怕是不会长久的. 还有吉林那把大火,工厂里面工人在干活,但车间门被反锁,着火了人也跑不出来,活活烧死!经济发展当然要支持民营经济,但民营企业也一定要保障工人权益.这些不同权利之间的平衡,不可能仅靠各方自觉就可以自动实现,要有政府来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