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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鹰：1962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美学, 当代文化.已出版专著《中西艺术导论》（2005）、《美学与艺术欣赏》（2004）、《真实与无限》（2002）、《形象与生存》（1996）,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文艺研究》和《文学评论》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一、求真悦学
王国维是开创20世纪中国新学的大师巨子,陈寅恪说：“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王静安先生遗书》）陈寅恪认为王国维的自沉昆明湖是为殉文化精神而死,他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之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一死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王国维纪念碑文》）
我赞成陈寅恪此说,但要指出的是,王国维所要伸张的“自由意志”,是“求真悦学”的意志.他认为,学术的本义是“求真”,而“求真”,不是为功利名义,而是“为学术自己故而研究”,追求“纯粹的知识”；要求真,必须“悦学”,而真“悦学”必须以“坚忍之意志,永久之注意”投身于学问.（《教育小言十则》）对于王国维,“求真悦学”既是人的本质所在,又是人生的至高快乐.他说：“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岂不以其有纯粹之知识与微妙之感情哉!至于生活之欲,人与禽兽无以或异.” 他又说：“今夫人积年月之研究,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或以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此固彼天赋之能力之发展,而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之王之所能易者也.”（《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
“好学”在中国文化中是由孔子开启的一个文化传统.孔子以“君子”为理想的人,而“君子”的一个基本品质就是“好学”：“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孔子自己是实践“好学”精神的典范.王国维的“求真悦学”精神是对孔子开启的“好学”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王国维对学术的自由独立怀抱着崇高的理想,以追求纯粹的知识为治学的真义,因此坚决反对学术的功利化和依附性.然而,他在20世纪初遭遇到的正是学术变成工具、点缀和把戏.他说：“夫然,故今之学者,其治艺者多而治学者少.即号称治学者,其能知学与艺之区别,而不视学为艺者又几人矣?故其学苟可以得利禄、苟可以致用,则遂嚣然自足,或以筌蹄视之.彼等于学问,固无固有之兴味,则其中道而至,固不足怪也.”（《教育小言十则》）王国维认为,“学”的真义就是独立自由地追求真理,而“艺”（术）是对真理的转化运用.“治学”是“求真”,而“治艺”是“求利”.所谓“视学为艺”,就是不以“求真”为学术的根本目的,而以学术为功利致用之术.对学术的取舍以功利为标准,其于学术所得必然是半途而废、似是而非的口耳之学.王国维悲叹：“学术之绝久矣.” 所谓“学术之绝”,是指以“求真悦学”为精神核心的学术文化的衰落.
二、视学为术
在当前的中国文化环境中,“求真悦学”精神的缺失和“视学为术”观念的盛行,形成了中国学术“学寡术繁”的畸形繁荣.就“术”而言,当代学者的“业绩”在王国维之上者数以万计；就“学”而言,当代学者的“建树”能望其项背者比晨星更寥落.“视学为术”的文化环境不仅使学者们在学术活动中急功近利,而且滋生了许多“不学而术”的“新型学者”.“不学而术”有两个特点：第一,“不学”,即这些“学者”轻视和排斥自己的学术专业,实际上中止了学术研究；第二,“有术”,指他们利用自己“学者”的职业身份,运用非学术的技术任意使用自己有限的学术知识,以达到其功利目的.2006年因为在中央电视台讲“论语心得”而“突然走红”的于丹,就是当前活跃在传播领域的一个“不学而术”的“新型学者”.
其一,于丹的“不学”
于丹的“本职工作”是高校教授,并且担任系主任,但同时她是“知名影视策划人和撰稿人”,是京内外众多电视台的“兼职策划”,其中仅在中央电视台,她就在为“50个电视栏目进行策划”,而且她还要“每个星期飞两个省”（谭璐《于丹大众传播之“傻瓜原则”》,《北京青年报》）.如此繁忙,于丹何以有闲治学?
《于丹〈论语〉心得》介绍：“（于丹是）古典文化研究者和传播者”,“出版《形象 品牌 竞争力》等专著多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研究》、《现代传播》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专业论文十余万字”.但是,搜索中国国家图书馆图书目录所见,于丹只出版一部《形象 品牌 竞争力》；搜索中国期刊网所见,在1979-2007年间,于丹只在正式期刊发表了6篇“专业论文”.在这6篇文章中,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是一篇笔谈短文,没有在《文艺研究》上发表的论文,在其校报上发表的论文《从〈左传〉描述的迷信现象看先秦宗教观及其实质》（1989）,是唯一的“古典文化研究”的“专业论文”；而其他数篇诸如《诗意的陨落――关于〈像鸡毛一样飞〉的分析》,实在不能算“学”,而只能是“术”的表现,至少是与她“长期执教”的古典文学无关.关键是,在她既往的所有论著中,都没有孔子或《论语》的影子!
同时,从于丹在央视讲的《论语》看,无论从文字上还是从义理上,她都没有读懂《论语》.于丹最为观众诟病的一个“硬伤”,就是将小学生都懂得的“小人”释为“小孩”.更有甚者,在讲《庄子》时,于丹将孔子说的“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和孟子说的“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窜讲为“杀生而取义”,活活将儒家的“仁义”学说换成“杀生”学说.仅此两例,足见于丹对《论语》对儒学对学问的草率.
其二,于丹的“有术”
于丹向记者“揭秘”她讲《论语》的诀窍时说：“我是研究传播的,在传播学上有一个原则,就是你要永远保持它那种特别简单甚至是傻傻的笨笨的样子,这才易传播,你把它整得特别深邃的话,就传不出去了.再传播的前提就是使它简单、傻瓜.”（谭璐《于丹大众传播之“傻瓜原则”》,《北京青年报》）显然,于丹的传播术不是尊重大众,而是“愚乐大众”.
于丹不仅将《论语》“整得”“傻傻的笨笨的”,而且把主要功夫用在为观众凑故事、找“乐子”上.于丹如是说：“我对《论语》是只言片语、非学理化的阐述等《论语》也可以这样庸俗化地阅读.我没备课,就是冥想,拿着杯水,想如何把《论语》里做人的道理匹配点故事,拿张白纸,这边是一主题词,那边是一点小故事,鼓捣到一起.”（苗炜《于丹：〈论语〉也可以这么庸俗化地解读》,《三联生活周刊》）
怎么写社会科学本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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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讲《论语》,另一个基本手法是“为我所用”地“肢解”《论语》和“改造”孔子.为了迎合时尚情绪,于丹甚至不顾《论语》的“任以为己任,死而后已”的基本精神,一口咬定：“《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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