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工厂1 ――企业1984

最后一个工厂1――企业1984

第四章风波（上）参加完厂长统考，我还没有来得及与学校及同学打声招呼，就在第一时间匆忙赶回企业。因为有了之前的承诺，我必须尽快回单位处理好老职工精简下放的问题。
同班的一女生，是省城一所著名大学管理学院的老师，也跟着追到企业，说给我送新出版的《傅雷家书》，还夹着一张当时罕见的断臂维纳斯的明信片，上面留有她的赠言。
那天，是回厂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们聊起《傅雷家书》。
我说：“听说过《傅雷家书》，但没有读过。”
美女老师说：“这本书大学非常流行。”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伟大的父亲，无论这个父亲是知识渊博的学者，还是一个只知下地耕作的农民，他们一样伟大。
《傅雷家书》的字里行间都洋溢着浓浓的亲情，读着读着就让人对他们的父子之情感怀不已。他们虽远隔万里，但父亲对儿子的牵肠挂肚和无微不至的关心，让人不胜感慨。信中有对儿子学业的指导，更多的是对儿子人生的指引。
美女老师感叹道：“现在很多人都学会了隐藏自己，还有多少人可以像傅雷那样把自己的情感细腻地表达出来？”
她说这话的时候，两眼紧盯着我，似有所指。此时，美女老师像是给一个学生上辅导课，说起傅雷就滔滔不绝。
傅雷先生在信上不仅谈艺术学习，还谈生活恋爱，谈做人，谈修养，甚至儿子写错字，父亲也会郑重其事地指出并耐心分析纠正。
我们又何曾如此跟家里的长辈认真提及这些问题？在学校的生活，父母不知道，也不想让父母知道，更别说恋爱了。
我惭愧地说：“回想自己工农兵学商，每一段经历，都是不朽的财富，但却很少给父亲写信。”
美女老师乐得哈哈大笑，一本正经地说：
“现在你可以补一下课，譬如给你恋人写信啊。”
我跟着美女老师傻笑起来说：“我的对象还在天上飞呢。父母建议我找一个在职职工，夫妻双职工，以便在厂里解决住房问题。”
那时住房问题已是一个社会问题，毫不夸张地说，找房子比找对象难。美女老师觉得不可思议：
“一个堂堂国营大型企业的厂长，怎么会像社会上的普通小老百姓，还要担心什么住房问题。”
我立刻敛起笑脸，严肃起来说道：
“越是厂长，越要为职工带好头呀！”
“好一个讲原则的厂长，真是铁面无私。”
这时她用手掩嘴，好像突然想起什么，马上又补充了一句：
“难怪我姐说你太率真，太讲原则！”
我被她说得莫名其妙，马上问：
“你姐是谁呀？”
她得意扬扬，又神秘兮兮回答：
“她是省武警支队长！”
“哦，我知道了！我们一起执行过任务，她是一个活脱脱的女强人。”我脱口而出。
美女老师笑道：“呵呵，强什么呀！和我一样，连个男朋友都找不到。”
美女老师不动声色的幽默，让我们傻笑了好长时间。
“不开玩笑了，咱们言归正传！”
我带着一种期盼，对美女老师说：
“听说你们大学管理专业很强，我想委托你，帮助我们做一个企业管理推进方案。”
“呵，能为厂长大人服务，求之不得！”
美女老师将手向我伸过来，说道：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
话音未落，我们两个人的小拇指，早已经紧扣在一起……
这时，有人猛烈地敲着我宿舍的门，美女老师想去开，我一把拉住她。
她问我：“谁这么没有礼貌？”
我淡然一笑道：“在厂区，职工就是主人翁。”
我快步走过去打开门，几位职工一拥而入。
其中一位职工怒气冲天地喊道：
“厂长你金屋藏娇，只图自己逍遥自在，还管不管我们职工的死活？”
我估计他是酒喝多了，就示意美女老师：“你先走吧！
回过头，我对职工说：
“对不起，有话坐下来慢慢说。”
这时，早已被职工纠缠着的劳资处长，面露难色地对我说：
“厂长，本没有事，只是刚刚有职工咨询精简下放职工政策，我说这事还八字没一撇呢！”
“没想到这样一句话，不知怎的激怒了他们。”
我见劳资处长说话紧张吃力的样子，马上接过他的话说：
“你不来，本来我也要去找你。全厂60年代初精简下放到农村的职工有多少？”
劳资处长含糊不清地回答：“这个数字很恐怖，估计至少有上千人啊！”
我非常顶真地说：“请你们劳资处会同保卫处，这周给我一个精准的数字。”
劳资处长显露出十分为难的样子：“这批人关系太复杂了。”
当然，这事没有回转的余地，我又补充了一句：“那就分三类―可办的；难办，但通过努力可办的；难办，通过努力还是难办的。”
劳资处长看我与他较劲，大气也不敢喘一口，小心翼翼地说：
“王广舟副书记是分管我们的直接领导，请厂长与他也打声招呼。”
王广舟！一听到这名字，我就气不打一处来，但考虑有企业员工在场，我还是给劳资处长留足了面子，说：
“好，我会与他沟通。但你要记住如今是厂长负责制！”
然后，我回过头对在场的几位职工说：“对不起呀，当初你们为国家分忧，今天我们必须为你们解难。”
最后，我还向职工们再次道歉说：“请给我一点时间，我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一周时间转眼就过去了，我到劳资处找到他们的处长，查点全厂60年代初精简下放农村的职工情况，他竟给了我一个谁都想不到的答案：
“王副书记至今还没有布置给我们这项工作。”我见王广舟也在，嘴里叼着一根香烟，跷着二郎腿还一晃一晃的。我气不打一处来，冲着劳资处长声嘶力竭地吼道：
“我是厂长，我可不可以向你下达指令？”
劳资处长看我不给他情面，他也不是省油的灯：
“谁分管我，我就对谁负责。”
的确，从分层直管的角度，劳资处长的做法本无可指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劳资处长严格按规矩办事应予以表扬。
这时王广舟已经坐不住了，面露得意地说：
“县官不如现管，这样忠诚的干部现在企业见得太少了！”
“什么叫忠诚？请问厂长可否临时交办任务？”
我怒不可遏，抓起劳资处长桌上的一只茶杯，“嘭”的一声，狠狠砸在地上。
王广舟这下坐不住了，站起来对我大声吼道：
“你们吵什么？注意一下我们国营企业的形象，好吗？”
我对王广舟本来就看不惯，见他那副阴阳怪气的样子，一语双关不客气地答道：
“这样的企业形象，早就应该砸烂了！”
我顺势一把将门关上，回过头来质问王广舟：
“今天办公室没有其他人，请问我可不可以向劳资部门布置工作？”
“谁说不可以？至少我管的部门，厂长随时都可以下达指令。但事后应该向我打个招呼，我还是这个企业的党委副书记吧。”
“真的吗？”我单刀直入问道。
劳资处长看我两眼盯着他，这下他急了，马上对王广舟说：“厂长的要求我向你汇报过，但你问我听谁的。”
王广舟皮笑肉不笑地说：“今天厂长在你这里，你说你应该听谁的？”
劳资处长一副委屈的样子，说：“现在我真不知道听谁的了。”
听到这里，王广舟沉下脸，狠狠地训斥起劳资处长：
“不是我当着厂长面说你这人的坏话，你啊！死脑筋！”
劳资处长鄙夷地看着他说：“你以为我的智商，真的像你想象的那么低吗？”
这时王广舟一笑，愈加猖狂地说：
“我说你这么大的岁数白活了。就像我家一条哈巴狗，怎么就一根筋？”
听到这里，堵在劳资处长喉咙的话让他不吐不畅，他干脆捅破王广舟的话背后的那层纸，说道：
“书记大人，我当时对你的话的理解，就是别听厂长的，他算什么东西。”
王广舟脸色苍白，仿佛被人捅了一刀，冲着劳资处长发飙吼道：
“不要狗急乱咬人，挑?芪矣氤Сぶ?间的关系！”
“我猜到你事后会这样说，所以我瞒着你，已经完成了厂长交办的任务！”劳资处长边说边从口袋拿出一份材料，交到我的手上，泪流满面地说：
“厂长对不起，这是我八小时之外为您准备的材料！”
劳资处长说这话时，因为王广舟在场，使得他更加胆战心惊。可能之前我逼得急，而劳资处长又不敢去得罪分管领导王广舟。
我忙打开资料一看，是我厂60年代初精简下放到农村的职工的详细情况，我回过身，紧紧握着劳资处长的手说：
“谢谢你，让你受委屈了！”
王广舟看到这里，冲着劳资处长火冒三丈地说：
“原来你在背后耍我，真不是个东西！”
王广舟说着扭头就走，最后不知向我还是向劳资处长撂下一句狠话：
“我会让你不得好死的！”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我冲着王广舟的背影，向地上吐了一口痰，掉头就走。
一周之后，办公室谢秘书告诉我，劳资处长从办公大楼顶层跳楼自杀未遂，经省城医院全力抢救，命被救了下来，但变成了植物人。
后来，还有人造我的谣说：
“劳资处长是因为工作压力大，被厂长逼死的！”
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个企业中出现这样的人命关天的大事，那是要轰动全国的。
对这件事，省领导做了批示，政法部门的人马上组成了联合调查组，进驻企业进行调查。出乎意料的是，这次调查组竟是由省武警支队长带队。
再次见到这位美女武警，她没有穿警服，见到她时感觉比上次年轻了许多。我主动迎上前去跟她打招呼，她却像不认识我似的。
手中有点权力的女人都有点儿傲慢自负。
望着面前这位身着便衣的武警支队长，我又想起最初有人问我的话，人这辈子最怕遇见的人是谁？
难道真的是他们？据说调查组在厂里，整个调查还是实事求是的，但在调查组听取党委会意见时，王广舟作为劳资处的分管领导，不断给工作组和厂党委施加压力，强烈要求这件事无论涉及谁，必须撤销职务，追究责任，涉嫌犯罪的应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最后调查组意见也?缦址制纾?细心的省武警支队长晚上想约我单独进行谈话，我表示感谢，但又婉言回绝说：
“我的命与支队长相克。”
后来调查组决定集体找我谈话，我当然无法推托。武警支队长亲自压阵，上来就是一阵炮轰：
“不要以为是大厂的厂长，就摆这副臭架子。
“你知道我们是为什么来的，为谁来的吗？
“你这样下去，只会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
我刚想开口解释，她桌子一拍：
“今天你不要给我解释，下面有人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听到没有―”
她两眼向我一瞪，眼神里好像有一种暗示，我心有灵犀马上回答：
“听到了！”
然后，另外一个人拿着一份预先准备好的稿子，像审讯犯人一样，让我跟着他一字一句对下去。我分明成了笼中之鸟，一切任由他们摆布……
最后我向调查组提出一个请求：“既然劳资处长要自杀，估计他一定会给单位或家人留下遗书，建议尽快找到遗书，也许一切就都真相大白。”
美女武警哈哈一笑：“你以为我们像你一样蠢，我们早已找过劳资处长的家属，说是什么遗书也没有！不过，鉴于这件事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再找她谈谈，看看是否有新的线索。”后来调查组走后，这事就搁了下来，迟迟未见处理结果。厂里又有小道消息说：
“那个调查组负责人省武警支队长，与厂长是情人关系。她怎么会将自己心上人，送到牢里去呢？”
还有传闻说：“劳资处长遗书找到了，自杀原因与厂长无关。”
如此等等。这些小道消息满天飞，传到我耳朵时，我也只是一笑了之。
因为我真的不知最后事情真相是什么，何况这些有关我的事件，我自己是无权也无法向职工解释的，一切只能凭良心说话！
但有一点我不能含糊，不能因劳资处长的事情，耽搁我向精简下放职工许下的承诺。对于他们的遗留问题，我必须在今年春节前为他们做好首批安置落实工作。这事对我来说，已经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所以，我又根据劳资处长之前提供的方案，立即召开了企业专题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企业内部流程分工细化方案。
一个月后，我又带队跑到省级主管部门那里汇报工作，结果吃了一个闭门羹――60年代初精简下放农村的职工情况，全省量大面广，情况错综复杂。
意思就是说，这事不是你一个厂能办的事件。回到厂里，经办人员彻底失去了信心。但我不甘心，当晚带了一些礼物，上门去拜访省级主管部门的那位经办人，想以此拉拢并求得他的理解与支持。
第二天晚上，又去拜访了省级主管部门的处室领导。
第三天晚上，我又让司机开着车，去省级主管部门一把手家中拜访并说明情况。如此层层递进，目的就是要得到领导对基层企业工作的支持。
……
最后，省主管领导提出了一个交换筹码的方案―由省主管部门出面协调落实因为企业精简下放在本省的职工安置问题，跨省精简职工的政策落实，各省不一，不是省劳动人事部门的权力。回报他们的筹码是企业每年帮助省主管部门解决职工福利，折合人民币约一百万元。
一百万！?@在当时可谓天文数字。在厂行政班子会议上，我提出企业砸锅卖铁，也不能亏待当初积极响应组织号召，主动减轻企业负担的精简职工。
老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因为省属企业员工来自五湖四海，省外职工占比非常高，现在省内精简职工安置指日可待，那么省外精简职工政策如何落实呢？
苦思冥想后，我以企业的名义向省政府打报告，得到领导批示后，再到具体的主管厅局汇报。那时厅局长架子都特别大，谁都没时间专门听取一家企业的情况汇报。