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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学术推向世界一流
几年前,我在人民大会堂首届长江学者大会上感言：我们这些搞经济、金融科学的,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克曼、蒙代尔一起受聘为首届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本人羞愧难当!
先从故事开始,2003年11月武汉大学110周年校庆,我受武汉大学委托,特请了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克曼和蒙代尔参加这一活动,另外,我非常崇拜数学家,特别邀请了新得菲尔兹奖的数学家,IAS（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Voevodsky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他到武汉后,我的麻烦可多了.第一,他不愿意见人.武汉大学领导只好到他酒店的房间里拜访了两分钟不到.第二,他每天早晨三点要跟动物在一起玩.我安排了几位学生陪同,他不是很爽快地答应了.第三,他要花三天时间到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去玩,并要看狗熊或至少是狼一类的动物.这下把我和武汉大学外事办的人给急死了：动物伤了他或吃了他怎么办?幸好,他活着回来了.
我有很多机会同他探讨如何把中国的数学建设成世界第一流,他回答得非常简单：借鉴IAS,把几个年轻的大数学家像他那样养着,中国一定会留住世界上最好的几个数学家.他也感叹俄罗斯的好数学家都到美国和欧洲去了,因为俄罗斯也没有条件养这样的大数学家.
大学需要大师,武大郎开店是阻碍学术进步的极大障碍.中国当然有钱养几个IAS里的国际大数学家,可悲的是我们没有看到大学或科学院做这样的事情.2003年北京大学搞改革,我向张维迎提了类似的建议：只要请四位真正世界一流的,不超过四十五岁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就可以了.宏观经济学请个世界级大师,微观经济学请一个大师,计量经济学、金融学再各请一个大师.只要有这四位大师级人物,许多亚洲青年学生就会到中国留学,而不会选择去英国和欧洲.这样一来,我们两个和林毅夫都只能当服务员了,我们几个北大经济学一级教授都趴倒在地――我们不趴倒在地,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就永远不能达到世界三流.如果不摒除武大郎开店的陋习,再好的改革也不过是三教九流的人轮番登场瞎唱主角罢了.
我认为这是可行的,也是能做到的.战国时代、魏晋南北朝,我们出了那么多有名的思想家、科学家.今天,我们应该建立起类似的研究机构,办几所名符其实的高等研究院.我们完全有财力,养得起一批士大夫.
那么,如何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呢?我们从普林斯顿这个小城镇当初如何办起高等研究院IAS得到一些启示.1933年,班伯格兄妹捐了500万美元,办起了日后对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成立之初,该院只请了五个人.他们是爱因斯坦,冯诺依曼、戈德尔、数学家亚历山大和沃尔布伦.结果,靠这5人普林斯顿的IAS名声大噪.
对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大家并不陌生,也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中国二十世纪,几乎每一位世界级的数学和理论物理的科学大师都与普林斯顿小城里的高等研究院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年,院里要把陈省身先生留下来,让他当数学联刊主编；华罗庚先生成名于普林斯顿小城里的IAS；杨振宁先生、李政道先生也在那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丘成桐先生在那里获得了菲尔兹奖.
长期以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的,是无用知识的有用性.只有无用知识,才是最终最有用的.科学巨匠牛顿、爱因斯坦,他们的科学研究对后来的科学发展影响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我们需要更多踏踏实实坐冷板凳、扎扎实实搞学问的人.
我们做学术缺钱吗
100年前（奇迹的1905年）,爱因斯坦作为一专利局的小职员,在非常一般的生活条件下,居然写出了划时代的五篇论文.现在的长江学者和许多所谓的经济学家比爱因斯坦和中国战国时期思想家的生存环境要好多了,但我们却做不出小成就.
据我所知,中国许多所谓有点名气的经济学家就只知道到处赚外快,哪里有心思做学问.在国外读了经济学博士,便去投行做出卖中国的勾当!
中国在基础教育,免费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府支出的人均水平和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在世界上是非常低的.我长期在世界银行工作,我为此感到羞耻：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啊!
十多年来,我们在武汉大学就是自己拿钱办形而上的学问班.现在国内可以摸钱了,我们大家便都跑回来.这是哪种德性呀!还口口声声说是爱国爱校.荒唐!我们有多少小孩子上不起学?!我们有多少穷人看不起病?!我们有多少退休工人和老人农民完全没有社会保障?我们好意思把钱带去国外吗?
美国高校是怎样的
用几个例子说明两点,看看美国是怎么办高校的.
第一,在职的政府官员在美国大学是绝对不容许兼大学教授的,除非离开政府机关之后才可以,如有名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前主席PAULVOLKER就当了普林斯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他没有事干,到处玩.他在中国北京和上海玩够了,便要我安排他到武汉大学讲座并游三峡.武汉市政府还认为我了不得,能请这样的大人物到武汉!其实,他只是想看看武汉大学的风景和三峡的风景）.
但是,基辛格在1960年代既想当政府官员,又想保留哈佛的兼职教授.哈佛校长说：没门!基辛格同班同学布热津斯基也受到了同样的对待.MIT的经济史学家罗斯托以《经济成长阶段论/非共产党宣言》一书而成名.由于他在政府里混得太久,关系太深,MIT的萨缪尔森和索罗等人便不要他回MIT了.后来他只好去德克萨斯的奥斯丁分校.罗斯托的故事我就留给中金公司的上市专业户杨昌伯和丁伟讲给你们听了,因为他们两个都在德克萨斯的奥斯丁分校呆过,他们也曾是我们世界银行的运作部的高级经济师.学问是不做了,跟胡祖六,谢国忠,李山和蔡京勇他们一样进了投行.萨缪尔森说他一辈子最荣耀的是没有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住过一夜,而中国的明星经济学新闻工作者离开北京就睡不着觉：当然在外地养二奶除外.弗里德曼说得比较温和：年轻人,花点时间在华盛顿吧,但是不要超过两三年.巴罗说得较尖刻：两三年在华盛顿都太长了!
卢卡斯是最尖刻的之一,他从不到美国国会和白宫来.我在武汉同巴罗吃了许多次中、晚饭.有一次,他看见我同几位中国人都在桌上,马上回到了他白玫瑰酒店的房间.一会儿,我的学生（也是巴罗的助手）王鹏（现在NYU念博士）来了.王鹏问我那些人是干什么的.我说,你告诉罗伯特,他们也是书呆子.果然,巴罗一会儿又哈哈大笑地回来了.
第二,如果大学教授要到政府里去当官,保留两年教授资格.两年一过,必须回学校报到,否则就开除.1983年,我一到哈佛,费尔德斯坦叫苦地从白宫回到了哈佛.他刚干了两年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相当于部长级的）工作.他是系里极少数的里根共和党成员,而系里大多数民主党教授非常希望费尔德斯坦不要回来或是去另外一个学校,如保守的芝加哥大学或斯坦福大学.
给费尔德斯坦在白宫当高级经济学家和顾问的是后来有名的美国财政部长和哈佛校长萨默斯.在没有获得哈佛博士学位之前,萨默斯已经是MIT经济学的终生副教授.在他从白宫回到哈佛后,萨默斯才获得哈佛博士学位,并同时得到哈佛大学正教授的头衔.萨默斯当哈佛校长以后,还是改不了乱说话的习惯.一次,他居然说女生在数学和物理方面的能力生来就比男生差一点点.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哈佛董事会马上任命了一位新的女校长.
中国大学弊病的根源
关于这一点,丁学良分析的最到位.中国大学在1952年以前是与国际接轨的,1952年以后中国开始学习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主要不是办大学,其实质是办高等技术专科学校,这就把中国从20世纪初期以来一个伟大的、本来和国际上最好的大学体制接轨的主流大学传统中断了.
1952年后中国大学的办法就是把所有不同的大学的膀子全部砍下来,把所有这些膀子集中在一起组成一个所谓的大学,然后把所有的大腿也砍下来,把所有的大腿集中在一起,也组成一个高校,然后把所有的小腿也砍下来,把所有的小腿拼起来,作为一个高校,最后把所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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