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开放式发展即以对外开放促进改革、推动发展，它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推动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基本方式。改革开放40多年来，开放式发展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不仅在操作思路上经历了从“拿来主义”到“融入世界”的变迁，而且在探索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实践路径，逐渐形成了四种主要形式：资源引进、国际形势借助、经验理念借鉴、国际规则促逼。
关键词：开放式发展;融入世界;主要形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1]回顾过去40多年的辉煌历程，对外开放无疑居功至伟，它既是改革的一部分，也是驱动改革发展不断向前的重要手段，形成了一种开放式发展模式，不断推动着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一、开放式发展及其源起
开放分对内和对外两种，本文主要指对外开放。新时期的开放与改革紧密结合，共同成为中国发展的鲜明主题。今天，“开放”已成为一种国际发展理念，即建立包容性的“开放型经济”“开放型国家”。但从中国开放的初心看，它更是一种发展方式，即通过对外开放来促进和推动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在改革初期说：“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2]开放式发展成为新时期中国改革发展的主要路径。
具体来讲，开放式发展即通过对外开放，促进内外交流与合作，引进外部资金、先进技术及管理方式，借鉴与学习外部成功经验与先进理念，利用国际资源和条件，借助国际力量等，促进中国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简言之，以对外开放促改革、创条件、谋发展。其中，对外开放是手段，发展是目的，对外开放为发展服务，是推动发展的方式，实现中国的快速发展是对外开放的根本出发点。“开放式发展”是手段与目的的统一。它与“开放型发展”不同，主要将对外开放视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以获取中国改革发展的关键资源、条件甚至动力，侧重强调其作为一种发展路径的“式”的工具性；而“开放型发展”主要强调开放的形态与理念，侧重其作为一种结构形态的“型”的价值性。它与“外向型发展”也不完全一样。外向型发展与内向型发展相对，“是指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商品交换，通过对外经济贸易活动来引导和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3]。它主要是一些国内资源贫乏或内需不足的国家发展经济的方式，核心是通过对外贸易、利用外部市场和资源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常采取“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可见，外向型发展主要是资源输入、产品出口，对外贸易是主要方式，且这种资源主要是指矿产资源等有形资源，而非技术、管理方式、先进发展理念等无形资源。而开放式发展则强调以对外开放促进国内改革与发展，不仅在外部市场与资源利用上主要着重于引进资金、先进的技术、管理方式和发展经验理念等无形资源，培育和发展国内市场；而且目标追求更加广泛，既包括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也包括促进国内改革和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多方面的交流互学互鉴是主要方式。在内容上，开放式发展具体包括五个方面：发展思维上吸取外部思想精华和优秀文明成果；发展举措和机制建设上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和先进方式；发展资源上引进与利用外部资金与先进技术及知识等；发展策略上借力国际发展形势和经贸规则促逼；发展空间上利用国际广阔市场。
开放式发展是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国之所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走上开放式发展之路，乃因封闭僵化的老路已走不通。新中国前30年的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经济社会建设上虽取得了不小成绩，建立了比较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使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国防建设和许多重工业从无到有、不断壮大，一些领域甚至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如“两弹一星”。但经济社会发展效率和质量低，人民“生活水平很低”，“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4]因此，正如邓小平所言，“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4]，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必须对外开放，实行开放式发展。
二、中国开放式发展的历史演进：从“拿来主义”到“融入世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外开放不断拓展和深化，开放式发展不断爬坡过坎，既不断推动着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取得了国际发展史上的大国发展奇迹，也在国内外形势变迁的推动下不断演进。正如学者所说，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历了一个“认识世界、促逼融入世界、主动融入世界和共建美好世界的过程”[6]，亦即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开放到主动开放的转变过程。与此相对应，中国的开放式发展在操作思路上也经历了从“拿来主义”到“融入世界”的两阶段演变。
（一）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拿来主义”阶段（1978—1991年）。
尽管整个改革开放都是一个融入世界的过程，但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被动的融入，是在几十年传统计划经济的实践探索不太成功的情况下开始的。因而，改革初期，鉴于历史教训和中西方经济形势对比，中国开始简政放权，对内放松管制，激发社会活力、搞活经济与社会，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扩大国企自主经营权、鼓励个体经济和乡镇企业发展等等；对外逐步扩大开放，利用国际和平与发展趋势，借助西方资本与技术输出机遇，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设置沿江经济带等等，大力引进外部资金、先进技术、管理方式甚至发展知识与人才等各种资源，助力搞活国内经济社会、促进改革发展。由此，开放式发展主要采取了“拿来主义”思路，对境内稀缺、境外先进的各种有助于激发和推动国内发展的有形无形资源大力引进。这种“拿来主义”因其主要着力点在引进外部资源激发激活国内发展上，对融入世界的认识既不够明确，也不够主动，因而主要是技术性的。当然，“拿来主义”既不是什么都“拿”，也不是一开始力度就很大，而是有选择、有阶段发展的。
（二）第二阶段是1992至今的主动“融入世界”阶段。
随着改革初期的“拿来主义”不断实践，大量外部因素的引入冲击了原有的管理方式和体制。由此，计划经济体制逐渐松动，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开始集中爆发，致使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济社会剧烈波动。而国际上的苏东剧变也使中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改革和转型的紧迫性。中国不仅必须进行更加深入地改革、搞好经济社会发展，才能避免苏东剧变的命运；而且必须进行更加深入地对外开放，以积极开放掌握国际发展机遇、赢得国际主动，才能避免被西方孤立和遏制，继续发展中国、赢得未来。因此，以1992年“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开始积极主动以“融入世界”作为推动开放式发展的思路，不仅相继开发开放浦东、推动全境开放、加大努力复关入世，而且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深化改革开放与推动制度创新、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合作[7]，并在新世纪后加入（世贸组织），建立天津滨海新区、推动自贸区试验与自由贸易港建设、与多国签订双边多边自贸协定、倡议“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举办进博会等，主动降低关税与外资进入门槛，努力加入和推动构建世界多边经贸体制，逐渐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的开放格局，使中国与世界的融合度不断提高。今天的中国不仅与世界高度紧密连接，而且已经成为全球化和世界多边经贸体制的坚定维护者与主要扞卫者。
三、中国开放式发展的形式
（一）资源引进型：对外合作，利用外部资源助力中国经济发展。
利用外部资金技术等资源是开放式发展的基本形式，是对外开放的原初动机。邓小平在改革初期指出，中国这样的大国搞建设主要靠自己，但也“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4]。当然，外部资源不仅指资金、先进技术，也包括先进管理方式与知识人才等。我国首批经济特区的区域选择与功能定位鲜明体现了这一点。1980年，中央之所以批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地建立特区，主要是因它们具备一些优越的先天条件：毗邻港澳台、历史上有海外贸易传统与经验、是侨乡而且海外华人多联系广。[9]这使它们易融入经济全球化，较快引进外部资金、技术、知识等，获取现代化建设资源。经济特区不仅被定位为对外政策的窗口，更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4]。后来的许多开放区域如沿海开放城市、沿江开放带等都沿用了这一定位，扮演着相似功能。通过这种形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努力营造良好投资环境，大力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方式等资源，并充分运用国内充裕、低廉的土地、人力资源等，内外结合，推动了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11]，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制造业基地。
（二）国际形势借助型：分析国际发展趋向，利用国际形势助推中国发展。
随着全球化发展，各国相互联系、融合日渐强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推动着国际形势不断演变和发展。一国要想不落人后，占据国际竞争先机，须能及时洞察国际发展趋向，顺势而为、借势发展。落后地区追赶发展尤要如此。习近平总书记说：“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人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1]中国改革开放就是建立在对国际形势和发展趋向的深入研判基础之上。一方面，改革之初，邓小平深刻洞察国际形势，指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大势，争取和保持较长时间的和平是可能的。[2]中国应抓住机遇，聚精会神搞四化建设，加快发展自己。[4]另一方面，邓小平深入分析后指出欧美各国已非常发达，继续发展需要为资本、贸易和市场找出路[4]，必然要输出资本与技术、开发新市场，中国可以借机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利用全球化深入发展机遇，借助西方的资本、技术输出和市场拓展趋势，不断扩大开放，努力引进资本与技术、加入国际经贸产业链，使中国成为国际产业链重要一环。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使中国赶上了新一轮全球化大潮，顺势而为、借力使力，大大促进了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
（三）经验理念借鉴型：对外交流，借鉴外部成功经验与先进理念推动改革发展。
与聚焦利用外部各种具体资源的资源引进型不同，经验理念借鉴型是将重点转向一般化的政策与发展理念领域，立足中国实际，学习、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先进理念，拓宽改革思维、开拓发展思路、创新发展方式，推进发展战略和政策的优化、调整与变革，充分发挥后发优势，避免发展弯路，促进追赶式发展的更快推进。邓小平说：“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中国谋求发展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4]在邓小平的引领下，中国一直注重在推动改革发展中吸取国外成功经验与先进理念。比如，经济上，我们吸收了市场经济理念，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上，我们接受了法治理念，将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理政基本方略；社会管理上，我们吸收了国外的治理与善治理念；等等。
（四）国际规则促逼型：加入国际经贸体系，借力国际规则促进改革发展。
当下，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贸易自由化深入发展。为保障世界发展稳定有序，建立了一系列全球性、区域性的政经组织，如联合国、欧盟、东盟等综合组织以及世银、WTO、IMF等行业组织。每个组织都制定了各种便利交流协调、促进共同发展的制度机制，组织成员必须遵守相关规则，非成员加入也必须满足一定条件。国际组织规则对现有成员施加了制度约束，对潜在成员设定了制度门槛。通常，能够为成员带来较多发展机会与利益的国际组织门槛也较高，加入他们往往要求一国推进一定的改革与调整，因而能提供一国克服阻力、加深改革的动力和机会，借力国际规则对接促进内部改革。因为巨大的利益前景常能增强一国国内各群体忍受阵痛、克服障碍的意志，加入WTO即如此。WTO以实现多边贸易自由化为宗旨，以市场经济制度为基础，加入WTO能带来广阔的世界市场和巨大的发展资源。因此，许多非成员都努力争取早日加入，并促进了其改革发展。加入WTO也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和深入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为深化改革注入了新动能，加速了国内改革进程[17]，“推动了国企、政府行政和法律体系的改革”[7]，成为中国的“第二次改革开放”[19]。为对接世贸规则，中国入世前后进行了许多政策、体制调整与改革。据统计，中央政府各部门先后清理各种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多达2300多件，地方政府清理的地方政策、法规高达19万余件，使“一些长期难以突破的顽疾”被顺利克服，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20]
尽管四种形式在整个改革开放进程中基本都存在，但并非同时产生。资源引进型和国际形势借助型是在开放式发展的“拿来主义”阶段产生的；经验理念借鉴型和国际规则促逼型虽在“拿来主义”阶段萌芽，但真正积极主动实施是在“融入世界”阶段。这一时期，中国不仅认识到融入世界的必要性，而且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只有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才能掌握国际竞合的主动权，赢得未来。且“南方谈话”也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因此，开放式发展更加积极主动，对外部新理念新规则的接受更容易，能够更开放地借鉴外部理念、理解国际规则，进而趋利避害地运用，推动国内改革发展。
同时，四种形式间也并非各自孤立，而是紧密联系。如资源引进型与国际形势借助型关系密切，国际形势借助型的有效运用能为资源引进提供便利，使其能更好地把握资源引进时机，扩大操作空间；其他两种也与国际形势借助型具有相似的密切关系。资源引进型与经验理念借鉴型也密切联结，经验理念的借鉴吸收往往伴随相关知识、技术以及管理等资源的引进。而国际规则促逼型也与其他三者关系密切，不仅要建立在良好的国际形势基础上，而且常伴随发展理念的吸收与相关技术、知识与管理方式等的引进。
四、结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将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形成开放式发展，即将对外开放视为一种发展手段，以开放“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利用外部资源和条件为国内改革发展的推动与深化创造环境、条件和机遇。过去40多年，开放式发展随着形势和实践的变迁经历了从“拿来主义”到“融入世界”的转换，推动了实践形式的丰富和发展。今天的中国将“开放”作为引领新时代发展的五大理念之一，不仅与世界联系高度紧密，且已成为全球化和世界多边体制的坚定扞卫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郑重宣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将长期坚持对外开放，促进国际合作和共同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的开放式发展未来将不断深化向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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