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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部门经济学源于西方市场经济实践和民主政治制度安排,它是研究经济领域中政府进行公共干预的范围、方式及效应的学科,也是公共财政学的发展和延伸.伴随着市场化改革,中国公共财政从无到有、从理论到实践逐步深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公共财政的职能作用及实现路径需要调整转变.研究公共部门经济学的演进脉络与发展趋势,有助于拓宽视野、开阔思路并推进公共部门经济学的中国化进程.

关键词：公共部门经济学；演进脉络；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F81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7006408

一、公共部门经济学的演进脉络

与其他经济学说史相比较,财政学说史也许更具魅力,因为它更能够集中反映经济学的研究进展.正如Musgrave等所指出的,主要的财政“工具”实际上是由历代伟大的理论家而非财政专家锻造的.从财政学到公共部门经济学以及近四十多年公共部门经济学发展演进脉络,印证了Musgrave的观点[1].

（一）斯密与古典财政学

斯密被公认为是经济学和财政学的创立者,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同时,也标志着财政学的诞生[2].他在该书中单列一篇,专门论述国家财政问题.在斯密之前,英国的重商主义学派提出的贸易差额论、国防财政论以及配第的《赋税论》都在相当程度上涉及到了国家财政问题,但是,从科学和研究属性的角度看,《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则是最早对国家财政进行系统专题研究的著作[3].基于此,斯密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财政学的奠基人.

斯密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上升期,英国工场手工业开始向大工业过渡,增加生产性劳动、扩大资本积累,同时减少非生产性劳动和政府开支,成为增加社会财富的基本途径.其实现机制就是“市场秩序”以及“小政府、小财政”的制度安排.在经济活动主要靠“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君主只有三个应尽的义务——这三个义务虽然很重要,但都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第一,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的个人,使其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设和维持绝不是为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能补偿花费而有剩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绝不能补偿花费”.在政府职能及财政支出范围与规模被严格限定后,斯密财政学几乎等同于税收学,针对当时封建主义苛重复杂的税制、税负不公以及征收机构的腐败等积弊,斯密提出平等、确定、便利、经济的税收四原则,并长期作为西方国家制定税收政策和税收制度的理论指导.李嘉图在斯密基础上建立了古典经济学大厦,他的财政经济思想与斯密一脉相承,同样认为“最好的财政方案是少支出,最好的税收是最少的税收等如果税收落在收入上,即减少私人消费为支出筹集资金,那么国家资本将保持不变；但是如果消费没有减少,税收就会落到资本上,最终导致贫困和灭亡”[4].根植于古典经济学,斯密、李嘉图创立了古典财政学说.

（二）从财政学到公共部门经济学萌芽

19世纪70年代,伴随着“边际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数学、物理等研究手段的运用,一种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代替劳动价值论,以需求分析代替供给分析的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形成,并逐步成为主流.在此背景下,借助于科学分析工具,公共部门经济学中的一些基础理论和思想开始形成.

税负转嫁与归宿理论得以发展.由于税收归宿与边际效用理论联系密切,主流经济学理论推动了税负转嫁和归宿理论的发展,率先在局部均衡下将边际分析运用于税负归宿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马歇尔在古典经济学理论和边际革命理论基础上,建立了一种包含供给和需求在内的综合理论体系,系统分析了税收归宿问题,并将地方税分为“有害的”地方税（使财产没有收益的税收）和“有益的”地方税（使公共状况改善的税收）,认为因地方税率的差异所导致的资本流动与这两者的净额有关,这被认为是税收竞争理论的思想雏型[5].

自1776年,在长达120年的斯密财政学里,财政问题几乎就是税收问题.直到1896年,Wicksell首次将“税收—公共支出”联系起来,由此开创了“维克塞尔—林达尔—马斯格雷夫—萨缪尔森—维克里的纯公共品理论”研究历程[6].Wicksell将边际效用理论应用于公共部门分析,进行公平税制设计,并将边际成本定价方法应用于纯公共品、混合品、公用事业服务和寡头产品等,在衡量公共品供给效率这一难题上,Wicksell创造性地将投票过程作为偏好显示机制,建立了“一致同意”原则下的帕累托公共品供给效率标准,从而成为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渊源.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Buchanan在谈及首次看到尘封已久的《财政理论研究》对他的巨大影响时,赞叹地称为“我是在‘看到光’之后,才经历了知识领域的全盘转变”,Wicksell的微观经济学又被Samuelson称之为“微观经济学王冠上的宝石”[7].但是,无论是在微观经济学领域,还是在公共部门经济学领域,都没有给予与Wicksell学术贡献相匹配的学术地位,正如布朗和杰克逊在评述财政思想史时指出,“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马歇尔—庇古传统是英国和北美公共财政学的特色,但是由于没有讨论预算的公共支出以及完全忽略了集体决策的过程,使得公共财政学的盎格鲁—萨克森传统,与同时存在的斯堪的纳维亚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传统（主要以Wicksell为代表）相比,是存在着差距的”[8].

（三）公共部门经济学发展脉络

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古典财政学都过于偏重微观领域的分析,财政研究局限于税收问题,使得宏观层面的经济问题以及相应的财政支出规模、结构及效应等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直到1929年爆发世界性经济危机以及1933年的“罗斯福新政”,宏观经济问题和财政政策的重要性才逐渐显现出来.在罗斯福国家干预经济实践的基础上,1936年凯恩斯发表名著《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标志着宏观经济学的诞生,从此,政府借助财政政策工具干预经济也就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且政府干预趋于常态化,为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效仿[9].随着政府干预力度的加大以及干预范围的扩大,公共部门规模与范围也随之扩大,单一的市场机制和私人部门的经济模式被彻底打破,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混合调节、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混合配置以及使用经济资源的混合经济开始形成.1938年,Musgrave首次使用“公共经济”一词,并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划分公共品和私人品,完善了“林达尔均衡”[10]；1959年Musgrave出版《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首次使用“公共经济学”一词,随后的1964年和1965年,他又以法文和英文分别出版了《公共经济学基础：国家经济理论概述》和《公共经济学》,Musgrave也因此被称为“公共经济学之父”[11].他的学生费尔德斯坦在2007年《纽约时代》杂志上的一篇撰文中特别指出,Musgrave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将经济学从描述和制度性的课题转化为使用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工具来分析财政税收问题的第一人.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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