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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水扁政府以意识形态偏好代替经济法则的做法,使台湾经济不能因两岸直接双向交流而受惠于大陆经济高速增长,严重损害了台湾的投资环境,影响了外商投资台湾的意愿和信心,削弱了台湾经济的竞争力.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2006年12月确认,台湾经济等级为“AA-”,评级展望维持负向,在亚洲经济体中与斯里兰卡并列.相较于香港、中国大陆、越南等陆续调升评级,以及日本、印度等正向的评级展望,台湾评级停滞不前,落后于新加坡、香港、日本而居亚洲第四.
标准普尔同时发出警告,若财政赤字继续扩大,两岸关系没有改善,金融业过度竞争,评级就会进一步调降.
在世界经济论坛（WEF）最新公布的《2006-200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台湾首度跌出10名之外,从2005年的第八名退至第十三名,是历年排名最差的一次,在亚洲的排位也从第二位退居第四位.
美国商会在2006年底发布的《2006年台湾投资报告》中,也从另一侧面对当年台湾经济做出评价：台湾经济称不上太坏,但相较韩国可望达到5.3%、香港的6.4%以及新加坡的6.9%,表现还是落后于亚太地区其他竞争对手.
限制两岸贸易酿恶果
2006年1月1日,陈水扁不顾岛内工商界的压力和两岸经贸发展的客观现实,提出所谓“积极管理、有效开放”的大陆经贸政策,取代2001年8月“经发会”确定的“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政策,沿袭李登辉时代的“戒急用忍”,对大陆经贸政策继续紧缩.
目前,台商投资大陆40%的上限仍未松动.在贸易往来方面,虽然台湾当局迫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加入时的承诺,对大陆商品入台限制有所放宽,但仍有2400多项大陆商品不能入台,大陆观光客入岛也受到诸多限制.
两岸直航进程,因台湾当局一再拖延而未有明显进展.这种以意识形态偏好代替经济法则的做法,不仅直接损害了岛内厂商的利益,影响岛内民众从两岸经贸发展中受益,使台湾经济不能因两岸直接双向交流而受惠于大陆经济高速增长,而且严重损害了台湾的投资环境,影响了外商投资台湾的意愿和信心,削弱了台湾经济的竞争力.
政治斗争不断恶化经济环境
近年来,台湾岛内政党围绕各类选举进行的形形色色的政治斗争开始升级,其中尤以民进党与国民党为执政权的争夺为甚.泛政治化对经济的冲击和干扰不断.
政党斗争不仅反映在日常经济发展层面上,更体现在立法与行政决策过程中,导致台湾政治中“为反对而反对”的现象普遍存在,制约了经济、政治决策的效率.
在这种政党政治架构下,选举是一切政治、经济活动的目标,为选举而随意开列福利清单,为选举而不惜重金买票,为选举而只重政策的短期效应、宣示效应,根本无暇顾及政策的实施效果.
同时,近年来台湾岛内政治贪弊腐化现象更加严重,社会陷入深度危机.民进党上台以来,口头上虽标榜清廉执政,事实上却在着力构筑“绿色”政商关系,导致民进党在短时间内迅速腐化,贪弊案层出不穷.
更严重的是,台湾当局以“安全”、“主权”为名,拖延两岸经贸交流正常化和机制性一体化进展,产业“空洞化”和经济“边缘化”隐忧日增,逐渐失去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良机.
债台高筑,公共支出入不敷出
1999年,台湾财政尚有盈余.民进党上台后,为适应特殊的政治生态需要,对内不断增加社会福利开支,扩大财政补贴范围,扩充政府机构；对外实行“金援外交”,增购军备,导致财政赤字大幅增加,政府债务日益庞大.加之自2001年以来,台湾经济持续不景气,其财政能力赖以提高的基础削弱,财政状况日益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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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台湾当局虽通过加强稽征、调整税种,以增加税收,但全年15643亿元的税收收入,仍不足应付不断增加的支出负担.至当年底,债务余额仍达37000亿元新台币,占前三年度平均GNP的35.9%,预计到2009年,累计债务总额占GNP的比重将达39%,接近《公债法》规定不得超过40%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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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庞大的债务规模,限制了公共财政对经济建设的投资能力,严重影响了台湾当局通过财政手段调节或刺激经济的能力.
税收过度减免侵蚀税基
为鼓励投资和推动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发展,台湾当局将租税减免作为重要的激励手段.1991年《促进产业升级条例》取代《奖励投资条例》,免税范围进一步扩大,减免税额增长更快.至2002年初,台湾累计减免税额已达2400亿元.
2003年1月,台湾“立法院”又通过《促进产业升级条例》修正案,进一步扩大减免税范围.目前,台湾的租税优惠减免已扩大到四个领域,即投资与促进产业发展的租税减免、与土地有关的租税减免、金融领域的租税减免、在台设营运中心的租税减免.
2005年,为适应“投资台湾、布局全球”战略谋划,台湾出台《台商“返国”投资奖励措施》,试图以税收减免,吸引在大陆和东南亚地区投资的台商回流.
由于台湾当局租税减免实施领域过于宽泛,减免税额过度,其税收收入不断下降,严重侵蚀了租税税基,使之成为台湾财政收入的一大黑洞,构成台湾产业和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构性顽疾.
推动两岸政经良性互动
台湾政治生态是否呈现一种良性态势,与岛内主要政党的“两岸关系观”密不可分.台湾经济表现的优劣,也与两岸经贸关系尤其是经济一体化进程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可以说,两岸良性的政经互动,是化解台湾经济困境,促使其政治生态良性发展的有效途径.
台湾政治、经济任何形式与方向的发展,也将对两岸关系的走向产生影响.其实,当前两岸政经关系的一些表象,是两岸政经互动在特定时期的一种阶段性表现,这种表象不能也不会最终否定政治与经济相互影响和促进的规律.
民生决定选票
对“台独”推行者而言,他们的利益在政治、在制造“一中一台”、“台湾独立”,这样他们就可以“名垂台湾青史”.民族感情、国家统一、台湾经济发展、人民福祉,在他们的利益天平上,永远小于“台湾独立”带给他们的“历史荣誉”.
因此,“台独”推行者推行限制两岸关系乃至与大陆分离的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但是,台湾人民的利益恰在于保持两岸和平,积极发展经济,永享太平.
这一利益观在特定阶段,可能由于意识形态及选举形势蛊惑而有所偏离,但最终会形成一种全民性共识.台湾当局与民众的利益博弈是长期的,虽然目前当局可通过制定对大陆政策体现他们的意志.
不过,在台湾现实的政治架构下,当民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时,他们会通过选票来表达自己的利益与意志.“政党轮替”现象不仅仅是台湾政治的历史,更是今后的政治常态.
因此,对两岸政经关系的信念应是：“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千利益,万利益,经济利益是最主要的利益；千关系,万关系,经济关系是最基础的关系；从短期看,政治可以决定经济,但从长远看,一定是经济决定政治.”
经济量变诱发政治质变
事实上,在两岸关系考量中,还存在一个经济的量与政治的质的关系.
经济交流的量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冲破台湾当局设定的政治限制,需要并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关系,而当局的确认只是一种形式与程序.
近年来,在两岸政经分离的交流表象下面,其实隐藏着经济对政治的推动作用,只是政治的变动显得有些被动.从台湾的大陆政策看,每项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尤其是经贸政策,往往是对在技术或政治上无法有效阻止的既成事实的追认.
台湾当局从放宽交往限制到开放工商,从实行试点直航到放宽投资限制,几乎都重复着“禁止－默许－开放”的三步曲,形成“法律跟着政策走、政策跟着现实走”的被动局面.
从“戒急用忍”政策的调整,到“有效管理”政策的失效,都充分表明台湾当局对两岸交流的掌控难度趋大,政策的实际控制力趋于减弱.这也正好说明台湾当局对两岸经贸的限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担心经济的发展会促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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